先睹為快：何道寬未出新譯著《假新聞》的四篇序文

【編者按】筆耕不輟的何道寬教授又一本新譯著已完成數月，等候付梓中。這本題為《假新聞：后真相世界里如何生存》（FAKE NEWS,Living and surviving in a post-truth world）的新書，讀來有趣，契合假新聞泛濫成災的當下信息社會，也為學界研究假新聞現象提供了難得的理論支持。相信其一旦出版，會成為又一本學術暢銷書。感謝同事何道寬教授，在新書出版之前，先將該書的譯序、原序等題跋文字獨家提供給本號，這也給了讀者們一個管窺全豹的機會。

此書中譯本產生的過程也很有趣，用道寬兄的話說，是“中意加三國學者親密合作的又一佳話”。作者朱塞佩·里瓦教授是意大利人，專攻認知心理學、神經心理學，著作宏富，且緊追學術前沿。英譯者德里克·徳克霍夫是加拿大人、麥克盧漢思想圈子的核心人物。正是他牽線搭橋，促成了中意兩家出版社快速完成版權交割，以及中意加三國學者的友誼、互信和親密合作。而且何教授從不用社交媒體，三人往來全憑電郵。最終，此書有了原序、英譯序、中譯序和作者中譯序共4篇序文。4篇文章雖洋洋一萬四千言，但讀來引人入勝，絕不枯燥。

期待此書中譯本早日出版。

網上查到的疑似里瓦新書封面

中譯者序

一、 誰把川普送進白宮

2016年11月，目睹美國大選的亂象、怪相、荒謬，感慨良多，不吐不快。

普選票數不算數，希拉里·克林頓得票65,853,516張，多于唐納德·特朗普的62,984,825張，得票多的希拉里·克林頓沒有當選。怪耶不怪？

怪也不怪，原來美國大選不由選民的普選票決定，而是由間接選舉的選舉人團投票決定。12月，最終的選舉人投票結果是：特朗普304票，希拉里·克林頓227票。特朗普勝出。

特朗普用他的招牌話“假新聞”攻擊政敵，有魔力，給政敵封口，有奇效！而他就受惠于假新聞，他正是假新聞的化身。

特朗普勝選的第一功臣史蒂夫·班農創建劍橋分析公司，該公司就是政治假新聞的重要源頭之一。2016年12月，班農一伙彈冠相慶。可是不久，特朗普與班農反目，炒掉這個高級顧問，因為他自己比班農還班農。班農私底下的議論得罪特朗普；他認為特朗普可能中途下臺，只有30%的機率完成第一個總統任期：要么被彈劾下臺，要么由政府部會首長援引憲法第25修正案，表決通過后強迫他下臺。

2016年12月10日，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舉辦“兩岸四地”新媒體發展前沿論壇，邀請我做主旨演講“誰把川普送進白宮”。我演講的主題是：“美國民主失靈，兼論社交媒體的病毒式傳播”。關鍵詞是：病毒式傳播，網紅，暴民，民粹主義，推特治國，美利堅分裂國。批判的武器是我的四部譯著：《新新媒介》（保羅·萊文森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2014）；《群眾與暴民》（約翰·麥克萊蘭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技術壟斷》（尼爾·波斯曼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烏合之眾》（古斯塔夫·勒龐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我應邀在華中師大、河南大學、深圳大學等地講《誰把川普送進白宮》。在演講的末尾，我都要問：

根據西方心理學的人格理論、弗洛伊德的泛性論和心理分析理論，川普的人格很成問題。人們不禁要問：川普多久才能長大？我們不禁要追問：川普還能撐多久？

誰知道，他竟然撐到了任期結束。誰預料，2021年他竟然叫囂“假新聞”“偷選票”，拒不接受敗選，拒絕交權。這個在任總統煽動民粹搞“革命”，2021年1月6日，暴徒沖擊并攻陷美國國會，差點一把火把它燒掉了。

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開打，川普的幽靈在四處游蕩，亂象少不了。

2024年美國大選，川普可能赤膊上陣，亂象更亂，令人揪心。

可惜，2017年我批評川普時，對假新聞的批判力度不夠。

所幸，2022年，我譯介朱塞佩·里瓦教授的《假新聞：后真相世界里如何生存》，批判特朗普和美國選舉亂象，又多了一件強大的武器，不亦快哉！

二、國際合作的典范

《假新聞》中譯本的面世，成就了中意加三國學者親密合作的又一段佳話。作者朱塞佩·里瓦教授是意大利人，專攻認知心理學教授、神經心理學，著作宏富，緊追學術前沿。

英譯者德里克·徳克霍夫是加拿大人、麥克盧漢思想圈子的核心人物，在多倫多大學退休后轉戰意大利幾所高校。多謝他牽線搭橋，促成中意兩家出版社快速完成版權交割，促成了中意加三國學者的友誼、互信和親密合作。

一年多來，我與里瓦和德克霍夫教授深入交流，決定把《假新聞》這一批判的武器奉獻給中國讀者，推進我們對美國大選亂象和兩黨政治極化的深入剖析和批判。

一個月來，我們決定為這個中譯本寫三篇序文，更新思想、追趕前沿、幫助讀者。無論多忙，我們的電子飛鴻都在一兩天之內往返。我本人不用社交媒體，但我們就像是在聊天室里面對面交談。由于時差，我們的電郵每每往返于北京時間凌晨至清晨、下午至黃昏。有時，我們的交談竟在幾分鐘內完成，仿佛我們的書房就在隔壁或對門，起身幾步就能面對面交談。

除常規的“向導”之外，我賦予本中譯者序兩個功能：（1）推進我近年來對美國文化的思考，（2）表達我撿到《假新聞》這件批判武器的驚喜。

先說《假新聞》。它面向學界和大眾，既陽春白雪，又下里巴人。我們擷取作者中文版序、前言里的一鱗半爪，以明其要：

“本書嘗試為假新聞的討論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觀點。其他指導手冊提供提示和技巧，讓人識別社交媒體里流動的假新聞。與之不同的是，我們分析的焦點是假新聞的認知和社會背景。”

“假新聞成了一個魔幻詞，用于讓論敵封口，更準確地說，當你不知道在辯論中如何取勝時，你就把“假新聞”一詞當作武器。”

“目標受眾指向明確的假新聞在特朗普的當選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取自許多學科的反思被整合在一起了，這些學科有：心理學、認知科學、社會學、計算機科學、哲學、哲學人類學、語言學和傳播學。”

“不追求技術性強，亦不追求太專業，而是意在一切讀者：親子、師生、記者、研究人員或專業人士。”

接著說德克霍夫的中文版序。他的破例長序洋洋灑灑、七千余字、九節論述，內容宏富、思想密集，儼然是正統嚴肅的學術論文，值得我們細讀深思。我們先瀏覽序文九節的小標題，迅速掃描他深邃的學養：（1）為什么假新聞激增？（2）公共話語已然崩解，（3）算法的源頭，（4）數字化正在剝掉語言的意義，（5）字母表和數字是沖突的，（6）所指事物的失落，（7）東西方的數字化轉型，（8）價值危機，（9）結語。

再引用他的幾句原話、略微展開：

“我想要說的是：（1）希望我所謂的認識論危機對中國讀者有趣而有用；（2）為何認識論危機在西方尤其令人不安，在東方引起的不安卻不那么嚴重。”

“假新聞僅僅是當前認識論危機數字基礎的驅動力之一；朱塞佩·里瓦這本書分析假新聞的語境、成因和效應，筆力精到細膩。假新聞的另一種驅動力不那么明顯，卻同樣至關重要：用算法取代意義。”

“全球社會處在兩個時代即文字文化和數字文化的過渡期……量子計算正在處理萬億級的全球參數，使我們擁有一切所指事物、客觀性、共識和粘合力去勸說資本主義：它走錯路了。我相信，即使互聯網使我們“愚蠢”，人類總體上還是足夠聰明的，不至于自殺。”

三、 各章提要

第一章重建現代假新聞的歷史。假新聞有五大特征：被最優化，被人格化，被自動化，用多媒體形式和內容編造、擴散并開花結果，用多媒體形式和內容編造、看上去真實。假新聞比真新聞的傳播速度快6倍，70%以上的假新聞可能在推特上被轉發。。

第二章以“事實”的概念破題，辨析事實、社會事實、制度性社會事實、情景化社會事實、實踐性社群等重要概念。社會事實具有強制力，其強制力源于四個要素：群體與主體社會身份的相關性，論題對主體的重要性和相關性，支持選擇的群體的大小，群體內的沖突缺失。

以此為基礎，這一章揭露特朗普頭號軍師史蒂夫·班農創建的劍橋分析公司制造和利用假新聞的惡行，批判網軍惡棍里的“噴子”、“機器人”和“聊天機器人”。

第三章介紹共享經濟、聰明暴民、去中介化、網紅、后真相等概念，舉例說明假新聞編造和傳播的流程。

第四章細說假新聞的誕生和傳播，社交筒倉對社交網絡用戶的封閉，假新聞的構建機制和條件，借用人格心理學的人格測驗揭露臉書等巨型社交網絡平臺如何建構、濫用用戶的形象、隱私等資料。結論：只要有足夠多的“網軍”就可以讓假新聞混跡人氣高的新聞，社交媒體代表著假新聞編造和分享的理想語境。

第五章分析網民在社交媒體的日常經驗，提倡踐行批判精神。建議分三個層次對假新聞進行斗爭：用制度管制對個人數據的訪問和利用，用事實核查網站識別和抵制假新聞，個人減少對社交媒體的行為依賴、謹慎對待社交媒體的內容、捕捉假新聞特征的信號。作者認為：制度必須監管臉書等大平臺的運行機制，《歐洲數據保護條例》是重要的創新。

第六章“本書結語”再次快速掃描全書精要、重申假新聞的危害、歸納本書靈感的源泉。僅擷取幾句、管窺其要：“假新聞一詞強勢進入了政治和文化論辯，以及我們社交媒體的日常經驗：在今天的意大利，媒體生成的假新聞平均每天600條，每條平均被分享350次。”“假新聞的崛起凸顯，互聯網上抗衡虛假信息的經典性制度堡壘被侵蝕了。對這個問題的關切傳遍全球。”“假新聞對人的誤導長期以來總是存在于政治斗爭中的。”

何道寬

于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

深圳大學傳媒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

2022年3月27日

英譯者序

一年前，我在云端研討會上邂逅里瓦教授，會議主題是數字化與歷史意識。在數字變革激發的心理和社會影響方面，他富有洞見，令我印象深刻。不久我去信請教，幾個星期以后，我們頻繁通信。我們決定合作，更新我三十年前的那本書《思維圖》（Brainframes），講的就是這一變革的早期躁動。我決定重新聚焦，將其奉獻給中國讀者。我還決定翻譯他的《假新聞》，用作我在米蘭理工學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Milan）的教材，課程的意向是研究西方當前的意義危機（crisis of meaning）。為同一門課程，我還翻譯了保羅·貝南蒂（Paolo Benanti）的《偉大的發明》（The Great Invention）和論后真相（post-truth）的另外兩本書：一本書的作者是安娜·瑪麗亞·洛魯索（Anna Maria Lorusso），另一本書的作者是毛里齊奧·費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這兩本書都論述當前極富爭議的問題，非常精彩。這四本書使我的學生獲益匪淺，促成了這門課的成功，最終還可能引起中國讀者的興趣。最發人深省的是里瓦對社會事實（social facts）及其對實踐性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依賴的分析，我稍后在這篇序文里再講。

就假新聞一般語境而言，我想要說的是：（1）希望我所謂的認識論危機（epistemological crisis）對中國讀者有趣而有用；（2）為何認識論危機在西方尤其令人不安，在東方引起的不安卻不那么嚴重。

一、為什么假新聞激增？

假新聞可以回溯至歷史的濫觴期甚至神話。在圣經傳統中，人的墮落始于謊言。亞當和夏娃受魔鬼謊言欺騙，因而被逐出伊甸園。但到了歷史時期，假新聞被何為真、何為假的社會共識淹沒。假新聞有時有效，有時無效。亞伯拉罕·林肯說：“你能在一部分時間蒙騙所有人，也能在所有時間里蒙騙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時間里蒙騙所有人。”

這句話今天仍然對嗎？看來，對也不對，亦真非真。因為互聯網，“人們”的構成變了。首先，人是局地的，也是全球的，因為網絡繞開邊界，把昔日未經測試的大大小小的社群混雜在一起了。其次，“人們”不再是單一的、始終一致的集體，無論在什么尺度上，無論部落、社群、省級或全國的層次上，都并非始終如一，而是和他們所處的地點相關。實際上，人們所在的地面本身就在移動。在局地社群里，地面或聯系人的物理基礎不再是界定人的標準。社群不再完全是局地的。全球恐怖主義證明，恐怖主義不再受地域局限。恐怖主義只需要可靠的即時通信，手機已提供這樣的條件。第三，抵抗假新聞的規范性、自發式、毫無疑問的社會凝聚力正在碎片化，分裂為新部落式的環境了；這樣的環境與信念或“實踐性社群”有更大的相關性，而不是與地方條件有關；朱塞佩·里瓦在本書里對此進行了分析。互聯網提供了雪崩式的有價值服務，同時卻成為社會的迅速消融劑。

當前，全球的假新聞劇增，或是為了刻意誤導人，或是無意之間誤導人。無意之間誤導人是由于假新聞的發送者不太知情。假新聞之所以劇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唾手可及，想說什么都可以編寫、發表和發行。假新聞大規模流通的部分原因是：受眾增多，新聞用戶的平均智力水平卻又降低。意大利網站Fanpage.it.主管（Francesco Piccinini）認為訊息和媒介相比而言，媒介優先，他大概受到麥克盧漢的啟發吧。他強調一種同步現象：形形色色的受眾大增，新聞用戶的平均智力水平卻在降低：“有幾個方面的特征：每條新聞上停留的時間短了很多，理解的水平下降，但受眾面寬得多。最后這個特征不能低估：互聯網使人查閱報紙網頁的人數劇增，幾乎占意大利人口的一半。顯然，你的對象多達3000萬人或少到六七人時，你不能認為，你處理的訊息類型是一樣的；以六七人為對象的新聞是在報攤上出售的。在第二種情況下，六七人構成一個小小的利基，在第一種情況下，3000萬人帶有象征性價值。”

人們自我授權在網上不受約束地傳播自己的意見。數以百萬計的人每天發表意見，理由各異，無論真誠或惡意、可靠或虛假、負責任的確認或自動式的轉發。問題的另一面是，假新聞找到心甘情愿的恒信者去填滿其“共鳴箱”即人的心理環境；在這里，沒有教養、沒有資訊或滿懷惡意者的思想受到歡迎、被圈起來。這就是認識論危機的主要驅動器之一。

認識論研究人們如何建構意義。語言形塑人們如何理解世界，在此發揮主要作用，語言使人相信，他們觀察或思考的對象非常逼近人能達到的“現實”（reality）。作用于語言的任何東西，訊息或媒介都能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認識論在變的顯著跡象是，哲學家和心理學家用許多方式質疑“現實”的觀念本身。“常識”（common sense）是認識論危機的另一個受害者。

二、公共話語已然崩解

看起來，今天的人們不再能達成常識。在全球意義上，這個問題更加復雜，文化、社會和個人議程都不相同。曾經有一段時間，國家和文化內的社會凝聚力完全靠新聞媒體。雖然不同的報紙支持不同的議程，但在同樣的新聞保護傘下，人人都同意各抒己見、求同存異。分辨專業新聞和轟動性小報是比較容易的，聳人聽聞的小報有時被稱為“黃色”新聞。以后，社會粘合劑從報紙轉向電視，理查德·尼克松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形成。電視由廣告的威力即所謂“好新聞”主導，反映了繁榮和凝聚力相當強的時代；結果，大多數人維持了沉默無語的狀態。

今天，所謂大多數不復存在，所謂沉默也不復存在。相反，大多數人從他們的共鳴箱里發出尖叫聲，原因日益顯著了。推特的聯合創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2021年11月辭去行政總裁職位。那個月，暴民攻擊美國國會以后，推特決定禁止特朗普利用這個平臺，多西解釋這個決定背后的問題時說道：“這是個正確的決定，但我驕傲不起來；歸根到底，這是我們提倡健康對話的敗筆。這些問題使我們分裂，限制了我們澄清問題、救贖和學習的潛力。這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一個人或一個企業的力量奪走了全球公共會話的一部分。”

數字平臺為任何人提供機會，無論他是否真正掌握資訊，他都可以接過新聞的采寫尤其新聞的傳播。結果，社會凝聚力迅速瓦解。但假新聞僅僅是當前認識論危機數字基礎的驅動力之一；朱塞佩·里瓦這本書分析假新聞的語境、成因和效應，筆力精到細膩。假新聞的另一種驅動力不那么明顯，卻同樣至關重要：用算法取代意義。

三、算法的源頭

常有人想，算法是晚近的發明，特別與數字變革相關。但實際上，算法一詞可以回溯到9世紀的伊朗數學家花剌子密（Abū ?Abdallāh Mu?ammad ibn Mūsā al-Khwārizmī）及其算法概念……可以回溯到亞當夏娃。按照標準的定義，算法是一連串指令，用于解決一類具體的問題或執行一種計算。稍加引申，算法還有另一層意思：算法是促成行為的信息；所以從觀念上來看，語詞也可以稱為松散的算法。實際上，一切傳播都起到算法的作用，算法就是意義的發軔。感知的信息對身體起作用——亦對思想起作用，那是根據感覺到的情況行動的指令，比如逃亡或搏擊的指令。根據感知指令的緊迫性，感官給予我們的信息是即時的，只需要最低限度的解讀。而數字算法則截然不同，因為算法不需要任何解釋。

語詞是首批獨特的人的算法。在1725年出版的厚重的《新科學》（New Science）一書里，意大利哲學家維科（Giambattista Vico）提出最可靠、最簡單的解釋，說明語詞如何生于簡單的發聲、吼叫和咕噥，這些聲音既伴隨手勢和動作，又是手勢和動作的延伸。

不過，語詞出現和發展之前，感知是指引動物行為的主要算法。了解周圍的環境是基本的生存慣習，對人對動物都是如此。當然，人和動物之不同在于有無語言。這一差異使語言成為我們演化的基礎。在動物的生活中，呼叫、動作或體態有其他動物能解釋的意思，連昆蟲界也是如此。今天我們發現，連植物也能解讀同類的意思，即使它們不是解讀鳴叫，至少是解讀震動、搖曳和晃動。相反,人類把呼叫轉化為語言，以反映和協商人類生活日益增加的復雜性。不過，初期的語詞僅限于直接需要，因此它們的算法基本上與呼叫和手勢的“算法”功能是一樣的。文字濫觴后，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到來了。

口語詞開啟了經驗和解讀的分離，但文字到來之前，口語詞始終從屬于感知——維科如是說。文字使語詞和意義的關系形式化和穩定化，收窄了可能的解讀范圍，造就了一個新的維度，更多地反映科學和一般知識的發展，與科學和知識的發展更為相符。把語言從聽覺轉化為視覺時，言語就從交流工具變為中介工具了。閱讀養成了一種“意識”機器，即內在的心理實驗室，以解決人的生活中更復雜的問題。文字固化辭書、科學論文和哲學里每一元素的意義。如此，書面詞就帶上了感知的算法功能，不僅把這種功能延伸到個人，而且通過成文法、先例記錄、圖書館和文牘，把算法功能延伸到整個社會機體了。

四、數字化正在剝掉語言的意義

然而在今天，數字化可能全然消除解讀，構成威脅，因為它不聚焦于意義，只注重書面詞語的外形，自動翻譯里就是這樣的情況。數字化最富有諷刺意味的效應之一是，在不懂任何一門語言的情況下，數字化竟能翻譯一切語言。數字轉化以及驅動它的人工智能正在顛覆言語本身，進而顛覆解讀意義的必要性，使言語不再是萬事運行之必需。

人工智能是數字文化的先鋒。萬事萬物都匯聚在人工智能上。它正在接管人的一切事務；在社會秩序的管理中，它正在取代意義的地位。對數字運算而言，意義僅僅是配件，偶爾有用，一般來說并非不可或缺。人工智能未必萬無一失，但總體上，和線上混亂的語詞世界相比，人工智能的效果似乎更好。在線上，網民的語言如“脫韁的野馬”，“拼命爭奪”，被用于社會控制的工具，不再是反映真實反映正在發生的事情。“后真相”（post-truth）時代隨之到來，所指事物（referent）和驗證失去方向，社會被強制相信機器，因為它們比肉身的專家效率更高。假新聞和對科學的否定正在摧毀客觀性和常識。人類言語的演化已經從去中介化走向機器的中介：人的交流轉化為算法時，不再需要和語詞關聯的意義，只需要數據采掘呈現的結論。正在發展的認識論危機影響著世界上的一切文化。意義的喪失是認識論危機的根基，人人都低估了這樣的根基。

五、字母表和數字是沖突的

西方陷入計算機和信息和混沌中，因為字母表和數字難以相處。這樣的混亂有一個充分的理由：字母表依戀語言，生成意義，而數碼脫離語言以生成秩序。因此，僅靠積累參數，在如何治療、如何發現、如何斷案上，算法的決定就勝過最好的醫生、科學家和法官，所以算法成了我們生存的最了不起的仲裁者。數字變革正在接過我們的文字遺產，正在生成普遍的信息混亂。

如此，這個轉型期產生了兩個合乎邏輯的后果。第二個后果是，新冠肺炎大流行病擾亂了每個人的生活，使許多人生氣，導致信息流行病（infodemic），而信息流行病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好處。這清楚表現在假新聞和深假（deep fake）的產業化中，另類真相（alternative truth）的猖獗神話和后真相為虎作倀，鼓動假新聞和深假。第二個后果一定程度上依靠第一個后果，它質疑科學證據支持的客觀性本身，導向泛濫的否定論、支持各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宣示：無論權威與否，任何人都可以堅稱所謂“事實”，盡管它與常識矛盾，卻還是有人相信。

如果說文字文化（literacy）支持由單一語言集合的民族共同體（中國的情況迥異，單一的通用文字能團結許多不同的語言，因為漢字不是語音本位的），那么數字算法則相反，它制造分裂，導致社會凝聚力減弱，產生否定科學、無客觀性的意見。西方世界千百年來支持常識的規則、法規和制度的宏偉大廈崩塌，因此，所指事物即核實和批準語詞意義的共同知識不再被調用。危機興起于這樣一個事實：語言正在失去其作用，因為數字算法已然超越語言，不再使用語詞，不再參照意義。

六、所指事物的失落

所指事物是語言科學創建人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語義三角里的第三個元素。他解釋說，一切交流都依靠三個基本元素：符號（signifier）如語詞、文本、手勢、呼叫、意象、語標符號等；所指（signified），即符號接收者腦子里對符號的解釋；所指事物（referent），即現實里或常識（甚至虛構或藝術）里已知事實或思想的存在。無論你如何理解“所指事物”，確保話語錨定在“現實”里的都是所指事物。

忽略所指事物是當前認識論危機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因為這樣的疏忽把語言與其在真實生活里的錨泊地分離。正如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里所示，民粹主義者把語言從服務現實變為服務權力。把語言和真實事物分離開來比單純的撒謊或造假更危險，撒謊或造假也是把語言和真實事物分離，只不過是在較小的個人層次上干這種事情而已。顯而易見的是，特朗普和普京都不關心所指的事物。他們就是假新聞的化身。為了表達一個觀點，他們所需要的或想要人們相信的只有一點：他們的言論和人們如何理解這些言論只要有那么一點簡單的相似就可以了。無論是出于恐懼或敬畏，聽者的質疑不超越符號和所指的關系，他們相信或想要相信強悍說話人的權威。所以，雖然面對相反的、明顯的和在場的證據，聽者也允許自己平靜地撒謊。特朗普和普金都不尊重聽者，不尊重講真話的社會契約。由于這樣做，他們活生生地把語言從其生存的基礎上連根拔起，就像DNA從RNA里被拔出來一樣。

從全球來看，社會面臨言論的劇增，許多言論不再具有客觀性，不再與真實的情況相符。特朗普和普京面對證據撒謊。而公眾對新的語言行為推波助瀾，并不僅僅你是因為這兩人撒謊，因為撒謊的積習和世界一樣悠久，而且是因為他們對謊言的系統性、無控制的戰略性使用，仿佛語言和現實的關系不再是不可或缺的。這種撒謊的做法誘發聽者失去常識的傾向，這一傾向是社會凝聚力末日的肇端，我們知道，其災難性后果不僅見于信息流行病的語境中，更危險的是見于當前的俄烏戰爭中。我們只能希望，這僅僅是文字文化和數字文化間的一個過渡問題，萬事萬物最終會在充分的數字語境中各歸其位吧。

七、東西方的數字化轉型

讀者也許會問，為什么認識論危機在中國不如在西方嚴重。我說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從社會語言學看，漢字的符號和所指的關系不那么直接。中國讀者必然要把對符號的解讀當作認識論條件。漢字教人搜索“字面”以外的意義，因為漢字是語標文字（logogram），其中沒有拼音字母，所以漢語沒有“字面直解的”或“標準的”解讀，只有比較寬泛的貼近的解讀。這要求漢語的讀者大力發揮解讀的作用，挖掘幾個層次的解讀去判斷意義。這可以解釋有些調查的結果：為什么中國人不抗拒“社會信用體系”（Social Credits），而是普遍贊同這一舉措。無論東方西方，社會控制與數字化轉型都是完全一致的，數字化轉型意在了解每個人的一切。社會控制與中國的政治秩序也是一致的。這并不意味著，這樣的政治秩序被無批判地接受了。不過，如果有人本能地不贊同這種秩序，他們的解讀立即會參照另一個層次的相關性，言論在社會意義層次上的相關性。比較而言，西方反疫苗的人不考慮公共利益比如戴口罩或出示疫苗接種證書，他們質疑有關新冠肺炎的一切，除非新冠肺炎對公共衛生構成了真正的危險。

數字化轉型為何在中國比在西方更順利還有一個原因，這個原因和社會文化價值有關。數千年來，優先的天平傾向社會價值，而不是傾向個人價值，這不僅歸因于儒家的思想。當前的政府政策——無論貫徹社會信用體系、控制新冠肺炎大流行或縮小極端貧富差距——都不僅僅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政策，而且是悠久文化價值的結果。數字化轉型進入東西方迥然有別的文化社會語境，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在西方，數字化轉型追蹤每個人的信息，消解了關鍵的文化社會特征，即個人主義。東方的情況剛好相反，數字化轉型滿足并支持社群和人們的相互依存。為什么中國人不覺得社會信用體系“侵犯”了自己，它滿足人們相互依存的需要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隱私并不優先，所以每個人數據的搜集是確保安全和社會凝聚力的手段，而不是使人分割的手段。

八、價值危機

認識論危機不僅關乎意義，而且是價值危機。數字算法不支持民主，也不支持嚷嚷著求民主的個人主義的人文主義（individualistic humanism），這顯然是因為算法使個人淪為空虛的皮囊，不僅追蹤并擅用算法的內容，而且把認知功能外化給智能手機和數字助理。意義的貶值預示經濟價值的貶值。交易工具不斷的非物質化導致通貨膨脹。正如麥克盧漢所言：“通貨膨脹是貨幣的身份危機。”可以肯定地說，甚至貨幣都在失去其所指事物，這見于加密貨幣的高估中，或見于市場價值與生產或服務的日益脫節，或見于非同質化代幣（NFT /Non Fungible Token）的荒誕現象，這種代幣是所有權或開發的無限數字保證（invulnerable digital guarantee of ownership or exploitation）。有了非同質化代幣以后，即使一個平庸的藝術家也能以天價賣出自己的作品，這就意味著，既然是純粹的信息，物體和價值的關系就完全壓制了物體的實質。區塊鏈技術支持的比特幣、以太坊（Ethereum）等加密貨幣使腦袋瓜聰明的人創造沒有所指事物的金錢或價值。加密貨幣的確是更先進的偽造貨幣的新方式。

意義和價值的雙重危機凸顯了當代的脆弱性。否定氣候變化的人、反疫苗的人和深層國家（deep state）幻覺的跡象都表明，語言作為社會紐帶的基礎正在弱化。我們的希望在于，這僅僅是一個過渡期，新的一致性和社會凝聚力將浮現出來，克服文字現實和數字現實這兩種秩序脫節的現象，文字文化的現實和數字轉型的現實脫節的現象將被克服。這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對人的理解和默契而言，語言和算法都是必要條件。緊迫的任務是化解危機，因為核威脅是真實的，全球的社會去凝聚力（decohesion）助長最壞的結果。從技術上看，雖然客觀性和共識正在走向數據分析和算法決策，我們希望的漫漫長程業已過半。緊迫的任務是加速挖掘人工智能和數據分析的潛力，以完成數字化轉型。這可能需要量子計算的加快成熟。

九、結語

在最后一章里，朱塞佩·里瓦對假新聞做了詳細分析，給人啟示。他建議通過制度、網絡和個人三種方式對假新聞展開斗爭。這一章題名“在假新聞世界里生存”，恰如其分，的確是一個生存問題，因為假新聞平時是潛在的殺手，戰爭中就是貨真價實的殺手。如果語詞不再重要，社會就會接受錯誤言論、會吸納愚蠢或謊言，那些言論就會在教義、科學和客觀報導的裂隙里流通，從而逃避我們的反駁。當前和緊迫的危險是，謊言殺人。比如就在今天，俄羅斯軍隊就在殺害數以千計的烏克蘭無辜平民，同時俄羅斯人民又處在媒體的完全控制之下。謊言和假新聞支持的民粹主義遍布全球。這種編造的“現實”強制社會接受，摧毀了規范的一致性，因為在脅迫的體制里，沒有人會信賴任何人。

全球社會處在兩個時代即文字文化和數字文化的過渡期。人類曾經歷過這樣的過渡期，轉折是痛苦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期間兩百年的宗教戰爭就展示了這樣的痛苦；不過，在付出重大的生命和恐怖代價后，人們還是熬過來了。我們也將經歷這樣的痛苦，因為宗教戰爭、大流行病、核戰爭威脅籠罩在所有的苦難之上；最大的威脅是氣候變化，不過所有這些苦難和威脅仍然在人類的掌握之中。量子計算正在處理萬億級的全球參數，使我們擁有一切所指事物、客觀性、共識和粘合力去勸說資本主義：它走錯路了。我相信，即使互聯網使我們“愚蠢”，人類總體上還是足夠聰明的，不至于自殺。

德里克·德克霍夫

2022年3月17日

于羅馬

作者中文版序

什么是假新聞？根據維基百科，假新聞是包裝為新聞的錯誤信息或誤導人的信息。這一定義固然很清楚，但它并沒有讓讀者明白為什么我們需要一個新詞去描繪假新聞。再者，如果用這個定義去區分真正的假新聞、有點像假新聞的新聞、或可以說有合理理由（如諷刺）的假新聞，那就未必清楚了。最后，用維基百科這個定義不可能理解，圍繞假新聞的論辯現在為什么如此流行，又為什么對理解我們社會的變革如此富有洞見。

本書嘗試為假新聞的討論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觀點。其他指導手冊提供提示和技巧，讓人識別社交媒體里流動的假新聞。與之不同的是，我們分析的焦點是假新聞的認知和社會背景。

正如本書所示，假新聞是刻意設計、生成和流通旨在打扮成“社會事實”的虛假信息：對特定的社會群體而言，那是不言自明的信息。換句話說，界定假新聞的不是其虛假性，而是其貌似社會事實的能力，這個事實的證據和其所在的社交媒體的特征有關系。就這些特征而言，那條假新聞對特定的社會群體只可能是真的……

在指引主體人的決定中，事實或社會事實哪一種更重要？社會心理學家早就知道這個答案：社會事實。實際上，這些事實被賦予強制力，絕非偶然，強制力源于每個人的群體歸屬感的重要性。正如本書廣泛討論的那樣，這種強制力和四種因素相聯系：群體與主體社會身份的相關性，論題對主體的重要性和相關性，支持選擇的群體比較大，群體內沖突缺失。

社交媒體出現之前，虛假信息轉化為社會事實也是可能的，但那種情況只發生在專制國家或威權主義國家。一個例子是納粹將其強加于人并使之成為社會事實的雅利安種族的優越性。不過，這樣的轉變非常復雜，既需要政府明顯的支持——在德國，這個任務由戈貝爾領頭的宣傳部承擔——又需要它控制媒體、消除任何異見之源的能力。

社交媒體的出現急劇地簡化了社會事實的生成。但仍然有一些的約束：

（1）假新聞的建構意在反映社群成員的目標、興趣和人格；

（2）足夠多的社群成員看到了假新聞；

（3）社群成員沒有注意到，新聞是假的；

（4）社群里的其他新聞和假新聞的內容不太抵觸。

紙面上，這些條件似乎難以實現。實際上，正如我們將在本書看到的，情況并不是這樣。相反，社交媒體的特征使這些條件比較容易達成。比如，社交媒體的建構正是為了容易分析用戶的興趣和行為。通過他們的興趣和行為，重建他們的人格就成為可能了。

但假新聞的出現僅僅是輔幣的一面。

一方面，社交媒體的出現容許社會事實的生成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歷史上，社會事實的控制是社會制度的主要目標。率先實現社會事實生成潛力的是“共享經濟”的玩家，比如優步（Uber）和愛彼迎（Airbnb）。它們自稱是大型社交網絡，利用社會事實使自己的成員獲得職業頭銜——優步的“司機”相當于出租車司機，愛彼迎的業主相當于房東，他們不必經過制度的認證，也不受制度強力約束。

另一方面，一種新職業人物——“網紅”——的出現成為可能了。他們的人氣歸因于圍繞自己建構社交網絡并得到認可的能力。從存在論的觀點看，這是一種相關的變化。社交媒體出現之前，社會參照的模型是擁有這些品質或技能的人物：我是著名的足球手，因為我擅長踢球；我是著名的演員，因為我擅長表演；我是著名的模特，因為我既漂亮又優雅。相反，在社交媒體世界里，社會參照的模型也可以成為著名人物，只要能吸引一幫粉絲——他們就可以成為網紅，成為名人。

總之，假新聞的出現僅僅是重大社會變革的征兆之一。在我們社會里，社交媒體越來越重要了。本書的目的是澄清這些過程，勾勒一套策略，保護我們自己免于假新聞的重大影響。

朱塞佩·里瓦

2022年3月16日

作者前言

幾個月來，一個新詞“假新聞”進入了政治文化論辯。根據特雷卡尼（Treccani）意大利語詞典，“假新聞特指通過網絡傳播的消息”，不僅能被用來描寫社交媒體上流傳假新聞故事，還被用作指控對手的一切都不對的武器。意大利事實核查網站（Factcheckers.it）創建人、新聞記者加布里埃拉·雅格梅拉（Gabriela Jacomella）告訴我們：

假新聞成了一個魔幻詞，用于讓論敵封口，更準確地說，當你不知道在辯論中如何取勝時，你就把“假新聞”一詞當作武器。簡言之，這是反射鏡子：如果你說的話我不同意，我就指責你編造假新聞[Jacomella 2017, 39]

然而，假新聞卻成了我們社交媒體日常經驗的特征。“一號人類高速公路”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僅在意大利，至少有90個網站的編輯目標正是編造假新聞。大多數假新聞并非完全是虛假的，但它們以扭曲的方式呈現事實，其明確取向是支持有偏見的主題，試圖在讀者中造成仇恨和厭惡。這些網站每天大約生成600條假新聞，每條假新聞被分享的次數平均為350次。

到2017年，這個被分享的數字當然更高了。比如，到2017年11月，臉書刪除“DirettaNews.it”的頁面，這個被刪除的報紙網站的粉絲多達300萬人，用戶多達5，800萬人，都是意大利人。阿爾貝托·納德利（Alberto Nardelli）和克雷格·西爾弗曼（Craig Silverman）報告[2017]，該網站關閉前的一年里，《意大利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在同一時期的文章被分享的次數高達450萬，《蘋果日報》（Stampa）文章被分享的次數高達350萬。

為什么要編造假新聞？原因有二：或為了賺錢，或為達成共識。

大多數這樣的網站編造假新聞的原因很簡單：賺錢。實際上，假新聞用點擊誘餌（clickbait）的方式，通過廣告使編造者賺錢。《連線》（Wired）介紹唐納德·特朗普競選時活躍的馬其頓假新聞網站[Subramanian 2017]，2016年8月至11月，這些網站平均盈利將近16,000美元，比馬其頓人的平均年收入高出371美元。

再者，在閱讀本書過程中，你將看到，假新聞很大程度上被用來給政治沖突定向，影響選舉投票。尤其突出的是，根據許多評論，目標受眾指向明確的假新聞在特朗普的當選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然而，盡管文化、傳播、經濟、政治出現了重大的變化，對假新聞的研究尚未成為科學研究的有限對象。這個論題新異而復雜，需要橫跨傳播、計算機科學、勸服心理學、認知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技能，致使學者們僅僅是從邊際上去考慮這一現象。

如果不了解現代假新聞的具體情況，不了解假新聞與傳播、社會建構、互動過程的聯系，要理解這些過程引起的變革就有困難，如何與假新聞作斗爭也是困難的。

本書的終極目標是回答以下三個問題，絕非偶然：

（1）“假新聞”一詞僅僅是界定“虛假信息”（disinformation）過程的一種新方式嗎？須知，“假信息”的誤導長期以來總是存在于政治斗爭中的。

（2）如果不是新方式，什么樣的技術機制和心理機制使其降生和擴散成為可能？

（3）最后，我們如何自衛，不受假新聞侵害呢？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將假新聞放進一個大的理論框架，這個框架與社交網絡觀念有關，與我們的社會身份建構過程有聯系。稍后我們將更清楚地看到，取自許多學科的反思被整合在一起了，這些學科有：心理學、認知科學、社會學、計算機科學、哲學、哲學人類學、語言學和傳播學。

為了理解假新聞的特征和影響，我特別要參考兩個領域的研究。

（1）“網絡科學”。這門新學科的目標是理解社會聚集的特性及轉變方式[Barabasi 2004; 2011; Buchanan 2003; Christakis and Fowler 10 2009]。

（2）“賽博心理學”的反思。這是心理學的一個新領域，其理論背景是認知和傳播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和人類工程學（ergonomics）。我們尤其關注賽博心理學的目標，參考了幾種英語的科學期刊：《賽博心理學、行為與社交網絡》（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計算機與人類行為》（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融合》（Convergence）《新興傳播》（Emerging Communication）《計算機中介通信》（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計算機交互》（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在場：遙控機器人與虛擬環境》（Presence: Teleoperators and Virtual Environments）《技術心理學》（PsychNology Journal），以及意大利文的網站《鍵盤》（Qwerty）。

賽博心理學的目標是分析新媒介包括社交媒介激活的變革程序。新媒介心理學的目標是研究、理解、預測和變革程序的激活，程序激活的源頭是新傳播媒介的互動[Riva 2012]。

最后的結果是這本書，視野宏闊，卻不追求技術性強，亦不追求太專業，而是意在一切讀者：親子、師生、記者、研究人員或專業人士，他們面對滿世界的假新聞，需要弄懂何為假新聞，知道如何與假新聞作斗爭。

這樣一本書不會偶然到來：它是長期孕育的結果，始于我的博士論文。實際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研究新媒介，指引我的朋友是卡羅·加林貝蒂（Carlo Galimberti）。我尊敬他，感激他。

與卡羅一道，我先在米蘭天主教大學交流互動和新技術實驗室（LICENT）獲得經驗，然后又在這所大學的傳播心理學中心（Center of Psychology of Communication）從事研究。

我發現傳播心理學和文化心理學，這要歸功于路易奇·阿諾利（Luigi Anolli）的好奇心和智慧。他的指導和宏闊的學養推動我拓寬視野和研究興趣。和朋友盧西亞諾·甘貝里尼（Luciano Gamberini）和安娜·斯帕格諾利（Anna Spagnolli），我分享在國際期刊《技術心理學》和幾項歐洲研究工程的經驗。

我還要感謝尤金妮亞·斯卡比尼（Eugenia Scabini）、克勞迪奧·波西奧（Claudio Bosio）、恩里科·莫利納利（Enrico Molinari）和亞歷山德羅·安東尼蒂（Alessandro Antonietti）。從讀博開始，他們伴隨我的大學學問生涯，給我支持和忠告。

我要感謝我的同事和朋友安德里亞·加焦利（Andrea Gaggioli）、彼得羅·西普雷索（Pietro Cipresso）、丹妮拉·維拉尼（Daniela Villani）、西爾維亞·塞里諾（Silvia Serino）和斯特法諾·特里貝蒂（Stefano Triberti）。我和他們切磋本書的許多主題和論題。

最后要感謝我的家人，感謝父母埃米尼奧（Erminio）和恩里卡（Enrica），感謝兄弟安吉洛（Angelo）和格拉齊亞（Grazia,，感謝我的妻子和女兒法布里齊亞（Fabrizia）、瑪蒂娜（Martina）和阿里安娜（Arianna）。他們將陪伴我的人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