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億居間費找“專業稅籌團隊”處理，被定虛開發票罪

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案號：（2022）滬0116刑初793號

公訴機關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吳某1（自報），男。

辯護人強某，某某律師事務所1律師。

辯護人鄭某，某某律師事務所2律師。

被告人唐某（自報），女。

辯護人郝某，某某律師事務所2律師。

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檢察院以滬金檢刑訴［2022］692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吳某1、唐某犯虛開發票罪，于2022年12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高某、胡某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吳某1、唐某及辯護人強某、鄭某、郝某到庭參加訴訟。審理期間，公訴機關申請補充偵查，本案延期審理一次。現已審理終結。

公訴機關指控：

2021年3月起，付某（另處）為接收自己從某某公司1（以下簡稱“某某公司1”）獲取的項目居間費人民幣3.95億元（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安排其員工余某、石某、黃某1（均另處）尋找稅籌團隊處理。石某等人向被告人吳某1說明業務內容及要求后，吳某1與某某企業1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某企業1”）經營人吳某2、楊某（均另處）商議，提出成立一家新公司，以該公司名義從某某公司1收取項目居間費，再安排自然人以向該公司提供服務為由收取錢款，以此將該公司資金轉出，待業務完成后將該公司注銷。吳某1安排被告人唐某負責分別與石某一方和吳某2一方的對接。石某等人采納吳某1提出的方案后，根據安排，2021年6月18日，某某企業2管理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某企業2”）在本區注冊成立，由傅某擔任法定代表人。2021年7月至12月間，某某企業2在收取某某公司1支付的項目居間費后，陸續從多名與某某企業2沒有業務往來的自然人處收取增值稅普通發票并進行資金流轉。截至案發，某某企業2累計收受增值稅普通發票222份，價稅合計2億余元，其中194份發票已入賬，價稅合計1.8億余元。案發后，某某企業2補繳了相關稅款。

2022年7月5日，被告人吳某1、唐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到案，到案后供述了部分犯罪事實，在審查起訴階段吳某1退繳了個人違法所得。

為證實上述事實，公訴機關指派的公訴人當庭宣讀或出示了同案犯付某、余某、黃某1、石某、傅某、吳某2、楊某的供述，證人王某1、劉某2、董某1、劉某1、曹某、王某2、殷某、馬某、呂某的證言及提供的相關書證，某某事務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會計鑒定意見書及會計補充鑒定意見書，公安機關調取的涉案發票、聊天記錄截圖、檔案機讀材料、戶籍信息及出具的接收證據清單、扣押決定書、扣押清單、偵破經過，二被告人歷次供述等證據材料。據此，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吳某1、唐某的行為均已構成虛開發票罪，且屬情節特別嚴重；二被告人系共同犯罪，其中唐某系從犯；二被告人均有坦白情節及退贓表現，提請本院依法審判。

被告人吳某1、唐某均對起訴指控的基本事實無異議。

被告人吳某1辯稱到案后全面如實供述，不存在只供述部分事實情形；對本案定性無法自行判斷。

被告人唐某辯稱到案后如實供述全部事實，并主動提交了相關聊天記錄證據。

被告人吳某1的第一辯護人對起訴指控的事實及定性提出異議，認為吳某1沒有實施刑法第二百零五條之一中的虛開發票行為，其介紹他人“如實代某2”的行為不構成虛開發票罪；“如實代某2”的方式是在有真實業務前提下的代某2發票行為，本案被告人找第三方自然人向稅務機關“如實代某2”僅違反發票管理規定，系行政違法行為，不構成虛開犯罪，不應課以刑罰；本案中的居間服務真實發生，付某等人應該取得勞務報酬，通過自然人“如實代某2”的方式僅是為了降低付某等個人所得稅稅負，稅收籌劃方案實質上與偷逃企業所得稅并無關聯；公訴機關指控吳某1讓他人為某某企業2虛開增值稅普通發票的行為，實則是為了幫助付某等偷逃個人所得稅稅款，符合逃稅罪的構成要件；吳某1幫助付某等人介紹了自然人劉某1“如實代某2”發票偷逃個人所得稅的行為，構成逃稅罪的幫助犯，對吳某1應以逃稅罪幫助犯進行追訴，且僅對劉某1涉案金額負責。公訴機關對于本案事實認定不清、定性錯誤，應以逃稅罪進行追訴，基于逃稅罪存在“刑罰阻卻事由”，本案應先由稅務機關在稅務上進行處理，追繳相關人員個人所得稅稅款無果后再進行處理，不應直接追究吳某1等人的刑事責任。同時辯護人還認為，本案稅收籌劃服務實際由某某企業1提供，吳某1僅為居間介紹方，居中協調和傳遞雙方信息，在共同犯罪中發揮作用較弱，且存在自首情節，屬于初犯、偶犯，主動退贓，悔罪態度良好，依法可以對其免予刑事處罰。

被告人吳某1的第二辯護人認為，吳某1在本案中對于關鍵事項和環節沒有決定權，其主要從事溝通對接工作，一方面服從企業要求，另外一方面聽從吳某2、楊某的安排，決策權相對有限，獲得的服務費分成也是最小的，故其地位作用應當低于吳某2和楊某；吳某1在首次訊問中無故意隱瞞事實，供述穩定并主動提交了相關微信群記錄，應認定為自首；吳某1與企業方關系中，根據其他備選方案，即便沒有吳某1、吳某2等人，某某企業2也會另找他人選擇相同的虛開方式降低稅負；吳某1主觀惡性相對較小，目前經營著兩家公司，主要從事平臺業務，如判處實刑，兩家公司難以為繼，從保護企業穩定就業角度出發，對其從寬處理；從當前的司法實務來看，對于沒有造成國家稅款損失的涉稅案件，也是普遍從寬處理，本案涉案稅款都已經繳清，受損的社會關系也得到了修復，同時吳某1已經全額退出違法所得，如法院認定構成虛開發票罪，建議對吳某1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量刑并適用緩刑。

被告人唐某的辯護人對本案定性與吳某1辯護人觀點一致，同時認為，唐某未參與方案的前期工作，且工作簡單，不參與決策，參與程度較低；唐某在其中主要負責信息傳遞工作，且沒有單獨收取費用；唐某雖然和吳某1為夫妻關系，但在工作中是上下級的關系，只是協助一些溝通工作，在本案中作用較小；唐某屬于初犯，且退繳違法所得。綜上，建議對唐某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為證實唐某在本案中所起作用較小，辯護人當庭舉證了吳某1、唐某、吳某2、楊某四人微信群內容及唐某與石某之間的微信內容。

經審理查明：

2020年間，付某與開發商王某1商定，由付某向王某1提供湖南省長沙市相關地產項目居間服務，約定項目居間費為4.5億元。為此，王某1一方成立某某公司1經營該項目，并采用公司對公司轉賬的形式支付上述項目居間費。為獲取此款，付某指使手下員工余某尋找專業稅籌團隊進行處理，要求從某某公司1獲款后，將錢款由公轉私回到個人賬戶，并設法降低稅負。余某讓黃某1、石某分頭尋覓稅籌團隊，期間，被告人吳某1被引見給黃某1，經黃某1、石某向吳某1說明要求后，吳某1與某某企業1經營人吳某2、楊某商議并制訂了稅籌方案，提出成立一家新公司，以該新公司名義從某某公司1收取項目居間費，再以自然人向新公司提供服務為由，向新公司提供增值稅普通發票用于匹配公司成本，同時將公司資金轉至自然人賬戶，待資金轉出業務完成后將公司注銷。付某同意該方案并選擇了某某企業1為稅務團隊配合實施。

2021年6月，付某安排傅某注冊成立某某企業2，執行上述稅籌方案。某某企業2與某某公司1簽訂居間服務合同，將原項目居間費變更為3.95億元。2021年7月至同年12月間，某某企業2從某某公司1處收取項目居間費后，在被告人吳某1、唐某及吳某2、楊某、石某、傅某等人的操辦下，虛構公司與劉某1、曹某等多名自然人發生勞務關系，由公司向自然人支付勞務費，同時偽造合同等書面材料，以自然人代某1，從各地稅務機關獲取相應的增值稅普通發票提供給某某企業2沖抵公司成本。自然人獲款后根據安排轉入付某等人指定賬戶進行分流。期間，吳某1安排唐某輔助其工作；石某、黃某1代表某某企業2，吳某2、楊某代表某某企業1，兩方各自與吳某1、唐某夫婦建立單獨聯系，由吳某1、唐某通過微信群、電話等方式將工作信息在兩方人員之間傳遞溝通，三方各自提供部分開票自然人，共同推進辦理某某企業2注冊、登記代理、稅務綜合事項服務等整套財稅服務。截止案發，某某企業2累計收受虛開的增值稅普通發票222份，價稅合計2億余元，其中194份發票已入賬，價稅合計1.8億余元。

2022年7月5日，被告人吳某1、唐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到案，到案后如實供述了上述主要事實。在審查起訴階段，吳某1、唐某共同退繳了違法所得81萬元。

上述事實，有以下證據證實：

第一組證據，證實付某向他人提供居間服務并以某某企業2獲取項目居間費的事實。

1、證人王某1、劉某2、黃某2的證言，證實2020年上半年，王某1欲在湖南省長沙市XXXX開發項目，經蘇某介紹，由付某提供項目居間服務，約定項目居間費為4.5億元。為此，王某1所控集團公司成立某某公司1作為項目公司，與付某所成立的某某企業2聯系對接，雙方簽訂了居間服務合同，2021年下半年，雙方更改居間服務費為3.95億元，現已履行完畢。在商談過程中，一開始付某一方出面的是付某、蘇某和余某。后期履行合同過程中，與某某公司1聯系的有傅某、石某等。

2、公安機關出具的收取證據清單、接收證據清單、證人劉某2提交的長沙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網上掛牌出讓須知、成交確認書、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意向合作協議書、聲明、居間服務合同及補充協議，證實2021年6月間，某某公司1取得長沙市XXX號宗地使用權；付某一方向王某1一方提供項目居間服務，某某公司1支付項目居間費3.95億元。

3、公安機關調取的檔案機讀材料，證實某某企業2注冊時間2021年6月18日，法定代表人傅某。

第二組證據，證實被告人吳某1、唐某參與實施虛開發票的事實。

1、同案犯余某、石某、傅某、付某的供述，證實付某為王某1提供地產項目居間服務，原約定收取4.5億元居間服務費，后更改為3.95億元。王某1一方要求公對公支付居間服務費，付某獲取此款并減少稅負，授意手下員工余某尋找稅籌方案。余某讓石某、黃某1分頭尋找稅籌公司，其中黃某1找來某某企業1，提出方案為新成立一家公司，由這家公司專門用來公對公收款，然后再通過兩部分，一部分是公司對股東借款，一部分是找自然人向某提供勞務服務，讓自然人在稅收優惠地區進行稅收核定，通過自然人向某開具勞務發票匹配公司成本，公司打款給自然人，通過這兩部分達到居間服務費“公轉私”目的。付某同意該方案并選擇某某企業1配合執行。付某安排傅某注冊成立某某企業2，由余某領導石某、黃某1與某某企業1一方人員吳某1、“唐老師”具體對接。吳某1稱公司需要發票，讓公司提供自然人，由吳某1一方開發票走賬，并對自然人身份提出要求。付某選擇了殷某、顏某、王某2為開票自然人；某某企業1找了曹某作為開票自然人；石某、黃某1分別找了原公司員工刁某、兩名姓房人員作為開票自然人。這些人員均和某某企業2沒有真實業務關系，也未參與湖南項目。自然人的資金到賬后就轉至付某指定的賬戶內。

2、同案犯黃某1的供述，證實2021年4月，余某告訴其和石某，付某在湖南長沙南站周圍有一個房地產項目要收取一筆居間費用，需要找一個稅務籌劃公司對接。黃某1的朋友董某1將吳某1介紹給黃某1。同年5月間，吳某1和黃某1、石某見面，吳某1介紹了自己的公司，稅籌方案的具體情況是石某和吳某1溝通的，后來石某還找了其他公司出方案，最后匯總交給余某，經付某審核決定選擇吳某1的方案。確定方案后，付某、傅某和余某、石某商定用某某公司2與財稅公司簽約，但吳某1表示經過他們內部討論，在某某公司3比較合適，上海這邊選定的簽約主體是某某企業1。此后，吳某1拉了一個微信溝通群，群里有吳某1、“唐老師”、石某和黃某1。某某企業2成立后，后續對接都是石某在負責，石某將和某某企業1的溝通情況直接告知余某，余某再向付某匯報。

3、同案犯吳某2的供述，證實其系某某企業1經營人，和某某企業2的業務是楊某通過吳某1介紹過來的，提交給某某企業2的整個稅籌方案是吳某1草擬好以后，吳某2與楊某、吳某1一起商量定下來的。吳某1稱某某企業2業務完成后盡快注銷，某某企業2成本解決也是吳某1提出用自然人開票方式給公司做成本，并套現資金。吳某2、楊某負責某某企業2注冊、登記代理、稅務綜合事項服務等整套財稅服務。

4、同案犯楊某的供述，證實其系某某企業1經營人，某某企業2的業務是吳某1聯系其去做的。某某企業1為某某企業2提供企業注冊、代辦銀行開戶、財務代理和稅務申報，雙方約定收取1%財務服務費。在服務過程中，某某企業2由吳某1和某某企業1對接，收到的發票都是吳某1聯系代某2發票的地方直接快遞給某某企業1做賬。期間，吳某1提供了顏某、殷某的身份證讓楊某通過稅務代某2發票，合同內容是居間服務，發票金額各2,500萬元左右。根據開票人的個人情況等，這樣開發票是不合理的，應該是虛開的，但企業方要求這么做某某企業1也不好多說什么。曹某的發票是吳某1手下唐總聯系楊某后搞的，但具體誰負責記不清了。呂某也通過代某2發票提供給某某企業2，發票金額共計1,674,000元。上述殷某等人開給某某企業2的個人發票均已入賬。

5、證人董某2的證言，證實其與被告人吳某1是大學同學，與黃某1是曾經的同事關系。黃某1所在公司有個項目需要做稅務籌劃，規模上億。2021年5月，董某2將吳某1引見給黃某1、石某，石某給吳某1講述項目情況及需求，吳某1作項目分析及方案建議。石某與吳某1溝通后，稱需要向某領導匯報再聯系，后其經向某匯報，公司老板表示對吳某1專業度比較認可，之后黃某1、石某與吳某1溝通及協商其他細節情況就不知情了。項目進入2021年四季度后，吳某1團隊與黃某1所在公司曾多次溝通進展。

6、證人劉某1的證言，證實2021年7月中旬，吳某1找到劉某1，說想用劉某1的身份給企業代某2發票，然后將發票對應的資金套現出來，劉某1同意了。開票的流程是吳某1提供了一份偽造的合同給劉某1，讓劉某1簽字，合同內容是以吳某1為主的團隊給某某企業2提供了財務、稅務的咨詢和架構服務，劉某1作為吳某1團隊的一員需要支付報酬，但實際上劉某1并未向某某企業2提供過服務。吳某1通過微信的方式將開票金額、品名等內容發送給劉某1，劉某1通過微信將合同的電子版、開票內容、身份信息提供給了山東當地的代辦人員。劉某1收到款項之后，吳某1提供了很多人的賬戶包括他自己的賬戶，然后劉某1根據吳某1指定的金額向這些銀行卡賬戶轉賬。開票費用是吳某1安排人員給劉某1打款。吳某1讓劉某1代某2發票的時候，石某為了資金安全提出要見劉某1一面，雙方就在北京碰了面。

7、證人曹某、呂某、殷某、王某2的證言，證實上述人員及顏某與某某企業2無真實勞務關系，在他人安排下，與某某企業2簽訂虛假合同并開具增值稅普通發票，收取服務費后將資金轉入指定賬戶分流。

8、證人馬某的證言，公安機關調取的涉案增值稅普通發票清單，證實馬某是某某公司4的員工，案發時段楊某讓其擔任某某企業2的代理記賬人員，某某企業2收取的殷某、顏某、劉某1、曹某等自然人開具的增值稅普票均已入賬。涉案發票票面內容顯示居間費、顧問服務費，開票日期在2021年7月至同年11月間，價稅合計1.8億元。

9、公安機關調取的咨詢顧問服務協議，證實某某公司2聘請某某企業1提供綜合財務咨詢服務，為其申請相應稅收優惠政策，某某企業1根據某某公司2需要協助其在某某公司5（標的公司），某某企業1根據標的公司經營業務規劃進行籌劃測算，標的公司的所有稅費及向某某企業1支付的服務費之和占其經營收入比為12.4%。

10、公安機關調取的微信聊天截圖，證實被告人吳某1、唐某分別與吳某2、楊某一方及石某、黃某1一方建立微信群溝通聯系，操作某某企業2稅務事務，其中稅籌方案系吳某1發送，吳某2、楊某予以確認；唐某向楊某發送某某企業2工作日志，楊某表示與吳某2溝通過，同意工作流程；楊某知曉某某企業2自己建成本，并指導唐某應對開票自然人稅務問題。

11、某某事務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會計鑒定意見書及補充鑒定意見書，證實2021.6.29-2021.12.16某某企業2收入某某公司1資金3.95億元，其中2021.6.29-2021.11.11收入資金2.5億元；2021.7.8-2021.11.8，某某企業2收受曹某、殷某等7名自然人開具的普票194份，稅率1%，金額178,349,505.07元，稅額1,783,494.93元，價稅合計180,133,000元，均已入賬；收受刁某等7人開具的普票28份，稅率1%，金額46,130,296.99元，稅額461,303.01元，價稅合計46,591,600元，均未入賬。

上述某某企業2收入某某公司12.5億元后，第一層支付至殷某、傅某、劉某3、曹某、顏某、王某2、劉某1、呂某等八人共計2.29億余元，其余繳納稅費、公共繳費等；上述八人賬戶收入資金后，分別轉至第二層某某公司2、某某公司6及傅某、喻某等25人賬戶，殷某現金支出；第三層支付至付某等人被用于個人消費或購買理財，支付至某某公司2等5家公司，支付至傅某等55人；第四層、第五層支出去向為多名個人或公司。共計審計五層資金去向。

第三組證據，證實二被告人到案后如實供述了參與實施虛開發票的事實。

1、被告人吳某1的以往供述，證實吳某1到案后，在公安機關制作的詢問筆錄及第一次訊問中，如實供述了參與虛開發票的主要事實。期間，吳某1找了劉某1稱企業方需要自然人代某2發票，劉某1表示可以讓曹某幫忙代某2，兩人都與某某企業2無真實業務關系。曹某大概虛開了3,000余萬元增值稅普通發票，劉某1大概虛開了800余萬元的增值稅普通發票。上述代某2的發票都提供給某某企業2做賬了。劉某1收到的款項中一部分轉給了石某指定的賬戶，剩余的部分轉給了吳某1指定的賬戶。曹某收到的資金全部轉到了石某指定的賬戶。開票的自然人大概有7、8個人，劉某1和曹某是吳某1提供的人員，其余人員都是石某、黃某1提供的。呂某是某某企業1提供的人員。某某企業1、吳某1、董某2各收取項目收入的1%、0.6%、0.9%作為好處費。

2、被告人唐某的證言，證實唐某到案后，在公安機關制作的第一次訊問筆錄中，如實供述了其在吳某1安排下，分別與石某、黃某1及吳某2、楊某兩方通過微信群、電話建立聯系，共同參與虛開發票的事實。某某企業2的成本主要是通過自然人代某2的方式取得。劉某1、曹某的發票是虛開的，代某2發票的稅款由吳某1夫婦支付給劉某1。唐某通過微信和電話的方式與石某、黃某1負責聯系，并與吳某1、石某和黃某1之間建立了微信群，主要是將石某、黃某1的要求傳遞給某某企業1的吳某2、楊某，同時將吳某2、楊某的要求傳達給某某企業2。某某企業2的成立方案以及成本匹配等相關事項方案是楊某、吳某2提議的，吳某1根據他們的意思整理成了文字方案然后發給了石某、黃某1確認。自然人代某2的發票對應的資金處理都是由企業方自行負責。

3、公安機關出具的偵破經過，證實2022年7月25日，被告人吳某1、唐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主動投案，于同日被取保候審，到案后二人均如實供述參與虛開發票的事實。

第四組證據，證實被告人身份信息及退贓情況等。

1、公安機關調取的工商資料、戶籍信息，證實涉案關聯公司及二被告人的身份信息。

2、公安機關調取的稅收完稅證明、公訴機關出具的扣押決定書，證實案發后某某企業2補繳相應稅款；吳某1、唐某于公訴審查階段退繳違法所得81萬元。

上述證據均經庭審質證，來源合法，各證據間互相印證，形成嚴密證據鎖鏈，本院予以確認。

針對本案主要爭議焦點，本院評析如下：

1、劉某1等人向稅務機關申請代某2發票的行為能否認定為“如實代某2”。對于自然人代某2發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規定：“需要臨時使用發票的單位和個人，可以憑購銷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務以及從事其他經營活動的書面證明，經辦人身份證明，直接向經營地稅務機關申請代某2發票”，同時還規定“禁止非法代某2發票”。據此，自然人代某2發票所依據的前提條件是具有真實業務關系并須提供相應書面證明。經查，本案中劉某1、曹某等多名開票自然人，分別系付某手下司機、廚師及吳某1、石某等人找來的人員，該些人員與某某企業2無真實勞務關系，也與湖南地產居間項目無關聯，其通過虛構與某某企業2發生勞務關系并偽造合同等書面證明，據此取得稅務機構代某2的增值稅普通發票，不符合上述發票管理規定的自然人代某2條件，不屬于“如實代某2”，應認定為虛開發票。辯護人所提出的被告人吳某1系居間介紹他人“如實代某2”，無事實及法律依據，本院不予采納。

2、二被告人的行為定性問題。本案中，付某通過成立某某企業2接收巨額項目居間費，為降低稅負獲取更多個人利益，在付某主導下，被告人吳某1、唐某伙同吳某2、楊某等人采用讓他人虛開發票方式，提供給某某企業2進行虛假納稅申報，用以沖抵企業成本，從而達到偷逃稅款目的。據此，吳某1等人行為目的是協助付某偷逃稅款，所采用的手段是虛開發票，如兩種行為均構成犯罪，屬牽連犯，應擇一重罪處理。根據法律規定，逃稅罪構罪條件為：一是納稅人采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且經稅務機關下達追繳通知后，不補繳應納稅款、不繳納滯納金或者不接受行政處罰；二是扣繳義務人采取欺騙、隱瞞手段，不繳或少繳已扣、已收稅款，數額較大的。根據現有證據，某某企業2的行為不符合上述逃稅罪構成要件。辯護人提出的應認定為逃稅罪的意見，于法無據，本院不予采納。二被告人以偷逃稅款為目的，讓他人為某某企業2虛開發票，情節特別嚴重，該行為應構成虛開發票犯罪。

3、二被告人涉案金額認定。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涉案金額提出異議，認為被告人僅對自然人劉某1開票的涉案金額負責。經查，吳某1、唐某在共同犯罪中，不僅起中間聯絡作用，吳某1還具體參與稅籌方案制定、尋找開票自然人等多個事項，在涉案時間段內，其與唐某全程有不同程度的參與，應對指控的全部涉案金額負責，而并非僅對部分自然人開票涉案金額負責。對辯護人提出的涉案金額異議，與查明事實不符，本院不予采納。

4、二被告人能否認定為自首。公訴機關認為，二被告人到案后僅供述部分事實，對部分自然人虛開發票的事實未能如實供述，故不能認定為自首，僅能認定坦白。經查，二被告人接到電話通知后主動前往公安機關接受調查，在詢問及首次訊問中，二人如實供述某某企業2成立情況、參與公司稅籌方案訂制及執行的主要情況，并供述了自然人劉某1、曹某虛開發票的事實，主動向公安機關提交了相關微信聊天記錄，該事實有公安機關出具的偵破經過及被告人以往供述所證實，二被告人當庭亦對起訴指控主要事實無異議。本院認為，二被告人系自動投案，到案后均如實供述了本人參與情況及同案犯相關情況，屬于如實供述主要事實，符合自首構成要件。辯護人的相關辯護意見予以采納。公訴機關認定二被告人構成坦白的意見有誤，本院予以糾正。

5、被告人吳某1能否認定為從犯。經查，吳某1前期參與稅籌方案的制訂，后與唐某作為中間聯絡人，通過微信群、電話等方式，分別與石某一方及吳某2一方單獨建立聯系，傳遞溝通兩方信息，并尋找開票自然人，共同推進辦理某某企業2注冊、登記代理、稅務綜合事項服務等整套財稅服務。吳某1等人的行為均是為了協助付某達到將項目居間費進行公轉私分流套現并從中偷逃稅款的目的，系基于同一犯罪目的之下，主觀故意相同，吳某1、唐某伙同石某、吳某2等人為達成共同犯罪目的而在不同環節實施分工配合，共同參與虛開發票的行為，應認定為共同犯罪，其中，付某在本案中起主導、決策作用，吳某1、唐某等人居從屬地位，起次要、輔助作用，故二被告人均應認定為從犯。吳某1辯護人提出的要求認定從犯的意見，與查明事實相符，本院予以采納。公訴機關將吳某1、唐某認定為共同犯罪，而未認定其二人與付某、傅某、石某、吳某2、楊某等人構成共同犯罪，應予糾正。

本院認為，被告人吳某1、唐某伙同他人虛開增值稅普通發票，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虛開發票罪。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及罪名成立。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系從犯，應從輕或減輕處罰。被告人吳某1、唐某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二被告人積極退繳違法所得，某某企業2補繳了相應稅款，對二被告人均可以酌情從輕處罰。綜上，決定對被告人吳某1從輕處罰，對被告人唐某減輕處罰。被告人唐某有悔罪表現，結合其犯罪情節，可以適用緩刑。綜合全案案情及被告人吳某1在本案中的情節、作用，不符合免予刑事處罰條件，且不宜適用緩刑，辯護人提出的建議免處或適用緩刑的意見，本院不予采納。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之一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吳某1犯虛開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十一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

（刑期自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罰金自判決生效之日起一個月內繳納。）

二、被告人唐某犯虛開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

（緩刑考驗期限自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罰金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一個月內繳納。）

唐某回到社區后，應當遵守法律、法規，服從監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勞動，做一名有益社會的公民。

三、被告人退繳的違法所得予以沒收。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 判 長 陳德鋒

審 判 員 沈 磊

人民陪審員 戚昕洲

書 記 員 張潔卿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