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石峁族群詭異南遷路線，網友玩的梗又成真了？

位于陜西省北部的石峁遺址，一經發現就被一眾考古工作者驚呼“石破天驚”，一驚于石峁遺址那龐大的軍事防御體量，二驚于石峁在史書中沒有直接的文字記載，讓后人困惑于石峁族群究竟是一群什么人？

對于石峁的族群屬性問題，考古工作者大體分成了三派。

一派以人民大學考古學教授韓建業為代表，主張石峁人群可能是北狄的先民；一派以中國著名先秦史專家沈長云教授為代表，主張石峁人群是黃帝部族。這兩種說法其實比較近似，歸根結底都認為石峁人就是黃帝的后裔（《山海經》記載“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區別僅在于究竟是黃帝本族還是旁支。

還有一派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易華教授為代表，主張石峁遺址是夏朝的早期都邑—陽城或陽翟，換言之，易華教授認為石峁人就是夏人。

對于一個內部呈現出多元文化因素的政權而言，想要單純從考古學角度判定族群屬性難度其實并不容易，因為它不僅涉及平民主體，還涉及上層貴族，并且這兩個群體可能有不同來源。

以春秋時期的越國政權為例，它的主體族群屬于百越，而它的王族，按照史書記載“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也就是屬于夏后氏族群。

2022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付巧妹團隊在對石峁遺址和晉南地區172例仰韶時代晚期到龍山時代的古人類進行線粒體DNA檢測后，得出以下結論：

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陜北地區本地早期人群。同時，石峁人群與同樣生活在龍山時代而非仰韶時代晚期的黃河中下游古人群，有著更為緊密的遺傳關系。更進一步，石峁人群與秦嶺淮河以北的現代北方漢族人群的母系遺傳關系比黃河流域其他古人群更緊密。

由于所檢測的樣本分別來自石峁中心皇城臺、內城韓家圪旦、外城東門址以及二級衛星城木柱柱梁遺址、神圪垯梁遺址等處遺址，所以通俗來講，上至王后下至平民女性，她們都是屬于同一族群，且均為現代北方漢族的母系祖先。

可惜的是，目前關于石峁人群的分子人類學研究，僅局限于母系遺傳的線粒體DNA，父系遺傳情況還不甚明朗。

近日有自媒體聲稱石峁遺址提取到了一例父系DNA樣本，檢測結果為N-F963，繼而推論石峁貴族中有姬周先民的一支。不過，從該樣本編號SM-K4-1來看，是出自石峁4號坑，也就是一號馬面西北的城墻下的頭骨祭祀坑。

單從提取地點來看，很難認定這個樣本究竟能不能代表石峁族群。何況，僅1處地點的1處樣本，也不能說明問題。

所以，在沒有更進一步的分子人類學研究成果公布之前，破解問題的關鍵，就又回到了考古學。

根據現有的考古發現顯示，石峁文化的形成過程是這樣的：

距今7000年前，太行山東麓的仰韶文化人群經由山西和河北北上內蒙古中部涼城縣一帶，形成石虎山Ⅱ號遺址聚落，而仰韶文化半坡人群則在300米外形成石虎山I號遺址聚落。

距今6000年前，部分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人群又在附近形成王墓山坡下遺址聚落；距今5800年，太行山東側的另一支仰韶文化族群大司空文化類型再次北上，與遼西的紅山文化族群碰撞形成了海生不浪遺址聚落群。這處聚落的典型特點，便是石圍墻。

海生不浪聚落形成后，迅速整合此前先期到達內蒙古中南部一帶的仰韶文化后裔，最終形成了海生不浪文化族群。距今5000年左右，海生不浪文化演變為老虎山文化（顯著特征是使用鬲作為炊具），而石峁文化則是老虎山文化族群南下陜北的產物。

與石峁同時形成于距今43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的是晉南的陶寺遺址，二者不僅在文化上而且在母系遺傳上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可以這么認為，石峁與陶寺主體人群有著共同的母系來源，但統治著政權的上層貴族卻可能屬于不同的文化族群。具體表現在：

石峁的王城（皇城臺）筑城理念為分級石砌成一體的高臺建筑；而陶寺的王城（宮城）筑城理念是中原地區傳承的帶圍垣式。石峁人將大量玉器都鑲嵌在了城墻中，而陶寺則將玉器埋入了墓葬中。陶寺最先形成禮制，而石峁則經歷了長時間的混沌期。

關于石峁的“混沌”問題，還有一點值得關注的現象：石峁在修筑城墻時使用了不少神像石雕，但這些刻有神像的石雕擺放很隨意，有的甚至被倒置了，從石塊風化程度判斷，神像石雕可能是從別處城墻拆除而來的。此外，石峁遺址1號院落的修筑年代是在皇城臺廢棄之后，且由同屬于老虎山文化的朱開溝群體修筑而成。

種種跡象表明，石峁作為一個政權實體，在其存在的近500年時間里經過了多次“內斗”和“王朝”更迭，石峁考古發現的諸多頭骨祭祀坑，并不僅僅是對外戰爭的產物。

那么接下來我們再回到問題本身，石峁人到底是什么人？

如果陶寺被判定為堯都遺存，那么比陶寺略晚的石峁就不太可能是黃帝族，而充其量只能是黃帝旁支后裔，否則無法解釋堯都平陽的史實能被如實記載下來，而與陶寺同一時期的石峁，卻沒有任何文字記載黃帝或黃帝直系后裔建都于此。

不僅如此，與陶寺文化僅局限于晉南一地相比，石峁卻已經形成了以石峁遺址為中心的二三級聚落群，而石峁文化也在此過程中突破了陜北一地的局限，向南迅速擴張。

不過，石峁族群南遷的路線和過程卻顯得有些詭異。

首先，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早期，石城主要分布于內蒙古中部和陜西北部的黃河西岸，到龍山文化中晚期時，石城卻大量出現在黃河以西的支流禿尾河沿線，總體分布方向是從東北向西南；

其次，石峁族群南遷過程中仍然在不斷修筑石城，至少說明兩點，一是石峁族群以農業為主要生業，需要城池的保護，二是周邊有強敵環伺，否則石峁人沒有必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在沿途修建石城。

按照這個遷徙路線，石峁人應該最終會遷徙到陜西渭水流域一帶，這塊區域也比遭遇氣候干冷條件下的陜北地區更適合農業；然而，地處石峁東南方向的二里頭遺址（被稱為夏朝晚期都邑）卻發現了大量石峁式玉器，二里頭的典型器物龍形器和牙璋，都在石峁找到了幾乎一摸一樣的原型，而陶寺目前尚未發現牙璋。

這說明二里頭的諸多文化因素來自更遙遠的石峁族群，而不是有堯都之稱的陶寺。石峁族群在從東北方向向西南方向遷徙后，又突然折向了東南，經山西南部進入了河洛地區。

這也解釋了為何關中的周族群被認為與陜北的石峁族群存在淵源，但先周文化卻在山西大量發現的原因。而晉南陶寺遺址的毀滅，被諸多考古證據顯示是鬲族群所為。如果我們結合《史記》記載的“后稷放帝（指堯帝）子丹朱”分析，似乎攻破陶寺的正是南遷的石峁族群（或稱鬲族群）的一支—周人的先祖所為。

而堯舜禹禪讓的美好場景已經被考古證實是虛構的，其中充斥著暴力和奪權。陶唐氏政權的崩潰，恰好為夏后氏族群脫離掌控繼而建立全新的夏政權鋪平了道路。

不僅如此，就連夏朝之后的商朝，也是一支鬲族群后裔。根據考古發現顯示，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是由晉中鬲文化族群東進邯鄲，與當地的澗溝文化融合而形成的。

可見，夏商周三個朝代的建立，其中都有石峁族群的直接參與或間接影響，如此看來，石峁人群與秦嶺淮河以北的現代北方漢族人群的母系遺傳關系比黃河流域其他古人群更緊密也就不難理解了。

曾有一段時間網絡流傳著網友自嘲的梗，有網友看完美劇里暴揍美國的超級反派從蘇聯變成中國，驚呼“垂死病中驚坐起，列強竟是我自己？”

過去很長時間受中原中心論的影響，我們常常把類似石峁這樣的“化外之地”的文明視為華夏文明的旁系或它系，更有甚者從石峁的地理位置推測石峁人就是后來的鬼方人，是華夏的勁敵。

但事實證明，石峁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主體來源之一，也是現代北方漢族的直接先祖，網友“列強竟是我自己”的梗放在石峁這里，似乎又成真了。

接下來還有一個疑問，為什么雄踞陜北的石峁族群要南遷，還留下了從東北向西南既然突然折向東南的詭異遷徙路線？

從老虎山文化時代開始，整個東亞地區就進入了干冷期，這對于以農業為主業的族群來說是十分致命的，這也是老虎山文化進入陜北變成石峁類型和朱開溝類型的直接原因，而石峁族群的繼續南下，也是受到氣候的直接影響。

而從石城的分布來看，石峁人南遷時是沿著黃河和黃河西部的支流禿尾河進行的，這或許是為了方便農業生產。而就在石峁人南遷的同時，陜甘地區的齊家文化族群也受到氣候影響而向東南遷徙，兩大文化族群為了爭奪生存區域而發生的碰撞，是導致石峁遷徙路線折向東南的原因。

所以，南下后的石峁族群以及后來的二里頭文化，都帶有了齊家文化的身影。

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不單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牽動億萬人心的大事。特別是在古史記載與考古發現存在矛盾情況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就顯得愈發撲朔迷離。如果你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那么我推薦讀一讀韓建業教授寫的《中華文明的起源》一書，或許能夠解開你的諸多困惑。正版特價，可點擊下方鏈接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