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座機的回憶和現實

時代前行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歇，但建國75年的成就在鐫刻恢弘的同時，也存留記憶。

――題記

到明年，我家安裝座機就跨入而立之年了。座機，那是很久以前對電話機坐定位置的稱呼，有別于“二哥大”“大哥大”和手機。

擁有一部座機，從開始醞釀到愿望實現，可以說歷經曲折，這讓現實中人無法理解。

1988年9月，我從礦黨委宣傳科調入礦長辦公室擔任文字秘書。走上這條道，加班延點是常態，超時吃飯是固態，妻子說：“干上秘書，不同以往，這里做熟了飯，你還回不來……”“要是有部電話，提前說一聲，我和姑娘給你留菜也行啊。”言外之意，似乎覺得隨著崗位變化，配套裝備也得跟進呢。

記得有一天深夜，“咚咚咚”響起敲門聲。開門一看，是辦公室當日值班的李副主任，說礦上安全出事，得去整理材料。第三天回家，妻子還在嘟囔：幾個晚上都沒睡好覺。

有了引子，我和對桌老季得閑向辦公室高主任說及了座機的事兒。

“一是沒有先例；二是級別不夠。我可以跟礦長匯報一下試試。”

從此，再無音訊。

“沒有先例”的托詞，讓座機安裝行程渺茫；“級別不夠”的規定，讓座機安裝按下暫停鍵。

在通訊基本靠叫喊、聯系基本靠酒場的歲月，座機，扮演了調節生活、協調工作的重要角色。記得當時礦上安排走訪膠東用煤客戶，組織管理人員赴外地考察學習，都是大致約摸時間，通過座機與對方取得聯系。

有時，一些事兒的順理成章，一是在落實規則，二是具備了條件。1995年6月，我被提任分管文字的副主任。任免文件下達第二天，通訊組的老閆讓我選一組號碼，立馬去家里安上了座機。作為住宅公用電話，由礦領導批準，沒有任何費用。這時，副科級別和工作需要達到完美融合。

有時候，礦長不在家，辦公樓趕上集中活動，我就備好材料，回家撰寫講話稿，辦公室確有急事，一個電話打來，啥事也不耽擱。

時間一久，包括家人，原先對座機的稀罕也逐步演變成普遍。

有一天，妻子從幼兒園接回女兒，便去做晚飯。女兒學著大人的樣子，小手抓起話筒。

電話里傳來嘟嘟聲。

看到爸媽抓起話筒就通話，愿意跟誰說就跟誰說。沉思之時，女兒聽到媽媽的腳步聲越來越近，趕緊放下了電話。

等我下班回家，女兒悄悄問我：“爸，怎么要不到姥娘家的電話啊。”

糾結之余，我還是給女兒說了原因、過程，教了方法。

打那，越到下班時間，家里的座機越打不進去，一邊是忙著加班，一邊是不能請假，急得我抓耳撓腮。

為工作而安裝的座機，是我的專屬，作用不能形同虛設。于是，我在周末家庭會議上約法三章：不準往辦公室打電話問是否回家吃飯，不準和同學同事拉起呱沒完，不準因放不好話筒而誤事。之所以定這些，是教訓的提煉。

有座機的日子，就這樣流水般走過。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手機開始闖入家庭。先是諾基亞、飛利浦，再是摩托羅拉、華為，幾年時間，不知換了幾部手機，生活節奏加快，更便利了工作。才幾年時間，座機，不再是領導家庭的“專利”，普通礦工家庭花上幾百塊，享受了座機通話的優越。為此，我給母親家也安裝了一部。前提是想給母親配備手機，老人家一個勁地說：不會使，不會用。

這些年，一家有好幾部手機逐步成為標配。礦區有好多家庭礙于座機壞了無人維修，自覺放棄或者變賣。可母親這邊的座機，一直沒撤。

為方便聯系，三弟用A4紙打印了大字版的手機號碼，通過座機，母親可以輕松地隨意找到我們弟兄仨的任意一人。座機，繼續發揮著余熱，如同退休了的礦工師傅。

文 張修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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