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就能治出個夏朝？考古發現堯舜之后中國出現200年空白

大禹治水堪稱是夏朝建立的標志性事件。

《史記》記載：“堯崩，帝舜命禹平水土”，大禹經過13年努力，最終實現“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九州的大山得到整治，九州的河道已經疏通，九州的湖澤附近也修筑了堤壩，四海之內的諸侯都來朝貢），于是“帝舜薦禹于天，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姓姒氏”。

這就是被世人傳頌了幾千年的堯舜禹禪讓，夏朝的建立似乎是因大禹治水有功而順理成章建立的。

但是，單靠治水贏得民望，繼而成為天下之主，這種事究竟有沒有可能發生呢？

其實，就連記載大禹治水的史官們也不太相信這一說法。就拿《史記·夏本紀》來說，禹既然是舜生前指定的合法繼承人，那么大禹即位就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但實際情況卻是“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大禹不得不避開舜帝的兒子商均，另辟陽城為都。

此外，史書中還留下了禹、啟父子分別通過殺防風氏、征三苗、伐有扈氏等一系列流血手段來穩固統治的記載。這恰恰說明，上古時期遠沒有儒家所渲染的那樣和諧，部族之間的權力交接依然是實力說了算，否則歷史上孫叔敖、西門豹、李冰、郭守敬這些治水名臣，就都可以稱王建國了。

那么夏朝的建立，究竟是怎樣一個過程呢？

就目前已知的考古發現來看，并沒有任何一處考古遺跡出土過跟“夏”或者“夏朝”有關聯的只言片語。所以，以鄒衡為代表的考古工作者就采取了由已知推未知的辦法。

簡單來說就是：殷墟有甲骨文和史書記載雙重印證，我們可以明確知道這里是商朝中晚期都邑，而根據同一族群文化遺存的延續性進行逆推，又發現了同晚商文化存在前后繼承關系的早商二里崗文化，代表遺址是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

在時間上早于早商二里崗文化的，又分別發現了二里頭文化（中心遺址在河南洛陽偃師）和下七垣文化（中心遺址在河北邯鄲磁縣）。

其中：下七垣文化與二里崗文化存在明顯的繼承關系，但體量較小，并無大型城邑。而二里頭文化規模宏大，中心遺址區出土有宮殿、鑄銅作坊、墓葬以及大量青銅禮器，且與二里崗文化并無直接繼承關系。

二里頭文化衰落時，以偃師商城為代表的二里崗商文化崛起，原本位于河南鄭州西北的大師姑、新密市的望京樓、平頂山東的蒲城店三處軍事性質的二里頭文化城邑在二里頭文化四期時被毀棄，原址重建起了帶有明顯商文化痕跡的城邑。

由此，考古工作者得出：下七垣文化是商湯滅夏以前商部落為主體人群創造的考古學文化，而二里頭文化則是夏文化。換言之，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在偃師、鄭州等地的文化轉變，所對應的正是夏亡商興。時間節點是在公元前1600年—1560年。

夏朝的消亡時間找到了，那么它的建立時間又在什么時候呢？

目前最新的二里頭文化一期的碳14測年只能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距它的下限不到200年，跟《古本竹書紀年》記載的夏朝國祚有471年不符。

究竟是史書記載錯了，還是我們沒有找全夏文化遺存呢？目前的諸多證據，都指向了后一種可能。

首先是陶寺遺址的屬性判定。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這處遺址不僅發現了龍山文化時代規模空前的城址、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臺、氣勢恢宏的宮殿，而且地望與史書記載的“堯都平陽”十分吻合，碳14測定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間，距夏朝的消亡時間剛好有四五百年。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上對陶寺遺址的定性是：與堯都契合。

其次是大洪水時代背景的判定。根據中國科學院院士劉東生、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吳文祥的研究顯示，距今4000年前后我國大部分地區遭遇了新仙女木事件以來最為寒冷的一次降溫過程，這次干冷事件從公元前2300年—前2200年開始，引起植被帶整體南移，黃河流域洪水頻發，到前2000年達到極點。

第三是石家河文化的消亡。石家河文化核心區域位于湖北天門，根據所處地域和呈現出的文化面貌，以俞偉超為代表的考古專家判定其族群屬性為古三苗遺存。在公元前20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石家河文化遭遇了河南龍山文化（王灣三期文化）的大規模南下，方圓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突然覆亡，所對應的剛好是“禹征三苗”事件。

由此看來，如果大禹的生存年代以及夏朝的建立時間在公元前2000年這個時間維度內，那么堯舜時代發生大洪水、大禹受命治水、繼而征三苗等一系列事件就都能與考古發現一一對應了，也與夏朝積年400年以上吻合。

而目前國內關于夏朝最權威的學術著作《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也將夏朝的始建年代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左右。

由此也帶來另一個疑問。

上文提到，二里頭文化上限只能到公元前1750年，和大禹所處時代存在300年的時間差。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考古工作者們對二里頭文化的前身進行了溯源，發現：二里頭文化一期和河南新密新砦文化遺存近似。

值得一提的是，新砦遺址總面積為100萬平方米，不及早于它的陶寺遺址和晚于它的二里頭遺址，文化面貌上也并不像二里頭文化那樣的坐鎮洛陽輻射晉冀魯豫多地，而是僅僅局促于鄭州新密一隅之地，不像是一個廣域王權政治中心，而更像是一個古國都邑。

新砦文化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1880年至前1740年之間，它的諸多文化因素都被后來的二里頭文化所繼承。不過，即便是加上新砦期，夏朝的考古遺存上限，與堯舜考古遺存的下限之間，仍然有近200年的時間差。

這也就意味著，從大禹治水到真正的夏王朝崛起之間，有長達200年的歷史空白。那么這段時間究竟發生了什么？

如果我們從考古發現角度，把龍山文化時代到二里頭晚期夏文化之間的數百年做一個通盤梳理，會發現：

在公元前2000年這個節點前后，由于極寒天氣的出現，原本生活在內蒙古中部和山西中部一帶老虎山文化群體大規模南遷，造成臨汾盆地曾經盛極一時的陶寺文化衰落，陶寺晚期遺址中出現了屠城毀墓現象。

而原本有斝無鬲的陶寺遺址，在這個時候突然出現大量明顯屬于老虎山文化的雙鋬鬲器物，意味著毀滅陶寺的正是南遷的北方群體所為。

不僅如此，原本以甘肅為中心的齊家文化群體，也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大規模向東南遷徙，受此影響，陜西寶雞地區的客省莊文化（陜西龍山文化）消失，洛陽盆地突然出現齊家文化的典型器物—束頸圓腹罐，而此后的二里頭文化中出現的青銅環首刀、銅戚、斧等，都在齊家文化中找到了原型。

顯然，這場持續百年的氣候異常現象，遠不像史書所記載的只是一場大洪水那么簡單，而是整個華夏的人群大遷徙，伴隨而來的是為爭奪生存區域而爆發的慘烈的戰爭。

在這場慘烈的世紀大混戰中，夏朝的前身夏族群又在干什么呢？

在上文中我曾提到，古三苗的遺存石家河文化遭到了河南的王灣三期文化的侵襲，被認為對應了“禹征三苗”歷史事件。

那么王灣三期文化是不是大禹的夏后氏部族文化遺存呢？

早期的王灣三期文化總面積只有2萬平方公里，約和河南信陽市的面積相當，內部又以崇山南北為界，分為煤山類型、王灣類型等多個地方變體。

而在各地方類型中，又以登封王城崗遺址、禹州瓦店遺址面積最大、等級最高。有意思的是，登封王城崗剛好是史書記載中的禹都陽城所在地。

到王灣三期文化后期時，總面積已達到了20多萬平方公里，除豫東地區外，河南省以及晉西南、鄂北、鄂西都被王灣三期文化覆蓋。為什么豫東地區沒有受到王灣三期文化影響，這個我們下文會特別說明。

王灣三期文化和晚于他的新砦文化以及更晚的二里頭文化形成了一條較為完整的傳承路徑。在二里頭文化已判定為夏朝中晚期文化的前提下，王灣三期文化所呈現出的面貌和分布情況，特別是佐證了“禹征三苗”事件，我們可以得出：王灣三期文化正是大禹的夏后氏部族文化遺存。

當然，這個時候的夏還只能算作是中原地區一個較為強大的部落聯合體，并且這個聯合體當中出現了甘肅齊家文化群體的身影，早期夏文化當中的青銅因素，正是這一群體帶來的。

接下來我們再來說說豫東地區的情況。

當王灣三期文化大殺四方的時候，豫東地區卻獨立存在著一個造律臺文化類型，并未納入到夏部落聯合體當中。但當中原地區進入到王灣三期文化末期時，登封、禹州出現中衰，同屬夏聯合體的新砦卻突然崛起，并且其內部呈現出濃郁的造律臺文化因素，并傳承給了后來的二里頭文化。

如果我們把王灣三期文化視作禹、啟時代的遺存，二里頭文化視作夏晚期遺存，那么在二者之間的空白期內，夏聯合體內部必然發生了一場慘烈的“內戰”，故而導致豫東造律臺這些東方文化因素突然出現在二里頭當中。

至于豫東造律臺文化究竟是哪個族群，目前還有很大爭議：有的說豫東造律臺是后羿、寒浞為代表的東夷族群文化，他們在西進滅亡了王城崗為代表的夏部落政權后，統治這一地區長達半個世紀，而少康復國后的文化遺存，自然就呈現出王灣三期、新砦、豫東造律臺等一眾文化因素，最終造就了二里頭文化的多元色彩。

也有的認為豫東造律臺是有鬲或者有虞氏文化遺存，少康是借助這股勢力中興了夏朝，故而二里頭文化中呈現出東方文化因素。

但無論哪種推測，夏朝的建立情況都遠比史書記載復雜的多，或許正是經歷了多個族群的混戰融合，最終的夏文化鳳凰涅槃，到公元前1750年形成的二里頭文化，才真正呈現出一個統攝中原大地的夏王朝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