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滅亡這么大事，商朝為何只字不提？考古：商湯滅的不叫夏朝

商湯滅夏，在西周以來的文獻記載當中已是板上釘釘的事。

在西周推翻殷商統治之初，周公即在“殷遺多士”的誥令中提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用商湯滅夏告誡貴族吸取教訓。

此后，無論是《呂氏春秋》《史記》還是戰國諸子百家各自的學術著作，都系統記述了商湯滅夏的細節過程，比如《墨子》還特別提到了商湯在攻城前，“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從而破壞了夏都城墻，得以順利進入。

這說明，夏朝的覆滅，在當時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的春秋戰國時期，史學大家們似乎還“記憶猶新”。

但如果我們想要找到更直接的文字證據，比如商朝本朝的記載，卻變得十分困難。按照《尚書》的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說明商朝時是有專門的史書典籍的。

由于出土的甲骨文已經是一種十分成熟的文字，那么我們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商朝為了有效管轄廣袤的疆域，必然同樣有另一套成熟的文書系統來傳遞政令，以及詔命諸侯出征。

所以，商朝能夠用來記述當時歷史事件的文字，就至少有了兩套：一套是給活人看的，也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用于傳遞政令、編寫典籍、記錄功績的文字系統，包括布帛文、竹簡文以及金文；另一套則是給鬼神看的，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甲骨文。頗有點像古埃及圣書體、僧侶體、世俗體三種字體的使用方式。

司馬遷寫完《史記》的2000多年后，甲骨文才被人發現，但《史記》當中記載的商王世系卻能與出土的甲骨文相互吻合，說明商朝的確有記述本朝歷史的史書流傳后世，并被司馬遷家族所看到。

但可惜的是，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所有關于商湯滅夏歷史事件的記載，最早只能上溯到西周以后，均屬于后世追記，其中不可避免會摻雜編撰者主觀上的篩選和篡改，可靠性要打個折扣。

難道是因為商朝距今太過遙遠，所以文獻資料沒能保存下來嗎？

就布帛、竹簡兩種載體而言，想要歷經3000多年不被破壞、腐蝕并被人發現和成功釋讀的概率微乎其微。這也是我們通常解釋商朝沒能留下直接文字資料的主因。

不過，除了布帛、竹簡外，商朝還有另外兩個極佳的保存載體：金文和甲骨文，一個刻寫在青銅器上，另一個則刻寫在龜甲上。

雖然出土的商朝青銅器無數，發掘的甲骨卜辭也有15萬片之多，但就商湯滅夏這個重大歷史事件而言，卻依然沒有只言片語，甚至“夏”作為一個曾經存在的政權專有名詞，在殷商金文和甲骨文中，都沒有出現過一次。

商朝之前，中國存在一個廣域王權政治實體，這個是不爭的事實，這里就不過多贅述了。那么作為占卜和祭祀用途的甲骨文，究竟有沒有必要提到一個已經滅亡許久的前政權呢？

甲骨文中曾多次出現了商湯的名字，被稱為“成”“唐”或者“大乙”、“天乙”，并且商湯受到了后世商王的隆重祭祀，但如果脫離文獻只看甲骨文，我們并不知道商湯具體干了啥，有什么功績。

不只是商湯，其他同樣被隆重祭祀的上甲、祖乙等殷商先君先王，也只能看到祭品數量，而無法得知他們具體事跡，我們只能從祭品數量和祭祀規格來判斷這位被祭祀對象的地位高低。

這主要是甲骨文載體字數所限，不可能像后世王朝祭祀開國皇帝那樣恨不得把先帝所有做過的大事都寫進去大書特書一番。

既然商朝史書不容易保存，而甲骨又是用來占卜祭祀而非記載歷史的，是不是就意味著我們很難從中找到跟夏朝有關的蛛絲馬跡了呢？

其實不然。《禮記·表記》曾提到了商朝的獨特禮儀制度：“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正因為甲骨文的祭祀用途，所以，夏朝作為被商朝推翻的前政權，歷代夏朝君主就成了殷人眼中的鬼神，那么他們會不會作祟報復商王，就成了商朝人十分憂心的事情，祭祀夏朝或者夏后（夏朝君主稱后），就成了可能。

按照這個思路，臺灣歷史學者蔡哲茂、大陸學者王寧都將研究重點放在了甲骨文中有沒有可能出現任何一位已知的夏后上。

但可惜，正如上文說的那樣，甲骨文中雖然發現了“夏”字，但所表達的是人在烈日下之意，而代表政權含義的“夏”卻并未見到。

不過，甲骨文在祭祀時卻頻頻提到了一個叫“西邑”的名詞。

在甲骨卜辭中，出現過東土、西土、北土概念，但卻沒有“東邑”“北邑”“南邑”等詞匯，所以，“西邑”的出現顯得十分突兀，在史書當中，商朝也沒有“西邑”這個地理單位。

“邑”在夏商周時期有兩層意思：第一是指國都；第二是代指王朝。比如“洛邑”、“大邑商”就是這種用法。

可惜，甲骨文受限于文體和字數，并沒有透露太多細節，我們僅能從“貞于西邑”“西邑害”“侑于黃尹，貞：侑于西邑”來判斷，西邑是一個與黃尹關聯的事物，如果不定時進行燎祭，可能會加害商王。

那么這里的西邑就絕不可能單純是一個地理名詞了，它更像是一個政治實體或某個能與黃尹相提并論的特殊群體的概稱。究竟是哪層意思呢？

清華大學對此前內地盜掘出土的戰國楚簡（簡稱《清華簡》）進行釋讀后，在其中找到了“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尹念天之敗西邑夏”，“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等內容。

《清華簡》雖然同樣是周代的產物，但未經秦漢以來的史官篡改，其中又包含了很多戰國罕見而甲骨卜辭常見的特殊虛詞用語，說明《清華簡》在編撰時，有著原始的資料來源，很可能見到過商朝傳下來的直接或間接文書資料，可信度較高。

那么這個時候我們把甲骨文中頻頻提到的“西邑”與《清華簡》記載的“西邑夏”以及“湯”、“尹”這兩位歷史人物聯系起來，事實就很清楚了，甲骨文中的“西邑”說的正是我們所熟知的夏朝。

既然商朝文書和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都提到“西邑”，說明商朝人的概念中把被自己推翻的政權叫做“西邑”，這也難怪我們很難找到夏朝的蛛絲馬跡，更別提商湯滅“夏”了。

但說到這里，又出現了新的疑問：“西邑”究竟是不是商朝人的它稱，換言之，夏朝人會不會把自己的王朝稱為“西邑”或者“西邑夏”？

從商周兩個王朝分別自稱“大邑商”、“大邑周”來看，夏朝的“西邑夏”似乎很對應當時的習慣用法。不過，“西”這個詞并不符合正統王朝的自稱原則。

對于一個自認為是天下之主的政權而言，即便自己的都城不在中原地區，也不會自貶為“西方之國”（張獻忠的“大西”政權是個特例）。比如商朝人有時候會稱呼自己為“中商”，周武王滅商后馬上宣布“余其宅茲中或（國）”，都強調了自己居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

在早于夏朝的堯都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者發現了用于測量地中的圭尺，顯然，自認為自己是天下之中的概念，在堯舜時代就已產生。夏朝統治者如果自稱“西邑夏”，的確不符合邏輯，更合理的應該是“大邑夏”。

考古發現，也印證了這一推測。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結論，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夏朝晚期都邑斟鄩。而結合《清華簡》“（商湯）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來看，斟鄩似乎可以和西邑劃上等號。

目前已知的早商都邑偃師商城、鄭州商城都在二里頭遺址的東方，從地理方位來看，商朝稱夏都為“西邑”合情合理。

不過，二里頭遺址卻并沒有任何改朝換代的跡象。

首先，碳14測定的二里頭絕對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20年，其中宮殿建筑和宮廷禮制發端于二期（前1680—前1610年），到三期（前1610—前1560年）、四期（前1560—前1520年）時，二里頭遺址宮殿規模依然在擴大，還出現了多重院落。從二期到四期，二里頭聚落的人口在不斷增加，貴族群體和服務于貴族的手工業作坊依然存在，四期時制作的青銅器愈發精良。

而偃師商城的碳14測定數據最早一組在公元前1600年，這也是夏商周斷代工程認定的夏商分界年。也就是說，在偃師商城建造時，6公里外的二里頭遺址依然在大興土木，并延續到了商朝已經建立統治后的數十年，絲毫看不出王朝興替的跡象，更別說《墨子》提到的慘烈攻城戰了，因為二里頭根本沒有外城墻。

正是考古發現和王朝興替間的低關聯跡象，導致考古工作者對夏商更替的時間點產生了巨大爭議，有的主張夏商興替發生在二里頭二、三期，有的主張發生在四期晚段。

其次，在不晚于二里頭四期時，鄭州商城最早一批宮殿也開始建設，伊洛平原地區從二里頭文化主導的時代逐漸進入了二里崗早商文化時代。

但這個過程十分漫長，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在鄭州商城成為中原地區主導過程中，有著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不同區域不同程度的重合。直到新鄭望京樓、滎陽大師姑等二里頭城邑隨著鄭州商城的營建而被改造成具有商文化特色的城邑后，二里頭遺址才徹底喪失中原地區的主導地位。

簡言之，二里頭都邑性質的喪失，經歷了緩慢的時間過程，如果把公元前1600年作為夏商分界點，那么這個過程至少在50年以上，這并不符合商湯通過暴力手段攻滅夏朝的歷史事實。

既然二里頭并沒有發現像陶寺遺址那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人骨，那么它也就不可能是夏朝滅亡之地，不存在被商朝燎祭的條件。

所以，甲骨文中的“西邑”和《清華簡》中的“西邑夏”群體，并不在二里頭。

事實上，《左傳》當中曾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夏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桀克有緡以喪其國”，這段記載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指夏桀攻克有緡導致天下諸侯離心，繼而失去諸侯擁護而亡國；第二層意思則是指夏桀在攻打有緡時，故都被攻克，情況頗有點像紂王調主力攻打東夷時國都空虛被周武王攻克。

但不管哪一種，都說明夏朝滅亡時以夏桀為首的夏朝統治族群并不在伊洛平原的二里頭一帶。北大歷史教授孫慶偉曾推測：“有夏一代，很有可能是實行‘兩都制’甚至‘多都制’，一方面固守豫西地區的陽翟、陽城、斟尋等都邑，與此同時在其他關鍵地區建設新的據點”。

再結合上文，我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夏桀因主持有仍之會（今山東濟寧南）而駐蹕西邑，又因攻打有緡（今山東金鄉）而率兵向魯西進發，結果西邑被商湯攻克，夏桀被迫順流逃亡南巢（今安徽一帶）。

至于故都斟鄩（二里頭遺址）和晉南故地（東下馮遺址），商湯及其后世之君采取了懷柔政策，通過營建偃師商城、鄭州商城、東下馮商城等大量據點，最終完成了對夏朝原控制區域的全面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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