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處罰入法”，清華教授算你狠

撰文丨關不羽

插隊這樣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得拘留個十天半個月？聽起來像是個酒桌笑話。然而，這的確是專業學者發表在專業刊物上的專業意見。

圖/網絡

提出這一立法建議的是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黎宏。日前，他在一份法律專業報的“理論周刊”上發表文章《插隊處罰應當入法》，鄭重建議：

值此治安管理處罰法修改之際，在其修改草案第三章第一節第25條中專門增加一項‘在公共場所插隊的’內容，以將生活中常見的插隊行為，通過法律規定宣示為“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而要受到處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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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沒有給出具體的罰則，但是按照他給出的海外立法的標準，拘留、罰款的處罰可不輕。黎教授真的辛苦了，能在這么雞毛蒜皮的日常瑣事上，找出“外國也有”的立法依據，真是太用心了。世界那么大，總能找到幾個“外國也有”。至于更多的“外國沒有”或我國獨有，就當不存在吧。

近期關于治安管理處罰法修改的討論很多，圈內圈外都很關注。貴為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的黎教授能夠不為所動，在熱點之外拈出個“插隊處罰入法”，很明白人情世故、輕重緩急。

但是，我就想問一句：黎教授你是當真的嗎？你作為刑法專家，立法過度、越項立法、不當授權的危害性應該都懂吧。

在此，不談大道理，就說說黎教授立法意見的細節。

黎教授提出，插隊而引發糾紛甚至“血案”的情形屢見不鮮，后果觸目驚心。照此邏輯，家庭矛盾、感情糾紛引發的“血案”更多、后果更觸目驚心，也要一一“入法”嗎？那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要修改、增加的內容可太多了。

談戀愛劈腿拘留十天、不孝敬公婆拘留十五天等等，得把拘留所開到每個小區。“把血案扼殺在萌芽中”的想法雖好，司法成本顯然是承受不了的。

圖/圖蟲創意

黎教授援引“外國也有”的日本、新加坡，都是發達國家，我們還比不了。就那么點司法經費，又要顧著“我國獨有”，還要學習“外國也有”，夠用嗎？

拘留所的窩窩頭也是要花錢的，眼下的就要給“穿衣不正確的”多留點預算，黎教授就別惦記著把“插隊的”也弄進去了。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眼看著拘留所的鋪位大有增加之勢，能省的還是省點吧。

再者，“××處罰入法”要是能管用，那插隊引起的“血案”本來就不該發生。無需公共場所都立個“打人傷人犯法”的牌子，成年人都知道那樣做的法律后果。但是，各式各樣的傷害案件不是照樣發生嗎？再往大里說，貪腐處罰自古都是入法的，歷朝歷代前赴后繼的也沒見少。

如果用入法警示可以減少違法犯罪行為，那法律專業人士豈不是白蓮花盛開的凈土了嗎？事實果真如此嗎？黎教授可以統計下，法律專業人士的違法犯罪率是比普通老百姓低還是高？最近就有一位一級大法官出事了，此前還有幾位。黎教授怎么不建議在最高院門口樹塊“貪腐違法，伸手必抓”之類的警示牌子？

雖說老百姓更好嚇唬，但是排隊現象太常見了，嚇唬成本還是有點高。樹個牌子嚇唬，不管用。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派警察，也不合適。為了這么點民間瑣事，把市井生活的氣氛搞得緊張兮兮的，得不償失。

把執法權放給城管、保安也是一策，但是執法水平能有期待嗎？基層執法亂象的新聞，可不比插隊引發血案少。黎教授對提高中國老百姓素質、提高中國老百姓的公共秩序意識高度重視，值得點贊。但是，高估基層執法的能力和水平，是有點專業領域的“燈下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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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黎教授選擇的例子也可商榷。以“大醫院掛號時經常出現排長隊的現象”為例，解釋排隊早起先到的資源分配公平合理性。道理當然是正大的，但是這例子舉得著實觸心境。

黎教授明鑒，中國有限的優質醫療資源，有人是排長隊早起先到、先來先得，也有人合法合規地不排隊唾手可得。“公平合理”四個字，看著扎心。以黎教授的地位，即便現在要排隊看病，將來多半也不用，所以對“公平合理”產生了誤解？

解決看病難排長隊的方法有很多，“外國也有”，倒也不是一味強調排隊看病的公平合理，更不是把插隊的都抓起來。

其實，中國社會經歷了40多年改革開放，絕大部分商品和服務供應比票證時代要豐饒富足得多，排隊現象已經大大減少。矛盾比較突出的就是公共服務領域。增加資源投入、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才是治本之策。

公共資源分配當然要公平合理，但是前提還是要資源充足、系統高效。否則，就算老百姓經黎教授嚴格立法的規訓，能夠做到百米長隊紋絲不亂，黎教授滿意了，老百姓還是不滿意。所以說，與其把有限的財政支出花在擴建拘留所上，還不如多建幾家醫院、多開幾個服務窗口來得實在。

總之，黎教授這樣的大專家追求法治的形式美感，誓將法條堆砌得密密麻麻、整整齊齊，把老百姓管得服服帖帖，都是了不起的個人事業追求。把“外國也有”作為法制建設的他山之石也是好的，可是專門挑那些專管百姓日常雞毛蒜皮的“外國也有”拿來“攻獄”，似有取巧之嫌。

請黎教授在追求個人事業之余，也要多考慮本國的實際國情，包括司法資源的合理利用、基層執法水平等等。說句大白話，就是別為了顯能耐瞎折騰，讓老百姓過點安生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