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之前是堯舜，那考古發現的石峁人怎么解釋？DNA揭中國人族源

夏朝之前是堯舜古國時期，這個歷史事實恐怕沒有人會提出質疑。特別是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兩大國家級科技攻關項目的成果公布，夏朝中晚期都邑在河南偃師二里頭、堯都在山西臨汾陶寺的結論得到了考古學界的一致公認。

可以說，山西的陶寺遺址和河南的二里頭遺址在絕對年代、地理位置、內涵、規模上，與史書記載中的堯舜和夏朝主要活動區域和時空架構都十分契合。

龍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遺址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考古學上劃分為早、中、晚三期，其中：在中期時（前2100—前2000年）陶寺受到了來自晉西南和豫西三里橋文化（有虞氏文化遺存）的強勢入主，并分別形成了中期和早期兩處王族墓地，與文獻記載中的舜繼堯位相吻合。

二里頭遺址作為夏朝中晚期都邑，絕對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在陶寺晚期（前2000-前19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陶寺遺址被外來勢力毀滅。雖然二里頭和陶寺之間至少存在著一百年以上的空白期，但放在大的時空框架內，堯舜古國之后是夏朝這一基本事實，依然得到了印證。

所以，考古工作者基于二里頭的夏文化屬性的基本認識，開始致力于尋找夏朝早期的文化遺存，以補足夏朝考古的空缺。如：介于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早期之間的河南新砦文化遺存，就被認為與夏文化存在繼承關系。

而在河南登封告成鎮發現的王城崗遺址中的龍山文化遺存，時間上又早于新砦文化，文化基因上呈現出早期夏文化的身影，出土的戰國時期文物頻現“陽城”字樣，表明至少在戰國時期，人們就已經稱呼這里是“陽城”。

這與史籍記載的“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在時間和空間上再次形成了吻合。由此，夏朝和堯舜之間的時間缺環也基本被王城崗遺址和新砦遺址補上。

然而，就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先后公布登封王城崗遺址、新密新砦遺址階段性研究成果后不久，石峁遺址這個Bug橫空出世了。

位于陜西榆林的石峁遺址，地處陜西省最北部，隔河毗鄰山西，早在1958年，陜西省在開展文物普查時就已經發現了石峁遺址，但當時僅局限于一處小城遺存和一處烽燧，考古隊稱之為“女王墳”。

直到2012年，考古工作者對石峁遺址開展大規模正式發掘后，才赫然發現原本不起眼的石頭城面積居然達到了400余萬平方米。

這是個什么概念呢？我們來做個橫向對比：有堯都之稱的陶寺遺址面積為280萬平方米；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的良渚古城面積是290萬平方米；承載著第一王朝夏朝都邑的二里頭遺址總面積是375萬平方米，這個三個聞名遐邇的文化遺址，都不及石峁之大。

驚嘆于如此大規模的遺跡，石峁遺址考古的當年，就被列為了“世界十大田野考古發現”以及“二十一世紀世界重大考古發現”。

然而，驚訝還不止于此。2019年，科技人員對石峁遺址進行碳14絕對年代測定時，得出石峁的時間跨度是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左右。

也就是說，在堯舜到夏朝這個時間范圍內，石峁遺址是目前已知的國內規模最大的城址。

當然，在大一統時代尚未來臨之前，森嚴的禮制和等級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在超出堯舜乃至夏朝勢力范圍之外的地方，存在一個超大型古國遺址，也并非不可能。

有不少學者試圖從史書記載中，破譯石峁族屬之謎，歸總起來，大體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籠統說。將石峁遺址理解為黃帝部族的都邑，或干脆說是北狄的都城，認為這是黃帝后裔在陜北地區所建都邑，其中融合了北狄文化因素。無論是黃帝還是北狄，都是一個十分寬泛和籠統的概念，并非特指某個族群，畢竟華夏各族都可稱之為黃帝后裔，所有中原之外的地區都可泛稱為西戎、北狄、南蠻、東夷。

第二種，夏朝早期都城說。從時間上看，石峁遺址剛好位于二里頭遺址之前的數百年，從規模上看，這里也的確是一處大型都邑，且在地理位置上同“禹生西羌”的傳說契合。從考古發現上，夏朝標志性文物玉璋，在石峁也找到了源頭。

第三種，共工族群說。這一說法根據《史記》“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和《山海經》“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的記載，認為石峁遺址是被堯擊敗后北逃的共工族群所建。

這三種觀點都各有一定依據，但自身也存在一定無法解釋的邏輯漏洞：

如果石峁是戰敗北逃的共工族群所建古國，那么為何逃亡族群能在與堯同時代的公元前2300年建立規模遠超后者的龐大遺跡？有這樣的人力物力實力，還需要逃亡嗎？

同樣，如果石峁是夏朝早期都邑，那么又如何解釋夏朝與堯舜居然共存了近300年，且實力更強大的夏后氏反而要聽命于晉南的堯舜政權？事實上，同一文化族群在遷徙過程中，必然會在沿途留下文化遺跡，但陜北的石峁遺址和豫西的二里頭遺址之間長達千里的地理區域內，并沒有這種文化過渡。

而石峁后續的考古發現，更讓我們陷入了困惑。

首先，考古發現顯示石峁遺址并非孤城，在石峁遺址所在的陜西榆林地區共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4446處，在環繞石峁遺址周邊，形成了金字塔般的四級聚落結構。

這些聚落無論是石砌城墻結構、墓葬形式都與石峁遺址雷同，猶如縮小版的石峁古城，大的面積可達50-100萬平方米，小的則為1萬平方米。

不僅如此，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研究也顯示，石峁遺址周邊的次級聚落如木柱柱梁遺址、神圪垯梁遺址、新華遺址、寨山遺址等，與石峁城內人群具有較近的母系遺傳聯系，對于這一點，我在下文中會細說。

這些都表明，石峁的政權組織形式，絕非簡單的酋邦方國，而是進入了國家文明前夜，甚至在社會組織結構上已經超越了堯舜代表的國上之國政治，與二里頭中央王朝統御地方的政治結構接近。

其次，石峁遺址出土石器中檢測到711個淀粉粒，說明石峁已經進入以種植小麥為主的穩定的農業文明時期，同時發現的還有上萬只羊骨。正是農牧混合經濟模式的發達，支撐起了石峁龐大的聚落人口和經濟實力，可以營建出總長10公里的內外石制城墻，和當時獨一無二的馬面、角臺等防御設施。

在與堯舜和夏朝早期近乎同時的中國北方，存在一個巨無霸般的軍事政權，卻在史書當中沒有只言片語的記載。地理阻隔顯然并不能解釋這一現象。因為石峁遺址內的玉文化因素明顯承襲自浙江良渚遺址，表明在龍山文化時期，跨越多個地理單元的文化互動早已存在。

而晉南陶寺遺址發現的雙鋬陶鬲、斂口甗明顯來自石峁遺址，說明二者間也早有文化互動，堯舜族群是很清楚在北方存在另一個強大的政治實體的。

這就讓我們陷入困惑和不解，為什么石峁呈現出的文明形態如此發達，卻不被史書所載呢？即使是夏朝以后流傳下來的文獻，也將夏朝的活動區域記載為晉南和豫西，而從未提到過陜北。

陶寺之所以能被發現，得益于史書中頻頻提到堯都平陽在汾水；二里頭之所以能被發現，也是徐旭生先生基于夏朝中心在以崇山為中心的伊洛一帶的歷史記載。

但石峁的發現，卻純屬偶然，如果沒有考古發現，我們甚至不知道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如此強大的政權。

石峁人究竟是什么人呢？DNA檢測給出了權威答案。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付巧妹團隊在對石峁遺址和晉南地區172例仰韶時代晚期到龍山時代的古人類進行線粒體DNA檢測后，得出：

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陜北地區本地早期人群；石峁城周邊同屬于石峁文化的人群不僅有文化影響，也有人群互動（基因傳承）；石峁文化與陶寺文化有關人群具有較近的母系遺傳聯系；石峁人群相比于其他已知的仰韶和龍山時代的黃河流域古人群，對現代北方漢族可能有更大的遺傳貢獻。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事實：

石峁古城并非黃河中下游人群北上所建，這也就否決了所謂石峁人是戰敗北上的共工族群的推測。在石峁政權存續的四五百年時間里，北至陜北周邊，南至陶寺為中心的晉南，都知道石峁的存在，并且與石峁存在基因遺傳關系。而且石峁對現代北方漢族中國人的遺傳貢獻更大，表明石峁人無論是時間上還是人口數量上，都優先于包括陶寺在內的黃河流域其它的政權。

放在大的地理框架內來看，如果把堯舜和后來的夏朝政權視作南朝的話，那么石峁政權則完全稱的上是同時期的北朝。只不過，出于以中原為中心的偏見，加上后世的夏商周皆在中原立都建國，導致史書選擇性地無視了石峁的存在，讓后世誤以為當時只有堯舜禹這一條主要的文明演進脈絡。

但從線粒體DNA的結論來看，石峁人對中國人特別是北方漢族的族源貢獻反而更大，換言之，或許，石峁原本才是夏朝之前更為正宗的華夏政權。

當然，這個華夏政權并非是早期的夏朝，理由上文已經說過。二里頭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包括石峁、陶寺在內的諸多文明的影響，比如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就繼承自石峁，但不能據此就認為石峁和二里頭分別是夏朝的早期和晚期都城。

事實上，石峁所處的獨特的農牧分界線，在為華夏文明吸納西來的青銅工藝的同時，也憑借超強的軍事城防，抵擋著任何可能南下的外族勢力，這也解釋了夏都二里頭、商都殷墟、秦都咸陽普遍流行“大都無城”的筑城結構，唯獨公元前2300年的石峁卻筑造了遠超當時攻城能力的軍事防御設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