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亡堯舜，扶商抗周的鬲人究竟什么來頭？網友：上古版大槐樹移民

華夏上古時期，存在諸多名稱多樣的氏族。有的以圖騰為名，比如有熊氏；有的以地理為名，如有崇氏；也有的以使用特有器具為名，比如有鬲氏。

鬲（讀音li），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的一種飲器，特征是口沿外傾，有三個肥大中空的足。相比于同期世界各地都可見到的尖底器、圓底器，鬲卻是華夏獨有。

考古泰斗蘇秉琦先生曾評價說：“鬲的形制尤其特異， 在西方似乎從來沒有發現過與它類似的器物。所以它似乎確是中國文化的一種特別產物……可目為中華古文化的一種代表化石”。

鬲之所以造型如此奇特，學術界有兩種推測：一種是華夏先民出于加大受熱面積考慮將三個尖底瓶合并改造而成；另一種說法則是對羊乳的生殖崇拜。

但不管哪一種，鬲相比釜灶，不僅便于攜帶，不用另行搭建灶臺可以就地燒火加熱，而且受熱效率更高，是技術上的進步。這說明，使用鬲的族群有隨時遷徙的環境需要。

也正是基于對獨特飲器的使用，這個族群也被稱作有鬲氏，夏朝時還在今山東德州一帶建立了鬲國，并衍生出了鬲姓（讀音ge）。

不過，發明鬲，僅僅是表象。考古發現顯示，鬲人幾乎參與了從堯舜到夏商周華夏文明演進的每一個階段。

鬲族群第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當中，是協助大禹治水。此后又幫助少康中興夏朝。據《左傳》記載：“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此后，后羿的臣子寒浞又殺后羿自立，攻打夏朝殘余勢力。夏朝的賢臣逃奔地處東夷之地的有鬲氏，借助有鬲氏的勢力滅寒浞而立少康。

這個時候的有鬲氏已經以諸侯方國的姿態，參與了夏朝的重建。

然而，鬲人對歷史的推動可不止于此。

根據山西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顯示，陶寺文化可劃分為早（前2300—前2100）、中（前2100—前2000）、晚（前2000—前1900）三期。

其中，在陶寺早期時，形成了面積100萬平方米的文化區域，建設了封閉的宮殿區和象征帝王權柄的觀象臺，文化面貌上兼具當地的廟底溝文化和山東大汶口文化類型，時間和空間都與堯帝陶唐氏吻合。

到中期時，陶寺的上層統治者發生了更迭，形成了新的王族墓地群，且中期墓地與早期墓地分屬不同墳塋，在隨葬禮器上，也從木、陶禮器改為崇尚玉器。所對應的是舜帝有虞氏。

但到晚期時，陶寺遭遇了大規模外部勢力的侵入。這個群體只針對陶寺早期和中期的大墓進行破壞，隨葬品也是隨意丟棄，顯然并非為了搶奪財富，而僅僅是出于政治報復，說明這個外來群體長期受到陶寺早期和中期兩個不同王族的壓迫。

如果陶寺早期和中期分別對應堯舜兩個王族的話，那么這個外來群體就是與堯舜都有世仇的族群。

這個群體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在陶寺進入晚期文化階段時，原本有斝無鬲的臨汾盆地突然出現大量雙鋬陶鬲，顯然，正是使用鬲的族群滅亡了堯舜，并與陶寺文化的下層平民共同創造了陶寺晚期文化。

過去，很多人一度懷疑滅亡陶寺的是陜北的石峁人，因為石峁文化的一個特色就是出土了大量鬲。然而，石峁人如果南下滅亡陶寺，不僅面臨著要跨過呂梁山脈這個行軍障礙，而且動機上也很難解釋。

在龍山文化時期，陶寺遺址和石峁遺址先后出現在山西、陜西兩地，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的300余年時間里，陶寺和石峁有著文化上的頻繁互動交流，并無戰爭沖突的跡象。

而在實力上，石峁（面積425萬平方米）還要超過陶寺（面積280萬平方米），石峁長期受陶寺早期和中期王族壓迫而引發政治報復的可能性很低。

而根據陶鬲溯源判定，實足鬲的最初器型源自山西晉中地區的游邀文化。而游邀文化和石峁文化都屬于老虎山文化的地方類型。

如果石峁人是滅亡陶寺的2號嫌疑人的話，那么晉中游邀人的嫌疑顯然比石峁人更大。因為從地形角度看，晉中到晉南存在一條天然的平坦通道，游邀人南下沒有多大障礙；從考古發現看，晉中并不存在類似石峁一樣的超大型聚落（遺址面積僅20萬平方米），實力弱小，存在被陶寺統治和“壓迫”的可能。

此外，考古工作者通過對陶寺晚期墓葬葬俗研究發現，陶寺晚期墓葬格局與后來的殷墟西區布局十分近似。這意味著什么呢？

我們都知道，商文化可劃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河北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河南二里崗文化（早商文化）、河南殷墟文化（晚商文化），三者一脈相承。

但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卻并不是河北土生土長的，根據考古發現顯示，下七垣文化是由晉中鬲文化族群東進邯鄲，與當地的澗溝文化融合而形成的。

這充分說明，滅亡陶寺的族群，正是來自晉中。在龍山文化晚期，晉中的鬲人一支南下陶寺復仇，另一支則東進河北，成為了商族的祖先之一。

故而陶寺晚期墓葬格局會與后來的殷墟西區布局十分近似，而商文化當中也呈現出濃郁的“鬲”風。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曾說過：“陶鬲作為最主要的炊器，乃是商文化的最突出的特點”。

當然，鬲人的播遷和對華夏歷史的影響，還遠不止于此。

二里頭文化是夏朝晚期文化遺存，在二里頭文化一、二期時，遺址中并無鬲出土。但到第三期時開始出現鬲，第四期時開始增多。這說明，在夏朝晚期時，使用陶鬲的族群大量進入了夏朝核心地區。

后來到商朝滅亡時，鬲人再次站在了歷史的風口浪尖，與武庚共同發動了對西周的反擊戰，但這次扶商抗周以失敗告終。周王朝出于對鬲人的懲戒，將山東一帶的鬲族強制遷徙到了毗鄰西周核心區的西安市臨潼區，還將大量鬲人戰俘賞賜給了有功之臣。

西周成王時期的“矢令簋”就曾記載：“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周康王時期的“大盂鼎”也記載說：“錫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那是不是可以說，滅亡堯舜、扶商抗周的鬲人其實就是商人呢？

如同夏人是由夏后氏（姒姓）、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杞氏、繒氏……等十幾個族群構成一樣，商人同樣并非單一群體，也是由殷氏（子姓）、來氏、宋氏、北殷氏、目夷氏等多個核心部族組成。其中：夏后氏（姒姓）和殷氏（子姓）分別是夏商兩朝部落聯盟體當中的王族。

大家或許會發現，鬲器既然是商文化的典型特征，但在構成商族的幾大部落聯盟體當中，卻并無有鬲氏。這又是為什么呢？

事實上，從考古發現角度來講，陶器器型反映的是底層平民群體的文化屬性，而玉石器和青銅器器型才是判定統治階層的主要依據。

比如，夏朝上層王族，呈現出對牙璋和綠松石器的獨特喜好。同樣，殷商雖然以“鬲”為主要特征，但殷商上層王族文化中，鼎、尊、簋才是代表性器物。

如果我們把鬲人看作是一個數量龐大的平民群體，那么他們攻破陶寺報復上層王族墓地，又東進河北，影響了先商文化的產生和殷商對鬲的情有獨鐘，也就解釋的通了。

有網友將鬲人的播遷，戲稱為是上古版的大槐樹移民，的確如此。

鬲人從山西晉中崛起，南下陶寺，造就了陶寺晚期文化；又東進河北，促成了下七垣文化的形成。之后又取道河北，在東夷之地（山東德州）建立鬲國。

之后，又從東夷進入二里頭，使得二里頭文化三四期時出現大量陶鬲。在商末周初時，鬲又參與了扶商抗周，被周人強制西遷。

歷史，本就是貴族政治和平民群體的結合體。從堯舜到西周的一千多年華夏歷史長河中，鬲人的確如同后世“洪洞大槐樹移民”一般，對歷史施加了獨特的影響力。

華夏上古時代的歷史，因為史料闕如，很多時候不得不依靠考古發現去填補歷史空白，這就導致了關于這一歷史時期的研究，多以晦澀難懂的考古學專著為主。《元中國時代》這本書以考古發現為依據，用最通俗的語言嘗試還原夏朝以前上古社會場景，值得一讀。中國新聞網曾報道說：“在該書長達9年的尋訪、調研和寫作過程中，作者除了翻閱、梳理大量相關古籍和考古學論文、著作外，還幾乎跑遍了書中重點提到的所有考古學遺址。與其說這本書是寫出來的，不如說是跑出來的。”如果你不想做手機的奴隸，又剛好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話，那么強烈建議點擊下方正版鏈接購買：（特別提示：理性購書，不要因為我的推薦而一時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