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興國需要何種人口政策？

“人口眾多是科技發展的優勢而非劣勢，在市場規模和人才數量上保持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輔以強大經濟實力的支撐，中國的技術乃至科學將快速進步，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強化和鞏固中國的經濟地位。再加上恢復民族自信心，在全球經濟達到均衡之后，依靠加速規模和集聚效應，中國很可能成為世界經濟和科技的中心，把人類文明推向新的高度。鑒于中國不斷惡化和難以逆轉的低生育率趨勢，建議立即全面放開并盡早鼓勵生育，把養育更多身心健康的孩子作為科技興國的戰略基礎。”

（本文2014年7月21日以標題《科技興國需要何種人口政策》發表于《財新網》）

2014年6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會議上強調(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9/c_1111056694.htm），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這個重要講話表明科技興國已成為我國進一步發展的戰略重心。鑒于此，本文分析科技發展中的人口因素，并探討何種人口政策才有助于實現科技興國的理想。

01

(一)中國科技近代為何落后了?

如習近平所言，中華民族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為世界貢獻了無數科技創新成果，對世界文明進步影響深遠。維基百科的詞條“歷史性發明時間表”（Timeline of Historic Inventions）列出了人類有史以來共133項重大發明。這些發明中，15世紀之前有78項，其中30項出自中國，占38%，遠超其他可比的地域。然而，15世紀之后的55項發明卻無一出自中國。為何中國能創造輝煌的歷史，到近代卻落后了？

我們從科技的本質來探討。科技在很多人心目中被神化，其實它只是用來解決供給匹配需求的方法；科技發展則是創新更好方法的過程。創新空間越大、創新效率越高的社會，發展科技的能力就越強。

一個社會創新空間的大小取決于：1）人口規模——人口更多的社會中，供給和需求的匹配更多，激發更多方法；2）交流性——內部之間交往更多，供給和需求的匹配更多，激發更多方法。3）多樣性——行為與觀念更多元的社會中，容易出現更多異質方法，張大創新空間。

一個社會創新效率的高低取決于：1）科技素質——即智力和技能，智力有先天成分，但技能可后天提升；科技素質更高的社會容易找到好的方法。2）文化——更勤勞、注重成功、重視知識的社會容易找到好的方法。3）機制——更易優勝劣汰的環境中，勝出的方法更好。

科技進步是一個從均衡到變革再到均衡、不斷積累的螺旋式上升過程。所謂均衡是指在可交流的范圍內，不同地域的技術水平的差異趨于穩定。打破均衡的是變革，即帶來體系改變的技術突破。早期人類社會按使用工具可分成石器、青銅、鐵器等時代，后期按生產方式則可分成游牧、農耕、工業、信息等時代；區分這些時代的標記就是技術變革。變革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更易發生在有利的環境中。根據交流程度的不同，變革會從發源發地逐步向外擴散，再又形成新的均衡。

中華民族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語言相通、勤勞、尊師重教、追求世俗成功，其平均智商被歸為世界最高之列。這些在人口規模、交流性、科技素質和文化上的優秀特質是科技發展的核心優勢，也是中國在技術上曾處于先進地位的背景。但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卻出現在西方，哪些環境因素有利于這些變革發生在西方而非中國呢？下面從影響創新的空間和效率各方面來比較。

1) 人口規模——雖然中國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但作為一個文明并無人口優勢；中國在地理上遠離其他主要文明。而巴比倫、埃及，波斯、希臘等古文明雖不像中華文明這樣一脈相承，但它們之間存在相當的交流和傳承關系，承載著這些古文明的地域上的整體人口規模超過中國。

2）交流性——中國自秦以來的天下一統保持了良好的內部交流性，但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和地緣政治的變化，歐洲與近東、中東及后來的美洲不斷有人員接觸和思想碰撞，提升了整個區域的交流性；西方近代科學發展就深受伊斯蘭科學文化復興的影響。

3）多樣性——中國的天下一統雖在內部保持了交流性，但降低了多樣性。而歐洲國家林立、競爭激烈，內部在政治、經濟、文化、語言上千差萬別，呈現了觀念和行為的多樣性。

4)科技素質——中國歷史上的聰明才智多用于關注社會倫理，而非探索自然或發展科技；要不是因為現代科技的興起而回溯歷史，張衡、祖沖之、宋應星等會默默無聞。而歐洲的科技教育早就萌芽，后逐步普及。

5）文化——中國有重技巧輕理論的傾向，雖技術精良，但未產生完整的科學體系。西方宗教曾阻礙理性思想和科學進步，但也激發了尋求終極真理的熱情和動力，教會及其衍生的教育和學術機構更是發現和傳播知識的重要場所。到后來，社會認同科學價值、推崇科學探索。

6）機制——中國的科舉制度讓平民精英能進入國家管理階層，但也左右了他們的人生追求。歐洲各國當年紛紛成立科研機構，逐漸演化的法律和商業制度提供了良好的競爭環境，教育、出版和專利等制度則確保了科技知識的傳播和對創新的保護。

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的興起，打破了原先的均衡，讓西方開始遙遙領先于世界。不管上述有利因素作用多大，像其他變革一樣，西方近代的突飛猛進是一個脫離歷史常軌的奇跡，所以更值得反省的不是變革為何沒有發生在中國，而是中國為何遲遲沒有追上。對此，習總書記提到，明代以后，由于閉關鎖國、夜郎自大，中國同世界科技發展潮流漸行漸遠，屢次錯失富民強國的歷史機遇。這是智慧之言。閉關鎖國隔斷了與外部的交流性，阻礙了新興技術向中國擴散，其傷害性可從規模效應來理解。

規模效應是指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內部交流性越高，規模效應越大。若把世界當成一個整體，不同地域之間的交流性是整個世界獲得規模效應的前提。即不同地域相互交往，讓需求跨區域匹配，產生的方法在各區域推廣應用，從而產生額外效益，最終讓各區域受益。閉關鎖國割裂了本國與外部的往來，損失的是外部規模效應，即本國如果參與世界循環將呈現的規模效應中分攤給本國的部分。

在外部世界突飛猛進時，閉關鎖國所損失的外部規模效應更加突出。工業革命最初只發生在英國南部，但逐漸擴展到整個歐洲和北美，其影響也波及滿清朝廷。如果當時中國統治者不把科技看成奇技淫巧，而是敏銳認識到其背后的意義，打開國門，積極主動地參與世界科技進步的過程，中國可能像日本一樣更早走上現代化道路。

由于科技進步的過程非常復雜，各環節緊密相扣、相互促進；某個社會一旦占據先機，其領先地位將是全方位的且具有巨大慣性。哪怕贏得先機出于偶然，領先者最終領先的范圍之廣和持續之久，也容易讓落后者誤以為領先者擁有不可戰勝的先天優勢。中國要在科技上追趕并超越西方，必須在心理上打破這種錯覺，真正認識到中國自己的優勢和危機所在。

02

（二）人口規模對科技發展的影響

在科技進步從均衡到變革再到均衡的螺旋式上升過程中，需求是根本性的動力。人口眾多醞釀各種需求，是科技進步的基礎性優勢。人口增長會催生新的需求，激發更多供給,壯大創新空間。近代數次技術變革都與人口增長息息相關。

始于1760年代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原因之一就是英國人口增長迅速（Thomas，1986；Simon，1994）；從1700到1820年的120年間，英國人口增長了155%，遠高于西歐其他地區的55%。英國的煤炭開采就源自對柴木短缺引發能源危機的擔心。始于1860年代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標志是大規模工業化生產，即由眾多人口支撐龐大的產品和勞工市場；從1860至一戰前的1913年的53年間，美國人口從3184增至9570萬，增長201%，而歐洲則從1.758增至2.61億，僅增長48%；這期間，美國超過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大國。在避孕手段還未普及的年代，技術提升后的社會又可支撐更多的人口；人口增長與科技進步互為因果。而始于1980年代的信息革命則離不開全球化。在全球化下，各個獨立的經濟體融合演化為一個人口規模更大的循環體系，讓產品、技術、資本、人才在全球流動。這些變化提高了世界范圍內的交流性，產生前所未有的規模效應，促使互聯網等各種技術突飛猛進。

早期的技術突變常發生在邊緣區域，因為這些處于反差之中的區域呈現更大的多樣性。比如，大航海時代就是由歐洲邊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等開創。但隨著技術體系中積累的成分不斷增加，新的技術突破越來越需要積累的基礎。比如，沒有發達的半導體和軟件產業，互聯網就不可能生根發芽。因此，技術突變會越來越集中出現在擁有更大人口規模的中心區域。近百年來，主要的技術突破都來自發達國家中人口最多的美國。

技術變革促進經濟發展，改善科技素質、文化和機制，從而提升創新效率，這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技術進步。在這種不斷的自我強化下，近代西方的科技、經濟、軍事全面領先中國。由于西方任何單個國家的人口都少于中國，有人誤以為人口規模對科技發展不重要，甚至把人多當成劣勢。其實，西方各國的科技進步是在整個西方范圍內產生的，這個體系的人口比中國少不了太多。更重要的是，西方在技術變革取得先機后，其優勢的自我強化導致效率大幅提升。特別是，現代教育、科研和商業體制的成熟，讓知識和技能從點滴似的傳授和改進變成全社會系統化的傳播和積累、促進了效率的飛躍。這種知識傳播大幅提升創新效率，促進科技進一步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閉關鎖國隔斷了中國的外部交流性，延緩了科技知識向中國傳播，拉開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這突出體現在教育普及程度上。如表1，普魯士、法國、美國在1870年的小學入學率皆超過65%，而中國1935年的入學率僅有22.1%（胡鞍鋼，2003），到1955年也只有53.8%（劉英杰，1993）。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士兵的識字率不到10%（張瑞德，1993）。在現代科技知識的傳播上，中國與西方近代的差距更大。

表 1 歐洲主要國家和美國近代教育普及情況

國家

強制教育實施年份

1870年小學入學率

普魯士

1763

67%

奧地利

1864

40%

意大利

1877

29%

英國

1880

49%

法國

1882

75%

美國

各州不同

72%

注：數據來自Soysal、Strang（1989）

比起后進社會，一個跨入更高技術階段的國家，哪怕人少得多，其效率的高超就可具壓倒性優勢。但當新的均衡在充分交流下形成后，人口的規模優勢又會起決定性作用。近代數百年內，強國崛起的順序印證了這點。在16至17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都僅有數百萬人口，依靠海外殖民和貿易崛起為世界強國。到18至19世紀，英國、法國和德國等人口數千萬級的國家憑借科技和工業革命所增強的國力成為強權。而20世紀的超級大國則是人口數億的美國和蘇聯。在強國更替的過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國家步入正軌崛起，前面人口較少的強權則會被邊緣化。

在處于相同技術階段的各國競爭中，人口多出50%所形成的規模優勢難以撼動。雖然決定博弈結局的因素很多，包括國際間的合縱連橫，但人口是國力的根本，人口增減常常比土地增減對國力的影響更大。

法國和德國長期處于相似的科技發展階段。在拿破侖時代，法國人口比整個德意志多出約20%，是其中最強大的普魯士的兩倍多，當時法國的勢力在歐洲首屈一指；到兩次大戰時，德國人口比法國多出60%，整體勢力就強于法國。二戰戰敗后，德國的東普魯士被割讓，當地的德意志人口被整體西遷。西德雖只擁有之前德國39%的土地，但繼承了近80%的人口, 在經濟快速恢復后成為西歐頭號經濟強國。1990東德并入后，統一的德國比之前的西德，面積增加44%，人口增加25%，如虎添翼而成為歐盟的中流砥柱。

在1980年代，蘇聯總人口略多于美國，雖科技水平較低，卻在軍事和政治上可與美國爭鋒。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繼承了前蘇聯76%的土地和51%的人口。盡管面積依然比美國加歐盟還大，但不到美國一半的人口讓俄羅斯在軍事和能源科技之外處于競爭劣勢。除地緣后果外,烏克蘭的梳離對俄羅斯的傷害最根本的還是人口的損失。如果俄羅斯自己能增加相當于烏克蘭的4500萬人口，那近1.9億人口的俄羅斯在經濟、科技、和軍事力量上，會比現在的俄羅斯和烏克蘭相加更強，且內部還不存在語言和認同的差異。

由于交流性的增加會強化規模效應，人口規模優勢在信息時代更加突顯。被美國通信委員會前主席Reed Hundt認為揭示了互聯網內在機理的Metcalfe定律稱，網絡的價值與使用者數呈加速關系：使用者人數越多，網絡對單個使用者的平均價值越高。在農耕時代，人口多一倍，國力也只大一倍，因為一般人活動范圍僅幾百平方公里，個體的平均交往頻度和質量不會隨人口增加而提升。但在信息時代，經濟達到均衡后，人口多一倍，國力強不止一倍，因為通訊和交通的便利讓個體之間可直接交流和來往。人越多，個體的平均交往頻度和質量越高，社會復雜度越高，規模優勢對競爭力的強化作用就越突出。中國目前經濟增長遠快于西方，說明雙方在經濟上尚未達到均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口的規模優勢還未充分顯現。

03

（三）人口眾多是中國科技發展的優勢

地理、政治、語言、文化等把世界區隔為不同的區域單位，而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和沖突，始終是人類面臨的主要矛盾之一。在現代世界政治框架下，主權國家是最自然的區域單位，也是世界博弈的主角。外閉內通的地理環境和共同的語言文化，使中國成為一個天然的整體。現有人口規模讓中國在軍工、通信和交通等基礎性行業上，通過內部循環就能保持足以維持競爭力的規模效應，確保了中國在政治和安全上的自主性。而且，擁有眾多人口的國家更容易在世界博弈中獲得壓倒性優勢而享受額外收益。

產業競爭是科技競爭的重要體現。由于內部交流性高于外部交流性，很多產品的競爭首先在區域內進行。人口眾多的國家容易形成更細分、更多樣化、競爭更激烈、規模更大的市場。在13億人的中國，很稀奇的創意產品，哪怕萬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形成13萬人的市場，催生一個行業。對于成熟的產品，龐大的市場能容納更多參與者，讓優勝劣汰下的勝出者更強大。而且，龐大的本土市場可讓本國企業在全球率先達到規模效應，實現盈利，并嘗試和發展先進的技術，再逐步占領海外市場。

在發達國家中，美國人口最多。龐大的本土市場培育了大批美國企業，憑借本土成功所積累的先進技術和雄厚財力，走向國際市場成為跨國公司。因為信息產品的生產成本幾乎不隨市場規模增加，規模效應在信息產業中尤為突出。同樣得益于龐大的人口規模，美國的生物醫藥技術遙遙領先。一種藥品的開發需投入5到20億美元（Adams 和 Brantner，2010），而藥物批準前要經過的臨床試驗常涉及數以千計的特定疾病的患者。這種規模的資金投入和臨床試驗非一般國家能承受。像瑞士的羅氏和諾華，英國的葛蘭素史克等制藥公司，在美國雇傭的人數都多于在其本土，而產品銷售的最大市場也是美國。

但中國正在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市場。過去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交通和通信條件落后時，中國的眾多人口并未形成有效市場, 但現在中國已成為能源、鋼鐵、建材、電器、汽車、網絡等行業的全球最大市場。在2013年，中國的電子商務規模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這意味著整體規模較小的中國商業在電子化程度上已高于美國。這種新興行業的異軍突起反映了人口優勢對扭轉技術競爭態勢的意義。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在幾乎所有行業擁有世界第一的規模，這將有助于中國企業依托本土市場的規模優勢走向世界。如華為、聯想、騰訊等就開始在海外嶄露頭角。美國在1965年就開始規劃高鐵建設，但一直舉步維艱，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密度不夠；而中國的高鐵發展高歌猛進，現在已開始面向海外。

人口眾多不僅促進市場多樣化和層次化，也是形成龐大人才規模的基礎。大學教育是目前從事科技事業的基本條件，大學及以上程度的人口規模才體現為科技發展的優勢。雖然美國人口僅中國幾分之一，但如圖1，在2007年之前，美國的大學及以上學歷的總人口卻一直高于中國。這是美國科技力量長期領先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中國的大學及以上學歷總人口已超過美國。

圖1 中國和美國大學及以上學歷人口

注：中國數據估算來自歷次人口普查公報，美國數據來自美國人口普查局

從科研人數來看,中國在2000年不到美國一半,現已超美國；20年后將遠超美國。盡管中國的科研人員在知識和經驗方面還有差距，但整體質量在不斷積累中會逐步提高。中國的研發投入現在僅美國的1/3，但增長率數倍于美國，可預見20年后研發投入將成為世界第一。科研人才和研發投入的規模優勢，會為中國科技的突飛猛進奠定堅實的基礎。正如習總書記強調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中國在2012年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專利申請國，盡管解讀不一，但意義深遠。

包括北美、歐盟和澳新等在內的西方體系擁有共同的種族、價值觀和文化認同，在經濟和安全上高度整合。近年美國積極推動跨大西洋貿易投資伙伴關系（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談判，就是通過廣泛和緊密的經濟一體化提升這些國家之間的交流性，以獲得更大人口規模所帶來的額外經濟收益。雖然現在中國的人口數倍于美國，但整個西方體系卻有近10億人，如果再加上被納入美國安全體系的日、韓等則有12億人，略少于中國。

相對整個西方，中國語言一致、人口集中，在內部交流性上具有優勢。但某些人為政策卻在阻礙內部交流性的自然提升，特別是戶籍政策在限制人口流動。在市場經濟中，人口隨著經濟機會而流動，其動力是需求和供給的匹配能帶來更高的經濟產出。因此，限制人口流動會造成經濟機會和效率的損失。

一個區域的人口規模優勢，往往體現在對本區域最具人口吸附作用的中心城市的經濟活躍度上。這些城市是最優秀人才和最有競爭力的企業角逐之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特大城市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全國性城市，作為高校、科研機構和高科技企業的集中地，在這些城市產生的需求和供給的匹配更能體現出中國科技發展的人口規模優勢。但嚴控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政策卻在阻止這些匹配，讓很多科技創新的機會消弭于無形。我們之前的文章對此有深入分析。

中國的內部多樣性遠不如西方。即使美國一國也比中國擁更大的多樣性，因為作為移民國家，美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和觀念。中國長期強調的思想統一和政策一致，更進一步壓縮了多樣性選擇的空間，讓不同方法的嘗試和比較變得困難。

總之，從決定創新空間的三個因素來看，與整個西方相比，中國目前在人口規模上略占優勢，交流性上具更大優勢，但在多樣性上處于劣勢。鼓勵人口自由流動可提升內部交流性，而鼓勵不同的觀念和行為則可提升多樣性。這些對充分發揮中國的人口優勢，促進科技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04

（四）中國科技能否趕上甚至超越西方?

除了人口規模優勢外，中國很多過去不利于科技發展的因素已轉變成中性甚至有利因素。天下一統在歷史上也許不利于孕育科技變革，而現在政治的統一有利于中國對其他國家形成規模優勢。中國以前遠離其他主要文明，而日本、韓國、俄羅斯、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的興起，讓中國處于世界最有活力的新興地區的中心。科舉制度雖因左右知識精英的人生追求而不利于自然科學發展，而家庭對孩子教育的重視卻傳承下來了，到今天已轉變成對學業的重視。中國古代能工巧匠地位較低，而現代民眾對科學家和工程師普遍尊崇。

不過，即使擁有人口、文化和經濟等有利條件，中國要在科技上追趕甚至超越西方道路坎坷。科技發展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撐，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周期漫長，科技人才的培養經年累月，學術氛圍的形成更需要歷史沉淀。因此對新興大國來說，科技進步會長期滯后于經濟發展。美國在1872年就超過英國成為西方世界最大經濟體（Maddison,2009），但科研水平直到1930年代才追上歐洲，這還部分歸功于大量科學家因動亂從歐洲移民美國。

表2是2000-2013年間諾貝爾科學類獎獲得者最多的5個國家在2000年之前和之后的獲獎人數。日本經濟在1980年代就達世界一流水平,但日本獲獎者人數在2000年之前屈指可數，在2000-2013年則升至世界第三，僅次于美國和英國;即使按獲獎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日本也高于曾長期占優的德國和法國。這印證了對科技成就的認可相對于經濟發展有幾十年的滯后。扣除海外出生者，在2000-2013年美國獲獎者占人口的比例也只有日本的1.75倍左右。盡管日本教育體制比較僵化,兩國的表現并非天壤之別。

表2自2000年以來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人數最多的5個國家

1949-1999年

2000-2013年

美國

169(135)

64(44)

英國

44(33)

13(10)

日本

5(5)

11(10)

德國

40(37)

7(6)

法國

13(12)

7(4)

注:獲獎者所屬國家來自諾貝爾獎委員會網站,括號內為扣除國外出生者的獲獎者數量。

上表還顯示，在2000年后，美、英、法都有較大比例獲獎者生于國外，說明這些國家能吸引海外人才。不過未來吸引力也許會隨這些國家經濟地位的相對衰微而下降。目前美國吸引的人才中，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占壓倒性多數。如在2000至2009財年， 美國吸引技術人才的H1B簽證(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2011的)獲得者中，46.9%來自印度，8.9%來自中國。美、英獲獎人數更多還得益于英語的地位和兩國濃厚的學術傳統。

比較2000-2013年與1949-1999年的獲獎人數，日本上升最快（11/5），德國下降最快(7/40)。由于從取得成果到獲獎存在幾十年的滯后，諾貝爾獎數量反映的應是更早的成果。盡管日本目前生育率低于德國，但1950至1995年，日本人口增長了64%，遠超德國的22%，這有利于日本獲獎人數在近期后來居上。

中國高等教育在校學生人數在2012年為3325萬（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2），而印度在2010年為2660萬（印度監控和統計局，2012），美國在2012年為1993萬（美國人口普查局，2012）。中國目前居世界首位，但低生育率趨勢下，這種優勢難以維持。從2008至2014年，中國大學報考人數已經減少了11%，這背后是生育率長期低迷導致報考適齡人口的大幅萎縮。如圖2，適齡人口的萎縮將持續到2023年左右，接著會有一個六七年的小幅回升和平坦期。之后的適齡人口能否穩定？

圖2 中國歷年高考適齡、報考、錄取人數

注：數據估算來自人口歷次普查和歷年高等教育公報，適齡人口是當年18和19歲人口的平均數。

現在出生的人將在2032年前后報考大學。年出生人口取決于1)生育率，即每個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數量；2)育齡女性的數量。中國的生育率面臨三重下行壓力：一是現代化進程對生育率的擠壓。二是導致東亞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三是長期計劃生育政策和宣傳下的慣性。新近的放開單獨二孩政策對生育率提升是杯水車薪。自2014年開始的未來10年內，處于育齡高峰期的24-28歲女性數量將從6340萬銳減至3464萬左右。因此，即使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能將生育率提升50%，也無法阻止年新生兒數量在經歷放開后的有限反彈之后又開始大幅減少，導致2032年后的報考大學的適齡人口再次雪崩。這首先會降低大學生的整體質量，最終也會降低大學的入學人數。

從趨勢看，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在校大學生最多的國家。印度目前18-24歲的大學適齡人口是中國的1.2倍，到2030年將是1.7倍。而中國目前26.5%大學毛入學率僅是印度18.8%的1.4倍。印度在校大學生人數乃至人才規模超過中國只是時間問題。盡管中國對美國的人口優勢會維持較久，但如果生育率無法提升，只要兩三代人后，美國每年出生人口將超過中國。即使不考慮美國作為傳統移民國在吸引全球人才上的優勢，中國的人才規模也將被美國反超，退居世界第三。

極低生育帶來的不僅是未來人才的減少，更是人口的極度老化和急劇萎縮。到2013年底，中國60歲以上老人占人口的比例已達14.9%，在未來30年將一路上升到40%左右，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在全球193個國家和地區中排第97位(世界衛生組織，2013)，中國未來老齡化如此嚴重根本原因是生育率太低。

由于人的創新和創業活力在30歲左右達高峰后快速下降，越是人口結構年輕的國家創新和創業的活力就越旺盛。我們的研究發現，年輕人口比例減少，創新活力會以更大幅度減少。這意味著，老齡化不僅減少年輕人的比例，也減少年輕人本身的創新動力。日本的高科技業在1990年代之前日如中天，現在卻萎靡不振。經濟學界普遍認為這與日本人口嚴重老化有很大關系。此外，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社會撫養壓力會持續上升，不斷惡化財政狀況，大大擠壓對科學的投入。

很多人認識到人口老化的負面效應，但卻相信，為了把人口規模降下來，這些代價是值得的。但如我們之前數十篇文章中所論述的，無論從資源（http://opinion.caixin.com/2014-07-08/100700681.html）、環境（http://opinion.caixin.com/2013-12-13/100617056.html）、經濟（http://www.cnpop.org/column/ljz/201402/00001145.html）還是社會（http://www.cnpop.org/column/ljz/201402/00001170.html）來看，支持人口減少的所有理由沒一個站得住腳。人口是經濟和科技發展最寶貴的資源，減少人口的目標在根子上就錯了。在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持續衰減下，需求和供給將同步萎縮，除殯葬、醫療、養老等外，幾乎所有行業都會成為夕陽行業，投資意愿低迷，基礎設施缺乏更新的動力和財力，創新和創業活力大幅減緩，最終讓科教興國的理想成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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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興國需要何種人口政策

中國人聰明、勤勞、語言相通、尊師重教、追求世俗成功。如果中國維持世界20%的人口，在市場規模和人才數量上保持絕對優勢，在強大經濟實力的支撐下，中國的技術乃至科學將快速進步，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強化和鞏固中國的經濟地位。再加上恢復民族自信心，在全球經濟達到均衡之后，依靠加速規模和集聚效應，中國很可能成為世界經濟和科技的中心，把人類文明推向新的高度。這不是癡人說夢，而是人類社會恢復到正常狀態。

但如果低生育趨勢無法逆轉，中國的人口規模在達到頂峰后將持續性地加速萎縮。中國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從1950到1980年僅上升了0.3個百分點至22.1%，部分原因是由于人均預期壽命飄升；而從1980年到2014年則下降超過3個百分點，下降幅度是前30年上升幅度的10倍。中國目前人口占世界19.0%，但年出生人口僅占世界12%；在世界一半的生育率下，這個比例每隔一代人時間將減少一半，與此相伴的是世界最嚴重的老齡化。在這種人口趨勢下，中國將喪失人口優勢，科技水平還沒趕上就會被再次拉開。

當年西方各國通過對外殖民和貿易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全球經濟體，閉關鎖國隔斷了中國與外部的正常交流和交易，讓中國失去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機會，無法享受外部的規模效應。當前中國的發展已經步入正軌，但低生育率卻在消減中國內部的規模優勢，對未來中國的發展釜底抽薪。對科技興國來說，低生育比閉關鎖國的危害性更大。

閉關鎖國的負面效應是可逆的。盡管實行過閉關鎖國的國家在很多領域會失去先占優勢，但打開國門后，也可博采眾長，甚至在某些領域尋求最好的技術架構而形成后發優勢。但長期低生育率的趨勢難以逆轉。迄今為此，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生育率在處于極低水平后還能成功地恢復到可持續的更替水平。正是經歷了人口劣勢的惡果，法國在1939年就開始實施至今一直有效的生育鼓勵措施（http://geographyas.info/population/france-pro-natalism/），但法國對德國的人口劣勢依然未得到根本改觀。前蘇聯自1941年開始對單身和無孩家庭課稅，1944年獎勵“英雄母親”，但都收效甚微，其生育率在二戰以后持續走低，到1980年前后低于更替水平。正是認識到人口在大國博弈中的核心意義，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國情咨文中強調，每個俄羅斯家庭都至少應該擁有3個孩子。實際上，幾乎所有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國家和地區都在鼓勵生育，盡管它們的生育率大都遠超中國。

遺憾的是，其他國家夢寐以求的人口規模優勢卻在中國被當成劣勢來消減。如前所述，在相同技術階段，人口多50%所形成的規模優勢難以撼動，但在目前的生育率下，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就將下降近一半，中國數千年來積累的人口優勢在幾代人時間內就會消失殆盡。目前美國、英國、法國的生育率都處于或接近更替水平，還吸引大量移民。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的人口規模尤其是年輕人的數量，將少于由美國主導的、特意排除中國的跨太平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所涵蓋的區域。如果不大力鼓勵生育，在兩三代人時間內，中國的出生人口將少于美國，中國將徹底喪失人口優勢。實際上，美國在技術積累和創新的多樣性上已經占有優勢，而且背后有一個更大的西方世界的支撐，中國再失去人口優勢將被徹底邊緣化。

在此情況下，中國將無法依靠內部循環維持規模優勢，只能與周邊國家或者西方高度整合來保持經濟競爭力。但與周邊國家的5億人口形成規模更大的經濟體，遠不如讓中國避免減少5億人口來得有意義。首先，與外部5億人的交流性遠不如與本國5億人的交流性；其次，外部5億人最多只讓中國享受更多人口在經濟上的規模效應，但在文化、政治上對中國并無認同，在軍事上更可能威脅中國；第三、這種整合將讓中國在經濟政策、政治立場和軍事發展上更多受到外部力量的掣肘。如果中國選擇與西方融合，作為種族、文化、語系和歷史背景都不同的大國，中國將失去政治、文化、甚至軍事上的自主性和主導力量，中國作為一個人類延續時間最長的獨立文明也將走向終點。

人口眾多是科技發展的優勢而非劣勢，合理的人口政策應保護而不是削弱這種優勢。鑒于中國不斷惡化和難以逆轉的低生育率趨勢，我們建議立即全面放開并盡早鼓勵生育，防止出生人數再現1990年代那樣的坍塌。長期來看，應促進人口觀念回歸到能維持民族繁衍的正常狀態,把養育更多身心健康的孩子作為科技興國的戰略基礎。宏觀目標應是穩定年新生兒數量，逐步將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保持人口均衡發展。中國應盡力保持對西方的人口規模優勢，確保中華民族擁有能夠取得并維持在全球主導地位的人口基數，為中國恢復科技領先的歷史地位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