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DNA與考古發掘出現詭異分歧，夏朝滅亡時發生了什么？

夏朝的滅亡就如同它的建立一樣，充滿了謎團。

目前，關于夏商周斷代考古最權威的研究結論，是1996年5月啟動，2022年6月出版正式研究報告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國家隊的這次出手，將上世紀50年代考古發現的二里頭遺址明確定性為了夏朝晚期都城斟鄩。

此后，大量的考古研究證實，夏商兩個政權的更迭，的確是在洛陽到鄭州一線的伊洛平原內完成的。

首先是商文化發展序列的完整鏈條表明，殷墟文化是商朝晚期文化，而鄭州二里崗文化則是早商文化，位于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則是先商文化，也就是商族時期的文化遺存，它是二里崗商文化的直接來源。

到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之時，下七垣文化沿河南濮陽—滑縣—長垣—杞縣這條通道，進入了中原地區。也就在這個時候，原本還處于文化影響核心圈的二里頭文化，對周邊文化的輻射逐漸停止。

具有典型商式特征的鬲、甗、平底深腹罐開始大量出現在中原地區，距離二里頭遺址僅6公里的地方，修建了偃師商城。與此同時，二里頭遺址內部，大型宮室建筑D3、D5先后廢棄，原本的宮城之內出現了非統治階層的文化遺存，表明二里頭的都邑屬性在下降。

到鄭州商城建立時，整個中原地區的文化面貌全部趨于商化，比如：新鄭望京樓、滎陽大師姑等多座典型的二里頭三期文化遺址，全部按照典型的商式布局進行了重建和改建，二里頭遺址徹底淪為了普通城邑。

由于二里頭遺址缺乏二里崗下層風格的遺物，而近在咫尺的偃師商城（二者同在洛陽偃師區境內，相距只有6公里）也缺少二里頭四期風格的遺存，這說明二里頭人和二里崗人的互動很不活躍（暗示處于敵對狀態），二里頭文化到二里頭文化的演變，并非同一族群的遷徙所致，的確是不同族群政治勢力的此消彼長。

其次，中國科學院劉皓芳博士通過對從二里頭遺址采集的40例人骨樣本進行線粒體DNA研究后，得出結論：二里頭人群與黃河中下游地區（河南、山東、山西）漢族、西北地區（陜西、青海）漢族、東北地區漢族（遼寧、內蒙）等地人群遺傳關系非常近，與南方人群關系較遠，而與偃師商城古人群遺傳關系則介于上述二者之間。

重建的系統發育樹顯示，二里頭人群與內蒙古東部蒙古族、山西漢族和山東青島漢族位于同一個支系上。

DNA研究結論，給我們提供了兩條重要信息：

一是二里頭人和偃師商城人，的確是兩個不同文化族群，所以才會導致近在咫尺的二里頭人群和偃師商城古人群遺傳關系親密度甚至不如更北方的山西等地，這也佐證了考古得出的夏亡商興的歷史事件確發生在伊洛河。

二是夏朝滅亡后，夏朝遺民的逃亡路線集中在北方，即沿山西這條通道分別向西北和東北方向擴散，并且數量非常龐大，以至于能在分子人類學中體現。

這也不難理解，先秦史書中對夏朝地名的記載有80多條，基本集中在豫西晉南這兩個地方。此外，二里文化時期，除了伊洛平原這塊直接控制的“王畿”區域，晉南是二里頭文化唯一直轄的地方，這里也發現了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

這么看來，生活在河北漳河流域的商族群是沿太行山東麓一線進入中原腹地，并最終完成了夏商鼎革的。而被滅國的夏朝遺民則主要逃亡到了山陜和東北一帶。

但是，牙璋的考古發現，卻與DNA的研究結論，出現了詭異的分歧。

所謂牙璋，就是一種有刃的器物，器身上端有刃，下端呈長方形，底部兩側有突出的鉏牙。牙璋最早起源于公元前2400年的山東龍山文化地區，早期用途可能是一種耕田起土用的農具。

牙璋傳播到陜北石峁后，石峁文化族群利用陜西蘊藏 含鐵量高的墨玉礦這一優勢，將農具牙璋改造為了征戰用的兵器，特征是鋒利薄銳、長度也只有20—30厘米。

在青銅兵器出現之前，石峁族群使用的這種含鐵量高的墨玉牙璋，堪稱是“大殺器”。《周禮·考工記》記載：“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但到了二里頭文化時期，牙璋卻發展成長度達53厘米的非實用型禮器，器身上開始雕刻各種復雜而精美的圖案，并成為夏朝祭祀和喪葬活動的重要器物。祭天拜日、祈年時，夏朝人將牙璋握持于手（下端或有木柄），而死后隨葬于墓葬中。

商朝建立后，牙璋的禮器用途并沒有被商朝人所沿用，而是遭到了廢棄（《史記·封禪書》：“其后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現存的牙璋均被商朝貴族改造成了它用。

所以，玉牙璋也成為夏文化的典型器物。

然而，夏朝滅亡后，牙璋的出土地點，卻并沒有像夏遺民逃遁方向那樣在北方大量出現，反而是沿豫西和豫南，先后在四川、湖北、湖南、福建、廣東被考古發現，甚至越南北部的永富省也發現了兩件商周時期的牙璋。

上述地區都位于夏朝統治區域的南方，且出土的牙璋仍被當作重要的祭祀或喪葬禮器使用，而不是貴重的“外貿品”。

比如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發現的三星堆文化的牙璋，與二里頭文化四期牙璋的扉棱扉牙特征接近，且數量龐大，甚至出現了作為組合裝飾的牙璋形金箔。在三星對人重要的祭祀場合，握持牙璋成為重要的環節。

這充分說明，二里頭牙璋在南方地區的大量發現，絕非是簡單的文化互動的結果，而是有夏族群的直接影響，故而才能讓南方地區的族群繼承并發展夏部族使用牙璋的文化傳統，并上升為精神信仰層面的器物。

一方面是線粒體DNA證實的“北遁”，另一方面卻是牙璋考古發現的“南逃”，為什么會出現這樣詭異的分歧路線呢？

由于DNA折射的是大量平民人口遷徙方向，而牙璋卻是貴族才能擁有的國家重器，所以，我們首先就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夏朝滅亡時，占據人口多數的中下層夏人群體選擇了北逃，而夏朝上層貴族卻選擇了南逃。

對此，史書記載也為我們提供了依據。

《呂氏春秋·慎大》記載：“湯故令師東方出于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逸周書》還記載“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可見，以夏桀為首的夏朝貴族群體，并未留在夏都斟鄩，而是選擇了四處逃散。

而夏朝普通平民的遷徙方向，卻恰恰與夏貴族的方向相反。同樣是《逸周書》記載：“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

看來，夏桀的亡國，的確與失去民心有很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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