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畢業生：何處是岸

你多余了嗎

1995年4月，國務院計劃委員會里一位叫楊宜勇的官員，把一個名詞說得比“通貨膨脹”更可怕。這個詞叫“失業”。

他發現，無論是當年的總理政府工作報告，還是計委的年度報告里，都沒有提到過“失業率”。這令他費解。后來，他寫了一份措辭尖銳的報告，并上呈給了部門領導。領導在5月10號作了批示：請規劃司研究。

只不過，把“失業率”作為中央政府手上一個影響政策的指標：

還要等到一年以后。

但楊宜勇和幾位同事早已研究了中國的失業問題，并獲得了難以置信的結果:中國的失業問題遠比政府估計的嚴重，不是520萬人，而是數以億計。

這中間包括城市里約2600萬個職工，和鄉村中1.8億農業勞動力。對于這兩類人，他們用了一個形容詞：

多余的。

說到百分比，也根本不是當時政府公報中說的2.9%，而是25%。所有這些人，在當時統統叫做“隱性失業”，意思是名義上有事做，而實際上無所事事。統計把這些人隱蔽起來，可他們自己卻無處藏身。

在當年，是沒有“失業”這個詞的，最多叫下崗。盡管經濟學家厲以寧在三年前就把楊宜勇說的話，一字不差地說了出來，但都是不便公開的。

計劃委員會里的官員如此直言不諱地談論失業：

這還是第一次。

當時，政府更愿意把這種情況叫做待業，理由是失去工作是暫時的，很快就會柳暗花明。不過雞湯是喂不飽肚皮的，現實是這些人平均待機的時間越來越長：1994年還是4個月，到 1995年就是7個月，其中一年“待業”12個月的，在廣州有9%，在吉林有44%，在湖北有55%。

一年以前，每100個下崗者中，有70個人有機會重新工作，但現在勞動部的官員說，只有53人。好找工作的地方不多，幾乎都是江浙這類私企多的省份。

當時中國社科院還出了份報告說，在1995年以前的十年里，有86%的中國人覺得生活變得更好了，僅有4%的人認為生活變差了。但從1994年起，認為“今不如昔”的人忽然多了起來。后來不少學者和知識分子悟出了一個結論：

1995年是中國人生活道路上的一個分水嶺。

一位記者在讀了報告后也說，真的很想知道，1995 年我們的國家：

發生了什么？

那年發生的許多事都挺眼熟的。

國企改革本已出現突破的機會，可很多工人下崗；通脹被遏止了，新的麻煩是通縮；政府的統計報告說有600種商品供大于求，按現在的話叫產能過剩；關于腐敗的案件突然增多，許多數字都是前所未有的；官員們對一些知名個體戶的關心也多了不少，變態的熱情和變態的冷漠，在官場同時泛濫了起來。

歷史是個好東西，正面或側面，都有值得記住的一面。

1

這一兩個月，云南某高校文科學院的老莫身心都快崩潰了。他主要負責學生就業工作，天天夾在校領導和學生之間兩頭受氣。

要完成學校指標，他得盡力幫這群學文科的孩子找到工作，這一兩年都是倒數第一第二的就業率；想說服暫時就不了業的同學們簽個就業協議或證明，也行不通。

這群孩子大多數都想考公，填了協議就會影響他們的應屆畢業生身份。遇到學法的同學，老莫跟他們說多了：

對方還反過來給你講法。

老莫說，大多數學生都選擇三條路：考公、考研、考編。其實就兩條路，進體制和進不去。失敗了，就留在家再備考一年。

這部分學生的占比高到70%~80%，但能被錄取的比例10%不到。他們還得和全國的985、211高校血拼，像老莫所在的高校學生，即便被錄取，多數也只能去縣鄉級別的部門。

2022年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青年》白皮書也印證了這個趨勢。2003~202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讀研比例持續上升、正式就業比例創新低、畢業去向落實率出現下滑：

待就業率有所回升。

2023年5月國家統計局數據也說，全國有600萬待業青年，青年失業率達20.8%。其實財哥更想知道，又有多少中年人在待業。

老莫也感覺一年比一年難，今年有招聘意愿的企業更是少，大型招聘會都很難辦起來。學校邀請企業來參加校招，對方直接說可以來幫他撐個場子，但人就不招了：

還想裁員呢。

不過老莫并不能閑下來，學院的就業率還得每天統計。學校層面，每天一通報，每周一通報。從情況來看，學校整體就業率有60%左右，有些比較好的理科專業，能達到百分之七八十。

學生的去向也很清晰，大多數是中小企業，央國企難進，得考，學生還反饋說企業的要求多。老莫說，企業要求肯定高，難不成是錢多活少領導傻：

你在想啥呢？

另一家民營企業的董事長老高最近也特別忙，忙著接待絡繹不絕的各高校校長，聽他們推介自己的學生。

聽完之后，他就問自己這個世界怎么了，很多學生想的和企業想的，基本不搭調。

有些外形條件比較好的學生認為，畢業之后一個月工資應該拿七八千甚至上萬，但市場行情其實就3000元左右。另外，他們還一般不考慮民企，除非是上千人的集團。而另一邊，不少民企招不到合適的人。

也不是所有人都揣著不靠譜的想法，不少年輕人還是選擇了更實際的路徑，先就業后擇業。

老莫告訴財哥，今年畢業的學生，因為疫情，有很多在家上了三年學。他們也對經濟是個什么情況略知一二，對薪資也沒什么要求：

能有個班上就不錯了。

從去年開始，每年都去訪企拓崗的老莫就發現，有些寫字樓一到晚上，基本有一半都不亮燈了，今年更是人去樓空。以前不是這樣的，人滿為患，很熱鬧。幾乎是同時，學校周邊的大型超市也消失了好幾個，甚至連銀行都只剩ATM機。

擅長運營園區的李云杰今年也接到不少園區和寫字樓業主的邀請，請他去把空置的房間給收了，能收多少就收多少。

一位在螺螄灣做生意的朋友前兩天也說，好多在這里多年的同行都走了，要么去東南亞，要么去迪拜：

昆明那么小，你快來看看。

2

青木選擇了另外一條路：創業。

從大三那年開始，他的就業觀就變了。因為擅長視頻拍攝和想法多，他當時在一家民企里當企劃總監，一個月能拿8000塊的工資。

不過因為不想看老板臉色，加之不喜歡朝九晚五地上班，還是決定自己干。整個畢業季，他沒有參加任何招聘會，但和同學們聊得不少。

他總結出部分同學難就業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好高騖遠，心理還脆弱，被拒絕一兩次就自我懷疑；二是挑挑揀揀，對自己定位不清。其實就一句話，想就業：

要不有真才實學，要不就會人情世故。

兩樣都不具備就自然進退兩難，然后變成了要么在家待業，要么慢慢找，反正就一種無所謂的態度。

在如今的敘事里，人們通常把這類人叫做45度青年。0度是躺平，90度是內卷，卷又卷不動、躺又躺不平的就是45度。

這個群體追求“60分萬歲，多一分浪費”，在工作上不想墊底，也不想出風頭。

2018年5月，日本NHK還推出過一個在中國深圳拍的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場》。片子里描述了一群被稱為“三和大神”的農民工，被現實教育后，放棄了在深圳賺錢致富的夢想。他們最典型的特征是，用日結的工資在三和周邊過著“干一天玩三天”的生活，這很像東南亞和非洲的打工人。

這群神人拿自己的收入，和馬爸爸比，和過高的房價比，最后集體幻滅：

活得像“平成廢物”。

但中國大學生真正能躺下去的人并不多。中國社科院在去年做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在經濟轉型期，未就業的絕大部分人還是很努力，備考族占58.91%，求職族占32.75%，躺平族占比僅有8.34%。躺平的這部分學生普遍還有個特點：

人力資本狀況更差，家庭背景更不好。

青木也覺得創業很難，不過所幸他所在的學校創業氛圍一直比較濃厚，甚至還有專門的創業協會，加上學院領導和外面的前輩提攜指點，這條路走得還算順。

他告訴我，學校非常支持各類創業活動，一年孵化將近20個創業團隊，幾年下來也不少。

在政府的政策支持方面，他覺得挺不錯的，唯一的壓力來自于創業本身，得靠自己。學生創業不可避免會掉很多坑，比如因為心智不成熟，在面臨商場上爾虞我詐的時候，就容易無所適從。

老莫也贊賞這種態度，人還是得勤快一點。他的學生們有些也在送外賣、送快遞，一個月也能賺個四五千：

這總比找家里要錢好吧。

無論985、211，還是一般的學校，上岸也好，下海也好，都得先去做。

榮格說過，每個人都有兩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給別人看的，第二次是活給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常常從四十歲開始：

在這之前都是做調研。

3

十多年前，張星粵還在學校的時候，就開始擺地攤了。那年頭，他一天可以賺個千把塊錢，感覺人生充滿希望，電商也剛開始，到處都是發財的機會。現在他是一家集團的董事長。

他最近幾年也時不時和一些大學生交流，發現很多人覺得擺地攤是件很Low的事，其中也有個原因是錢更難賺了，各行業卷到人人都沒太多空間。他承認，如果放到現在：

自己不一定闖得出來。

另外，那些年很多人都是主動創業，而現在被動的比較多，尤其是35歲以上的中年人。同時，創業的人也肉眼可見的少了很多。

經濟模式的轉變、階層固化等因素，都加大了創業的難度，不是靠吃苦就行，得更聰明地創業。也就是，每個創業者身上都得有核心的專業能力和技術門檻。

舉個例子，就算開個奶茶店，現在都最好是加盟幾個頭部品牌，單干的生存幾率越來越小。

當然，張星粵認為并不是完全沒有機會，比如在垂直領域做小而美，依然有可能成功。全國做不了就做昆明，昆明做不了就做其他區域，甚至街道、社區，只要愿意挖掘，都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這里首先需要摒棄一個心態，創業者別一來就講未來要賺幾個小目標，真是不知道要賺一個億有多難，一年有10萬以上的利潤就算活下來了。財哥這么多年也只賺了兩個“憶”，一個叫失憶，一個叫回憶：

我驕傲了嗎？

創業者都是孤獨的。

這一點，云南省青創會的朋友深有感觸，所以這些年一直在想辦法把大家都聚攏起來，一起干點事，一起整合下資源。

幾年下來，有不少創業者都在這里找到了新的項目，甚至新的合伙人，在找銀行貸款、稅收籌劃方面都比自己單打獨斗靠譜了不少。

朋友告訴我，云南青創會與很多協會不一樣的地方在于，這里都是草根，都是一顆顆種子，相比其他已創業成功的企業，草根更需要一個平臺。目前青創會在云南大部分縣市都有布局，幾千上萬家企業：

散是滿天星，聚是一團火。

他用9個字總結了下青創會的三個優勢：組織化、實體化、公司化。

比如一年下來要搞100多場活動，有十萬方的實體園區，還成立了集團，通過公司化運作服務企業，包括投資、孵化、助力出海等等。

創業者也是需要呵護的。

老楊經常去外省考察和學習，走完北上廣深和江浙，他最大的感受還是政府與市場的親疏遠近，決定了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力高低。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越不怎么感受得到政府的力量。

他曾跟沿海一家互聯網公司聊過，老總說沒見過什么領導，就算公司營收規模已經上百億，就連區長都沒來過企業。原因很簡單，一是領導真沒時間，二是公司所在的街區上市公司扎堆：

所以他們沒什么事都不會來。

老總也曾想過要不要主動去找領導匯報匯報，但人家直接說，不需要找他們，他們也不需要來，公司正常納稅就行。

老楊和我說，云南可以學習學習。

上世紀90年代，崔健是公認的搖滾之王。但可能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的是，無論他在臺上多么躁動，但每次創作歌曲時，都會把自己放在家里一個類似于靈修的房間，盤腿而坐，背靠墻壁，面壁沉思。

有樂評人評價那時的崔健，越沉默，就越有力量。

所以你看，萬物就是這么有趣，現在所經歷的沉默和磨難，可能就是一種無形的力量。但唯獨不能躺，因為一躺下：

人就軟了。

★老莫、老高、李云杰、青木、張星粵、老楊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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