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判定夏朝在河南，那陜北石峁的超強防御工事又在針對誰？

在今年召開的中國考古?鄭州論壇上，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趙春青研究員曾公開表示：河南新密新砦遺址可能為夏朝早期都城。

事實上，這種說法并非首次提出。早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將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定性為夏朝中晚期都邑開始，考古工作者對早期夏都的尋找就從未停止。

根據地層層位關系以及文化脈絡顯示，位于新密的新砦遺址在年代上早于二里頭文化晚于河南龍山文化，在文化屬性上，相比于其它臨近的文化類型，新砦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存在極強的延續關系。

所以，如果再算上屬于鯀、禹時代的登封王城崗遺址，那么整個夏朝早中晚期的歷史遺存，就都在河南省內，也就是說，夏朝的疆域是以河南為中心，同時覆蓋山西南部以及山東西部部分地區。

當然，由于還缺少最關鍵的一錘定音（比如文字）證據，所有關于夏朝的考古解讀，進度條也只能算是到了99%。

不過，基于河南龍山文化煤山類型對于湖北石家河文化的全面取代，對應了文獻記載中的“禹征三苗”事件，而煤山類型的分布核心區域登封、禹州又恰恰是古史記載中的禹都，故而，夏后氏族群的主要活動區域在河南，已基本不存在爭議。

如此，我們也已基本可以梳理出這樣一條上古史脈絡：

良渚文化的北上，迫使位于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西進，而大汶口文化在進入晉南后，又與當地的廟底溝文化類型融合，最終形成了陶寺文化。

諸多證據表明，在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長達400年的時間里，陶寺遺址以表里山河的山西南部為依托，形成了新的局部王權政體—陶唐氏。

而彼時的夏族群，還只是局促于崇山南北一帶的諸多松散小部落，相互之間時常對抗爭斗，但又共同聽命于北方的陶寺聯盟宗主—堯。

在陶寺建成280萬平方米的都邑時，有禹都之稱的王城崗遺址也只有30萬平方米，這也就意味著堯部落對于夏部落有著絕對的人口和資源優勢，這或許也是帝堯能隨意指派鯀、禹父子從事高危治水工程的時代背景。

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夏朝始建年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但其實這個時間節點上，并沒有任何考古證據表明夏后氏部落建立了凌駕于其它部落之上的文化影響力亦或者是局部王權，所以，這個時間大概率是把夏部落時期延伸成了夏王朝時期。

但一切都在公元前1900年發生了改變。

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盛極一時的陶寺政權遭遇了外部勢力的強勢入侵，王族墓地被搗毀、宮城內發生了慘烈的屠殺。自此，陶寺從部落聯盟的政治中心，迅速衰落成一般性居邑。

而就在此時，有著濃郁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早期特征的新砦遺存迅速崛起，巨型祭祀遺跡、禮樂、宮城設置大量出現，遺址面積也從王城崗時代的30萬平方米擴充至近100萬平方米，并最終在偃師建成了300萬平方米的二里頭遺址。

單從利害關系來看，陶寺的衰落最大的受益者剛好是夏后氏，所以，大禹也就成了毀滅陶寺的最大嫌疑人。因為從《竹書紀年》的記載來看，舜和禹的權力交接，充斥著暴力奪權。韓非子曾言道：“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但是從陶寺考古發現來看，禹應該是被冤枉了。

從陶寺晚期被毀棄的墓葬灰坑上疊壓的文化類型判斷，是一支使用陶鬲的文化族群攻占和滅亡了陶寺政權，而鬲族群起源于北方系。

陶寺滅亡前后，夏族群的主攻方向都是更南方的石家河族群（三苗），所以，無論是方位還是文化類型來看，陶寺的毀滅均與河南龍山文化無關。

那么，究竟是誰替大禹掃除了建立王權的北方障礙呢？

在龍山文化后期，原本有斝無鬲的臨汾盆地出現大量雙鋬陶鬲，根據陶器溯源，人們又將嫌疑對象指向了使用鬲作為日用炊具，又和陶寺文化存在千絲萬縷關系的石峁族群。

石峁遺址位于陜西省榆林市，在龍山文化晚期，石峁與陶寺是華夏文明演進過程中的“雙子星”，二者幾乎同時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建立了面積超過300萬平方米的城址，又先后在公元前19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走向衰落。

在共存的400年時間里，陜北的石峁和晉南的陶寺，無論是上層貴族所用的玉石器還是底層平民所用的日用陶器，都存在深度的文化交流。

此外，根據中科院古脊椎所付巧妹團隊的研究顯示，相比于中國其他現代人群，位于陜北的石峁人群與現代漢族人群，尤其是和以秦嶺—淮河為界的中國北方漢族人群之間母系遺傳聯系最緊密。石峁人群與位于黃河中游的陶寺人群的母系遺傳聯系最密切。

這是母系遺傳情況，父系遺傳由于還在研究當中，并沒有公布研究結果。但吉林大學曾提取過石峁文化神圪垯梁遺址的兩例父系古DNA，結果分別顯示：C2e1b2（在現代漢族占比10%）和O2a2b1a（現代漢族主流類型），似可以小見大。

可見，石峁和陶寺除了文化上的交流外，二者極可能屬于同一族群的兩大分支，在血緣上存在著密切關系。自古血親政權之間即使反目，也僅局限于上層貴族間的奪權，而不會對整個政權采取屠殺和破壞。

此外，石峁遺址自身所呈現出的面貌，也似乎表明，它的敵人并不是來自晉南的陶寺人。

石峁遺址修建在陜北黃土高原的山峁上，總面積425萬平方米的石峁城，整體采用堅硬的石頭筑成，還修建了角樓和疑似“馬面”等附屬設施，這樣的超級防御工事，即使面對火炮無也懼色，何況是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

這樣規格的軍事防備，說是與陶寺對敵，顯然說不過去。陶寺文化延續的400年中，始終局促于晉南一帶，并未向南北方向擴張，所以，石峁人耗費大量人力修建如此規模空前的防御體系，顯然另有強敵。

這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個使用陶鬲的文化族群—老虎山文化。

老虎山文化遺址位于烏蘭察布盟涼城縣境內，影響范圍幾乎囊括了整個草原和農耕區的交界地帶。就連與北方漢族存在密切遺傳關系的石峁也不例外。

根據分子人類學研究顯示，石峁人群來源于仰韶文化族群北上分支，但石峁的文化屬性卻呈現出濃郁的老虎山文化特色，被歸類為老虎山文化陜北類型。

雖然文化上深受影響，但石峁人卻和老虎山族群疑似存在長期對抗，石峁外城東門人頭坑中的頭骨曾做過體質人類學和鍶同位素的測定，顯示并不是本地居民，而是來自于東北方向（老虎山文化遺址剛好在石峁東北）。

就在陶寺毀于一旦之后，石峁古城也旋即走向衰落，原住民大量南遷，此后，一群來自北方使用“蛇紋鬲”的族群占據了石峁。

這種文化上的次第南遷，說明滅亡陶寺的恰恰是更北方的老虎山文化族群所為。

那么接下來我們還需要回答另外一個疑惑：世居北方的老虎山文化為何會突然南下，建造了超級防御工事的石峁人為何沒能擋住老虎山人南侵？

有研究顯示，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北方地區植被退化（疑似與氣候干冷有關），此時北方農耕與游牧分界線多地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開始大量出現石刃刀和細石器簇，表明狩獵經濟成分增加，而農耕經濟在減少。

由此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以農耕為主要經濟支撐的石峁文化走向衰落，大量人口出于生計被迫南遷。而石峁人的南撤，為老虎山系族群的南下打開了通道。

當然，雖然陶寺意外亡于北方族群之手，但卻給夏后氏族群建立夏朝創造了機會。

在經歷了公元前1900年的大戰亂和大洪水之后，多支文化族群共同進入伊洛平原，共同創造了夏文明。其中：作為昔日石峁人精神信仰的牙璋、龍形器也成為了夏文化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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