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 | 阿城談《詩經》

編者案：阿城的《棋王》人盡皆知，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作家。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阿城之博學。阿城讀書之多之深，當代的很多年輕作家難以望其項背。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讀書的認真勁。文中提到的李辰冬教授，小編有幸收藏一本林義光所著、鈐有他藏書印的《詩經通解》，在書中有他紅筆所勾畫及論難的讀書筆記。

美國人好郵購，書也一樣，所以你可能不了解美國人正在看什么新書，倒能從舊書店知道美國人不看什么書。我是逢舊書店就進去一下，為的是舊書便宜，陸陸續續買了不少。有些書的扉頁上瑪麗們寫著“這本書對你很重要”，大概是彼得們認為不重要，賣掉了。

洛杉磯有幾家中文書店。店里有些賣不出去的書，就會歸置到一處，插個牌子，寫明的價格低到你忍不住要檢視一番，無非是再次證明沒有人買。當然有漏網之魚，端看網是什么網，魚是什么魚。

一九八九年夏天，路過一家中文書店，門口擺了兩只竹筐，標明里面的書五角錢一本。當時汽油是一加侖平均一元兩角五，再小的車加滿一次總要十加侖。買一份當天的報，還要兩角五。沒錢倒不一定逼死英雄漢，賤價總是讓人覺得有便宜可占，于是為五角錢折腰，翻撿起來。

內中有一本《詩經研究方法論》，李辰冬著，臺灣水牛出版社，屬水牛大學叢書第三九。我對《詩經》有興趣，既然是興趣，所以積極性高，于是凡有關《詩經》的書我都買，歷年積有四十多本。這一本亦是有關《詩經》，又只有不像話的五角錢，于是進店付款。之后回家，做飯，吃飯，不洗碗，喝茶吸煙，摸摸弄弄，寫寫劃劃，要睡覺了。睡覺之前，總要陪陪閑書，忽然想起下午買過一本舊書，不妨翻翻，于是光腳下床尋來，且看看寫些什么，無非是“后妃之德”罷。有分教：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管它世代時代 讀閑書讀書閑讀書無關新書舊書。

翻開來，封面折進一窄條，上有作者照片，很犟的相，下面寫：李辰冬，一九○六年生，河南省濟源縣人，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師范大學教授。封底簡介說“本書繼詩經通釋、詩經研究之后，是李辰冬博士關于詩經之第三部論著”等等，看出版時間，一九七八年，十二年前的了。

不料這一讀，竟讀到天亮，躺下后想，怎么從來沒聽說過這樣一個人，這樣一種解釋呢？怪。

大致說來，李辰冬先生認為(這本書就是在講為什么認為)《詩經》是周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五十年間南燕人尹吉甫一人所做。這之前，我知道《詩經》里有幾篇是尹吉甫所做，而且也知道有個“兮甲盤”，王國維考釋其“銘”是記載這個尹吉甫的功績，但無論如何想不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都是尹吉甫所為。我見到李辰冬先生的結論，第一個反應是，有意思，這倒可以是一篇小說，可見我是做不了學問的，常常就要來大膽假設，滑向小說。李辰冬先生對胡適之先生非常尊敬，卻恰恰反對胡適之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認為不是科學方法，科學方法是從原始材料中尋求原理法則，再以這些原理法則解釋原始材料。

李辰冬先生研究《詩經》總結出七條原理，且選兩條看看：

三百篇的形式有點像民歌，實際上，作者是用民歌的形式來表達他的內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無個性，而三百篇篇篇有個性。所謂個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點、固定的時間、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

每解釋一個字、一個成語、一句詩、一個地名、一個人名、一個名稱、一種稱謂、一件史實，先得把這個字、這個成語、這句詩、這個地名、這個人名、這個名稱、這種稱謂、這件史實作一統計，看看三百篇中共用多少次，能不能在這些次中求出一個統一的意義。

法則有十六，且也選幾條：

凡遇地理上的名稱，必得以地理來解釋，不得如《毛傳》“前高后下曰旄丘”……必得查出這些地理名稱都在什么地方……

凡遇地名，不僅解釋古時在什么地方，現今在什么地方，遇必要時，還要解釋它的歷史與環境，務期與詩義發生關系。

如將同一地名的詩篇作一歸納，求其統一的地帶，一定可以尋出各篇中的歷史事跡。

如將同一地帶地名的詩篇作一連系，一定可以發現一件古代史或故事……

如將相關地名的詩篇……作一連系，一定可以發現一件古史……

如遇山川名稱，必得指出山的那一段，川的那一段，不能只說山名、水名、或發源于何處……

如遇人物的名稱，必須追究出他是什么時候人、什么地方人、什么職位，他與詩篇中其他人物的關系，他在詩篇中什么地位……

如遇文物制度上的名稱，必須以周時的文物制度來解釋，不得以后世衍出的意義作解釋……

凡遇歷史事實，必須找出事件發生的地點、時間、人物、甚至月份、日子，這樣才能與歷史事實相配合。并將每件歷史事件的年份時代算成西歷，就不致有年代先后倒置的錯誤。

如將《詩經》中的同一詩句，同一稱謂，同一名物的詩篇作一歸納，往往發現這些詩篇的關系；但必須受其他法則的協助與約束。說得更詳細一點，就是這種法則不能單獨使用，必須與其他法則所得的結果相配合，才可成立。

刪節號替代的是例子。我初看這些近于自虐的法則時，不由替李先生捏了一把汗，再想卻都是老實認真，好像看見一個“賽”先生。結果呢，李辰冬先生說，“這樣，就發現了三百篇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詩、每個地名、每個人名、每件史實都是實錄，沒有一點虛假。不僅是一部千古不朽的文學偉著，也是一部活生生的宣王復興史與幽王亡國史。”至于斷定三百篇都是尹吉甫所作，是由地理的統一、人物的統一、時代的統一、史事的統一、體裁的統一、名物的統一、詩句的統一、風格的統一、聲韻的統一、起興的統一、人格的統一這十二點來得到的。

李辰冬先生提到他研究《詩經》得力于清儒，最得力的書是顧祖禹《讀史方輿記要》、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于省吾《吉金文選》、吳其《植物名實圖考長編》、焦氏《易林》、燕京大學引得社編的《詩經引得》，訓訪最得力于王引之、馬瑞辰、王國維、聞一多。

這樣一本學術書，我卻讀得像《福爾摩斯偵探案大全》一樣，緊張，迷惑，釋然，微笑，感慨或大笑乃至驚動了鄰家的狗。關于這尹吉甫，擇其大略是——

尹吉甫原籍南燕，今河南延經縣北三十五里，本姓，后改為吉，他的一支不知何時到衛國今河北濮陽縣的復關為氓，也就是“外國人”。周宣王二年(公元前八二六年)衛國準備平定陳、宋時，尹吉甫這位士的文武之才為衛侯賞識，派為浚邑的良人(良人是率領二千人的鄉長，而非我此前讀知的丈夫)。宣王三年隨衛侯之孫、衛武公次子惠孫(《詩經》中被稱為孫子仲)去平陳(今河南淮陽縣)與宋(今河南商丘)，初春出征，十月凱旋，與孫子仲的女兒仲氏戀愛，留下《擊鼓》、《女曰雞鳴》等幾十篇詩。

宣王四年隨南燕國君蹶父到陜西韓城把韓侯迎到鎬京，朝見宣王后又送韓侯到南燕迎親，韓侯娶的是蹶父的女兒，之后再護送韓侯到今河北固安縣的新韓城，他做些歌頌與迎親的詩，《關雎》、《麟之趾》等詩即是這時所做。

宣王五年初春，隨衛人赴鎬京勤王，西征猶。宣王逐猶四月到今陜西白水縣的彭衙時，派他赴洛陽，這時他作“兮甲盤銘”紀念自己的戰功。六月再去西征，十月才打到今山西永濟與南仲會師，合力將狁逐到今山西洪洞縣。《六月》、《公劉》、《甫田》等幾十首詩就是這時做的。

宣王六年初春，又隨宣王南征徐戎，此時派他為尹氏，尹吉甫的尹由此而來(尹是史官)。四月隨宣王回到永濟。宣王出征是逢山祭山，逢水祭水，逢宗廟祭宗廟，尹吉甫也就寫些祭詩。“周頌”的一部分頌和《江漢》等詩即為此時所做。

六月剛回衛國，八月又隨方叔伐荊蠻，方叔率領的人是殷的后人，所以凱旋時到宋祭祖，尹吉甫作《商頌》等頌。這年冬天他與仲氏私自結婚，因雙方家長反對。從輩份上論，尹吉甫是仲氏的爺爺輩。后來仲氏的父親孫子仲也答應了。

宣王七年，隨申伯安定申、甫、許三國，此時仲氏也隨父親孫子仲到甫國，于是夫妻倆在許國有了一段好日子，留下《汝墳》、《漢廣》一些詩。這年冬天他隨仲山甫赴齊迎娶齊胡公的女兒莊姜，由尹吉甫護送回衛，留下《南山》等詩。

宣王八年到十年，尹吉甫又被派去東征恢復魯國的土地，產生“魯頌”里的頌。但這次沒有用他的文武之材，而是監建營房，于是氣憤，有《大東》等詩。此一去三年，回家時，父母為他娶姜女來抵制仲氏，致使仲氏非回家不可。仲氏回去后住在漕邑，尹吉甫去漕欲接她回來，終致斷絕，其時仲氏已身懷六甲。后來仲氏改嫁給蹶父的兒子伯氏，也就是尹吉甫的本家侄兒。仲氏臨出嫁還去浚邑看望尹吉甫，告之再嫁，這時有《載馳》等詩。

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即位，在浚邑春秋祭祀，尹吉甫作《斯干》等詩。

宣王二十五年時已連續大旱五年，尹吉甫父母餓死，有《云漢》、《蓼莪》。

幽王四年(公元前七七八年)，西戎作亂，鎬京危急，讓尹吉甫隨伯氏西征，伯氏因不聽尹吉甫的計謀，喪兵失地，反將責任推于尹吉甫，有《何人斯》等篇。尹吉甫四處控訴，終將本家侄兒正法，這時的侄媳婦仲氏怨怒于尹吉甫，鼓動衛侯沒收了尹吉甫的官職與土地，逐出衛國，有《十月之交》、《伐檀》、《巷伯》等詩。尹吉甫只得回原籍南燕，不受蹶父歡迎，流浪到今山西汾陽縣死去，有《小宛》、《鴟》等篇。李辰冬先生估計尹吉甫死時七十八歲。

看《我的治學經驗》一篇，知道這位李辰冬先生早年進的燕京大學，修馬季明先生的國文，讀中國古典文論。一位在清華念哲學的朋友李戲魚先生介紹他讀美國斯賓岡(J.F.Spingarn)的《創造的批評》(The Creative Criticism)，大喜，后來又讀斯賓岡的《新批評》(The New-Criticism)，并譯成中文投北新書局登在《北新月刊》上。之后，由斯賓岡摸到意大利的克羅齊(B.Croce)，讀朱光潛譯的《美學》，選修鄧以蟄先生在燕大哲學系開的美學，寫《克羅齊論》登在燕大文學會的《睿湖》的創刊號。當時凡提到文學批評，必稱法國，于是李辰冬燕大畢業后即去法國。一九三四年自法回國，在天津女子師范學院教“近代歐洲文學史”，一九四八年在蘭州國立西北師范學院教“文學批評”，做陶淵明、曹植、李白作品系年各成書，并著《文學新論》一書，認為‘文學的時代并不是(對應)政治的時代”，由是對中國文學史做總檢討。所有的轉折在于一九四六年李辰冬先生教了一門與平生所學毫無關系的“工業心理學”，認識到統計學，覺得可用于文學研究，但怎樣用法則是一年都未想通。

既教文學史，于是先統計了一下《詩經》里的“詩”字，不料結果是三百篇內只用過三次，進而查周與周以前的文獻，只有兩次。查《詩經》里的“歌”，則有十四處。這倒也并不能稱為怎樣的偉大，結論卻找到了：歌抒情，詩言志。周的官爵世襲，宗法社會彼此是屬親，各種情況都歌，而春秋時代則要求官做，孔子常歌，但兩次要弟子言志，是言懷抱，是以言志用詩。原始社會封建社會是歌，詩是郡縣治下固定的文體，詩是歌的延續，歌的形式的固定。進而由統計“士”，認《詩經》為“士”所做，再進而是“征”，不料卻查出“士”“出征”的路線，漸漸找出尹吉甫這個“士”隨周王“出征”的過程以至最后驚人的結論。

如果我寫了這樣內容的一篇小說(我當然寫不出)，結果可能是“胡說”或“有趣”，李辰冬先生考證研究出這樣一段古史故事，反應是“胡說”而沒有“或”。《詩經研究方法論》就收有質答的文章，例如質《竹書紀年》《易林》的可靠，戀愛輩份不合，孔子刪詩，有二十三篇詩作者可考例如《巷伯》一詩明明寫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古無私人著作，古詩，為何此事從無記載，西周宣王復興史難道要改寫等等繁多的令人捏一把汗的問題，及至看完辨答，清晰得令人愉快。我因對三百篇的每篇詩，也就是每個“犯罪現場”都有了解，都有腹疑，現在突然來了個福爾摩斯·李，一五一十頭頭是道，證明“罪犯”就是尹吉甫，知我者，華生大夫也。

這其實還不只是西周史改寫，文學史也改寫了。尹吉甫晚荷馬一百年，一直說中國無史詩，我想所謂史詩的意思是記述歷史因果行為的詩，這回有了，而且與荷馬史詩的不同在于《詩經》里有非常個人的情感。尹吉甫又早屈原五百年，也就是說，中國的私人詩可提早五百年。七十年代末與八十年代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兩套《中國文學史》，一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一是游國恩等五人編的，都做高校文科教材，對于《詩經》的提法是五百年“詩歌總集”、“民歌總集”；一九八四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金啟華先生的《詩經全譯》的提法是五百年“詩歌總集”；一九八七年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魏炯若先生的《讀風知新記》，其中的質疑非常精采，許多地方幾乎就是李辰冬先生在得出結論之前的質疑?？磥恚窈笤倥觥对娊洝?，李辰冬先生積二十年筑起的這道墻，是輕易繞不過去的。

中午爬起來，想，既然《詩經通釋》一九六二年初刊，七一年出版，《詩經研究》七四年出版，《詩經研究方法論》七八年出版，美國的圖書館，大學里的中文藏書一定會收有前兩本。大膽假設之后，且來找找看，起碼要知道李辰冬先生將哪篇定為三百之首，取代《關雎》。有分教……

分教是，找不到《詩經通釋》與《詩經研究》。美國是最好“異端邪說”的地方，居然找不到，怪。電話電傳E-MAIL往來之間，亦逢人就問，都回答不知道，也問過北大復旦的朋友，還是不知道。沒聽說過。有這樣的解釋？有意思。胡說吧？直覺于是上來了：也許有人在這十幾年間駁倒了李辰冬，于是銷聲匿跡？或因為什么政治原因……又開始大膽假設。尋找加上假設，又有其它書的騷擾，也就過去了一年多。

終于想通了，既在臺灣發端，何不溯源？于是在寫給朱天文的信里附了一筆，有棗沒棗打一桿子。不久回信來了，內有詹宏志的答復：“李辰冬的詩經研究是出了名的，他主張詩三百是尹吉甫一人所寫，嚇壞了六十年代的人。他的三本詩經專著《詩經通釋》、《詩經研究》、《詩經研究方法論》都由水牛出版社出版，前二者至今再版不歇，阿城找到的倒是比較不流通的后者。李辰冬是文學史與文學理論的學者，自稱是梁實秋的學生，一九○六年生，一九七七年還有新書出版，一九八○年還有新作寫出，可見創作力至老不衰，如今不知仍在否，在的話八十五歲了，我得問一下別人。水牛出版社還出過他的《文學與生活》、《三國水滸與西游》，東大則出版有他的《陶淵明評論》、《杜甫作品系年》、《文學新論》、《浮士德研究》(譯)等書，據說他還有《紅樓夢研究》、《中國文學發展史》、《文學研究》等多種，但我不曾見過。若阿城想要《詩經通釋》、《詩經研究》，我可托同事到水牛去買，不難?！边@回信是九一年四月。

此前曾經問過在芝加哥一個早年在臺灣師大念過書的朋友，請她的老師打聽一下，不料回音說，《詩經通釋》極難買到，還沒出印刷廠就賣光了。不久，師大的老師搞到一本，寄芝加哥，我去芝加哥取回。又不久，臺灣焦雄屏寄來《詩經通釋》和《詩經研究》，踏破鐵鞋，不料一下就有兩本《詩經通釋》，倒叫我不好意思。

這《詩經通釋》是上中下合訂本，厚厚的一千三百多頁，水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再版，屬文史叢書第四，電腦編號A004。從書首“三版修訂自序”看，八○年就已經是三版了?！对娊浹芯俊穼傥氖穮矔诙?，九○年再版，電腦編號A022?！对娊浹芯糠椒ㄕ摗冯娔X編號A023。三本書都沒有國際圖書編碼(ISBN)，大概是美國圖書館無法收藏的原因？可大學圖書館遠東語文藏書差不多都有《金光大道》，同一時期初版，也沒有ISBN呀？怪。

《詩經通釋》定《邶風·擊鼓》為首篇，它原是毛詩篇次的第三十一、“邶風”第六篇，而《詩》被尊為“經”以來居首的《周南·關雎>，在《詩經通釋》里排第一百九十。通釋體例是每首詩有原文，詩義關鍵，字句解釋，詩篇連系，詩義辨正。全書并有三篇自序及十六篇論文。書末附研究中用的經學、地理、歷史、音韻、名物考釋古今著作參考書目一百六十七種。書價是“特價六百元”，合美金二十四五元，比在美國買兩張CD音樂唱片的錢還少。

《詩經研究》里有幾處情景記述，十分生動。李辰冬做出《詩經》乃尹吉甫一人所作的結論后，無人相信，“我的一位最好朋友，他對我的《陶淵明評論》一書備加贊揚，認為是最科學的著述，并請我到他的學校講解研究陶淵明的方法；可是提起我發現尹吉甫是《詩經》的作者時，他馬上堵起耳朵說：‘我不聽！我不聽！’那時是在師大教員休息室，他指著在座的一位同仁說：‘你說，他的算什么方法’！另指一位說：‘你說，他的算什么方法！’所有在座的同仁他都指遍而恥笑我……胡適之先生也說：‘不可能，因為古人沒有講過。比如《小星》篇明明是講姨太太進御的，怎么會是尹吉甫的自傳？’我說：‘不是，是他出征時發牢騷的詩。’胡先生回答說：‘我不同你辯論?！⑧嵵氐貏窀嫖艺f：‘李先生，你的個性太強了。朱老夫子講：“凡事要退一步看”。朱老夫子是圣人喲！他的話沒有錯喲！’”

另一處講到“當我的《尹吉甫生平事跡考》完成后……我想請錢穆先生指正，因為他是古代史專家。他那時在馬大講學，我怕他不肯指教，事先給陳鐵凡先生去信，征得他的同意才寄去。誰知寄去后，錢先生回信說他的眼睛有毛病，而我的字太小，一時不能看。后來陳先生告訴我：錢先生是相信朱熹的民謠。”還有一處也有意思：“幾年前，臺灣廣播電臺為廣播全部《紅樓夢》，整整花了一年的準備，在正式廣播的頭一晚，為引起聽眾的注意，約了幾位他們認為的《紅樓夢》專家，如胡(適之)先生、李宗侗先生以及兄弟我，開一個座談會，目的在為電臺捧場，而胡先生第一句話就說：‘《紅樓夢》毫無價值。’記者著了慌，忙忙說：‘胡先生，您這一講我們明天還播不播？’胡先生不好意思，只好改口說：‘我只講講《紅樓夢》的考證，至于價值問題請李先生講好了。’記者就問：‘《紅樓夢》既無價值，胡先生為什么要考證它的作者呢？’胡先生回答說：我只是對考證發生興趣，對《紅樓夢》本身不感興趣?！?/p>

我雖然有讀書速度過快的毛病，還是用了三四天才讀完《詩經通釋》，當然這之中還有做飯吃飯睡覺洗漱寫稿大小便接送朋友看新聞等等有為之事。我另一個毛病是愛將有為之書做閑書讀，不料總是讀得很累，因為有為的讀書可以做計劃，又很容易找到理由不讀了，例如文化大革命后期要全民讀的《反杜林論》，而武俠偵探，你怎么能有計劃或找個理由不讀了？讀閑書和閑讀書才會因“不忍釋卷”而累，與初衷相反。我朋友中有做教授的，總有一點為五斗米不得不讀書的苦相，從前為做官讀書的也是說“十年寒窗苦”。學術何時能成“閑術”，知識也就恢復平實貌了。我看這李辰冬先生最初也是興趣，由“統計”(不是歸納，李辰冬特別指出歸納會偏差，因為不懂或認為無用的部分就有可能不去歸納)來試一下“詩”字，就像買了一把快刀，隨手削削木頭，不料削出軒然大波。我本來收有中國中原幾個地區的鄉下剪紙千數張，閑時按十五國風所言的動植物及禮俗配置，以證西周的遺傳，現在看來是將牛頭對馬嘴，待以后什么時候再說罷。

一九九一年冬美國洛杉磯銀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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