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沒崛起前，夏朝頻繁遷都究竟在躲什么？考古解讀夏朝獨特體制

商朝在中國歷朝歷代中的遷都次數，堪稱高頻。據史書記載，“殷人屢遷，前八后五，前后遷都一十三度”，在商湯之前，商族遷徙8次，商湯之后，已經成為華夏正統的商王朝又再次遷都5次，前后共計13次。直到盤庚遷殷后，商朝的統治中心才固定在今天的河南安陽一帶。

但實際上，考古發現的商朝遷都情況遠不止于此。除了地處伊洛平原的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外，在殷墟以北還發現了洹北商城，時間上要略早于殷墟，暗示盤庚所遷都城最早可能在洹北。

商朝頻繁遷都的原因，在文獻記載當中或與洪水有關，或與王室權力爭斗關系密切，總體而言，可概述為：遷都是為鞏固王朝統治而采取的舉措。

與商朝相比，夏朝統治中心的變更同樣頻繁。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結論：地處洛陽偃師一帶的二里頭遺址正是夏都斟鄩的遺存，河南省也在這里設立了夏都博物館。

按照《史記》的說法：“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太康是夏族群的第三任統治者，也是夏朝第二位真正意義上的君主，從第二任君主到末代君主，都以斟鄩為都，如此看來，似乎夏朝的都邑很穩定，并沒有存在頻繁遷都的情況。

但考古發現似乎并不支持這一記載。最新的碳14測定的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750年，和大禹所生存的龍山文化末期之間存在200年以上的時間差，所以，二里頭無法支撐起從太康（大禹孫子）到夏桀400余年的跨度。

不僅如此，二里頭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之間，也不存在直接的繼承關系。考古研究表明，二里頭文化的形成，是多支考古學文化融合的產物，不少考古專家都戲稱二里頭是最早的“移民城市”。而以夏商周斷代工程為首的專家學者也普遍承認，二里頭不是夏朝最早都邑。

接下來我們再把史書記載當中的夏朝都城情況做個梳理。

夏朝的奠基者禹，都邑共有三處，分別是：陽翟、陽城、平陽；啟建立夏朝后，先后立都鈞臺、陽翟；太康、仲康居斟鄩，相遷都帝丘，少康又先后遷陽翟、原，杼遷老丘，中間又有數位君主都城不明，孔甲時又遷都西河，直到夏桀時遷回斟鄩。

上文中，咱們已經說過二里頭遺址（斟鄩）的絕對年代無法上溯到太康這么早的時期，那是不是意味著文獻記載有誤呢？其實不然。

夏商周三代時期，一個政權從故地遷徙到新地后，通常會沿用舊稱，比如商朝就有多個亳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大禹后裔于河南杞縣，故號杞國，在隨后的500多年時間里，杞國先后在山東新泰、寧陽、昌樂等多地遷徙，每到一處依然稱杞。

斟鄩的情況同樣如此。《史記正義》在探討斟鄩地望時，曾提到“斟尋在河南，后蓋遷北海（山東）也”。所以，即便太康、夏桀都曾以斟鄩為都，也并不代表是同一個地理位置。何況，斟鄩不僅是地名，同時也是族名，這一點很關鍵，下文中我們會詳細敘述。

僅從流傳下來的文獻粗算，夏朝的遷都次數同樣有七八次以上，并且這種遷徙情況從建夏前一直延續到了夏朝滅亡。都城作為一個政權的政治中心和軍事防御重地，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果不是遭遇特殊情況，遷都往往會遭到各種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

那么夏朝如此頻繁的遷都，究竟是在躲避什么呢？

縱觀中國歷史，一個政權遷都無外乎三種情況：一是躲避自然災害，二是躲避軍事威脅，三是出于擴大統治區域的需要。

夏朝建立在成功治理洪水的基礎上，所以，文獻記載中從未將夏朝的遷都與躲避洪水聯系在一起。而夏朝所面臨的軍事威脅共有兩次，一次是夏初時來自東夷集團的后羿、寒浞，另一次則是夏末時崛于河北一帶的商族。

太康失國是夏朝遭遇的第一次統治危機，來自東夷的后羿“入居斟尋”，并且“因夏民以代夏政”，先后扶持了傀儡君主仲康和相，此后，后羿的寵臣寒浞又殺后羿和君主相，正式取代夏朝。

后羿和寒浞的亂夏，前后持續約40年，相之子少康在諸侯支持下反攻夏邑，遷都于原，恢復了夏朝統治。

商族崛起則是夏朝面臨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統治危機。不過，商族全面形成對夏朝的軍事威脅，已經是夏桀二十三年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夏朝不僅能輕易調動九夷之兵討伐商族，甚至還囚禁商湯于夏臺。

而考古發現也顯示，在二里頭文化二、三期之時（前1705年到前1635年），河北的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還沒有發現以較大都邑為中心的遺存，上百處遺址散落在武安、涉縣、磁縣、永年及邯鄲多個區域，表明此時的商族群還處于游移不定的遷徙狀態，沒有形成固定的統治中心，與二里頭300萬平方米的宏大基址相比，商族實力還十分弱小。

所以，能迫使夏朝遷都來躲避可能的外部威脅的時間，只有太康失國時的40年，以及夏桀二十八年到三十一年商湯伐韋、顧進而取夏邑的4年時間。無法解釋在少康中興到商朝崛起之間這段夏朝統治的強盛時期，為何依然在頻繁遷都。

但如果我們把建夏之初夏后氏的政權組織情況同夏朝遷都情況做一個對比，就會發現：夏朝獨特的體制結構才是導致它頻繁遷都的根源。

夏朝脫胎于堯舜部落聯盟時代，當時的華夏政權結構，是擇一國為共主，其它方國共同組成松散的聯盟體制，以團結起來對抗來自東夷、三苗以及洪水的威脅。

所謂的堯禪位于舜，其實只是將華夏集團的共主地位讓渡給了有虞氏，而堯所在的陶唐氏國君位置依然由堯的兒子繼承，舜禪讓給禹時，同樣是這種情況。

于是，史官筆下的堯舜禪讓，就出現了這樣一幅奇怪場景：“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舜、禹的“避”，并不是謙讓，而是因為他們所在的部族成為新的天下共主，但并沒有成為原共主所在族群的最高首領，不得不另擇一地營建新的政治中心。

所以，《呂氏春秋》曾言“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余國”。

夏朝的建立，只是將原本應該由諸侯輪流坐的天下共主地位固定給了夏后氏族群一家，而堯舜以來諸侯萬國的局面并沒有發生多大變化。

而夏后氏之所以能夠打破華夏、東夷兩大同盟集團輪流執政的局面，根源在于大禹通過治理洪水，構建了一個以夏后氏為首的姒姓內部小同盟。

《史記·夏本紀》記載：“禹為姒姓，其后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斟灌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除了這些同姓氏族外，大禹還通過聯姻等方式，同異姓的涂山氏、有仍氏建立了同盟關系，這些族群的聯合體就統稱為夏族群。

上文已述，斟鄩不僅是地名，同時也是族名，《史記》中的斟鄩氏、斟灌氏就都是族名。所以，當后羿取代夏政時，當時在位的君主仲康和相父子還有空閑去征伐淮夷、黃夷，而寒浞殺后羿和夏君主相后，也不得不繼續出兵，先后“使其子帥師滅斟灌”，“伐斟尋”。

這恰恰說明，所謂的夏朝，并非拘泥于一地一城，君主流徙到哪個同盟族群，那么這個族群就會成為名義上的新共主。

下面我們先用史料記載來佐證這一結論。

《竹書紀年》記載：“羿入居斟尋，帝仲康七年陟（死）。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九年，相居于斟灌。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帥師滅斟灌。少康自有仍奔虞。伯靡自鬲帥斟尋、斟灌之師以伐浞。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元年丙午，帝（少康）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十八年，遷于原。……桀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尋。”

夏朝都城的每一次遷徙，都沒有超脫夏族群聯合體的范疇：為少康逃亡提供庇護的，是少康之母所在的有仍氏（姻親同盟），少康對寒浞的反攻，則依靠的是斟尋、斟灌氏（姒姓同盟）。直到夏桀發動對商湯的軍事進攻時，依靠的依然是九夷之師和昆吾氏。

而在夏族從衰落到中興再到衰亡的過程當中，始終沒有見到夏后氏本族的身影。說明夏后氏在夏族群聯盟當中，并不具備超然的實力。夏朝君主依附斟鄩氏，那么斟鄩氏所在地就成為夏朝的都邑中心。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考古發現。

大禹立都的陽城，經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論證是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這里也的確發現了始建于公元前2100年的大城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在陶器器型上存在關聯。

不過，王城崗遺址總面積只有30萬平方米，同早于它的堯都陶寺遺址（280萬平方米）以及晚于它的新砦遺址（100萬平方米）、二里頭遺址（300萬平方米）都不在一個體量。

即使是同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其它遺址相比，王城崗遺址也并沒有體現出王都應有的氣質。用時任二里頭考古隊長許宏教授的話說，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一二百年的時間里考古學上看不到與傳世文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

所以，夏朝都城的頻繁遷徙，實際上是在姒姓聯盟內部所進行的輪流“執政”，依然是堯舜部落聯盟時代體制的殘存和縮影。

不同的是，堯舜時代某一個氏族成為宗主后，它的首領自然而然會成為新的天下共主，而夏朝的情況卻是宗主地位在姒姓族群間傳遞，但最高首領卻固定在了大禹直系子孫當中，這種特殊體制，頗有點像古代日本國家中央機構在不同幕府將軍中傳遞，但名義上的君主，卻只能固定在天皇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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