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2.0與廣場協議之比較

當年是不是廣場協議摧毀了日本？廣場協議和中美貿易戰2.0有什么相同之處？又有什么不同之處？貿易戰2.0是否也會讓中國失去30年？今天我們探討這個廣場協議和中美貿易戰2.0。

特朗普在最近表達了要對中國發起貿易戰2.0，這個被很多人拿來和當年日本進行比較！認為貿易戰2.0就是廣場協議2.0。尤其是這次特朗普政府的美國貿易代表——貿易沙皇萊瑟西澤，還曾經是里根政府時期的貿易副代表，他全程參與了廣場協議，這又更加讓人容易把中美貿易戰2.0和廣場協議聯系起來。

同時，我們也一直認為日本的衰退就是因為廣場協議一手造成的，而美國發起廣場協議的目的則是為了打壓日本。現在美國又要復刻一次當年對于日本的打壓了。那么，這個廣場協議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你要說廣場協議和現在的中美貿易戰像不像呢？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點相像的。美國的出發點都是類似的，那就是降低貿易順差！

在廣場協議前，日本和當下的中國其實都屬于一個比較類似的狀態，那就是兩個國家都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也就是說，把商品出口給全世界是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同時，日本當年不僅出口占GDP增長的比例很高，日本人還不愛消費。在1970年代，日本人的國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只有GDP總量的45%，一直到1990年代也未突破50%這個關口，而當時美國是70%的水平。

只愛賣東西、不愛買東西是日本人當年的常態。而這種操作自然就造成了巨大的貿易順差，也就是出口的商品遠大于進口的商品。廣場協議是在1985年簽訂的，而在1979年至1985年期間是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上漲的黃金時期。

在1979年到1985年間，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翻了快十倍。當然，日本對外的貿易順差不僅是對美國的，也是對全世界。日本在這個階段對世界的貿易順差也在迅速上漲。而這樣巨大的貿易順差，在一些人眼里面就是占便宜。

因為巨大的貿易順差等于“你只賣東西給我，但是不從我這邊買東西”。這種貿易順差自然也引起了美國的不滿。經過多輪磋商，最終，美國和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美國希望借助廣場協議解決貿易順差的問題。

至于廣場協議如何解決貿易順差呢？答案就是讓日元對美元升值。畢竟，按照道理來說，日元如果升值，那么日本賣的產品就會開始變貴，而美國賣的產品就會開始變得便宜。這樣，美國人就會開始少買日本貨，日本人則會開始多買美國貨，這樣貿易順差就可以得到修復。

而這樣的效果也是顯著的。在1985年之后，日元開始迅速升值。日元對美元的比例從最高點的260降到了120。日元在兩年時間內升值了一倍還多。這種力度，就相當于人民幣現在對美元是7.2，2025年瞬間升值到了3.6。這種升值力度也導致日本的產品價格迅速上升，最終導致貿易順差迅速下降。

中國目前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和日本當年是十分類似的，而且中國更加嚴重。首先，中國本身也是一個出口為導向的國家，這點無需多說。中國“世界工廠”的名號，相信大家都清楚。只是在同樣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前提下，中國的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更低。中國的民間消費占GDP的比例不到40%，比日本當年最低值還要低。這自然造成了更大的貿易順差。

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持續了幾十年，其最終規模遠比當年的日本要高。并且，中國這次還有一點不同：不僅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很大，對全世界的貿易順差也很大。中國今年的貿易順差預估差不多能達到1萬億美元，占全球貿易順差總額的30%。中國是當年日本的“加強版”。巨大的貿易順差讓美國難以承受，這一點和當年的日本類似。

雖然特朗普這次回擊中國的手段可能和當年對日本的手段不同，這次主要是提高關稅，但是特朗普背后的目的依然一致：降低中美貿易順差，讓美國少買中國的東西，讓中國多買美國的東西，使中美貿易回到一個均衡點。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其實特朗普一直很希望能直接通過對美元進行大幅度貶值來復刻當年里根政府的方法，以完成降低貿易順差的目標。但是由于美國權力分配機制的限制，美聯儲并不聽從特朗普，加上我們的“不配合”，這讓特朗普無法復刻當年的做法。因此，他轉而尋求通過提高關稅來實現目標。

那么，貿易戰2.0和廣場協議是否真的類似呢？成因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否意味著“美國曾經害了日本，現在又要害中國”呢？其實并不是。

首先，有一個問題需要明確：日本并不是被廣場協議摧毀的。這個假設本身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們仔細研究當年廣場協議的時間線，就會發現其中很難找到直接的相關性。

廣場協議簽訂于1985年。如果我們觀察日本的人均GDP走勢，會發現1985年之后并沒有顯著下降。相反，1985年之后，日本的人均GDP反而走出了一個小高峰。在1985年至1988年之間，日本的人均GDP翻了一倍還多，從1萬美元直接增長到2.5萬美元，并且在此期間超過了美國。

此外，從其他數據來看，也很難得出“廣場協議摧毀日本”的結論。例如，1985年之后，日經指數開始暴漲，其價格一度飆升至接近4萬點的高點，是1985年的4倍。同時，日本房價也進一步推高。從1985年開始，東京房價指數一路飆升，到1990年時是1985年的7倍。

如果只看這些數據，會發現日本在廣場協議簽訂后的1985年至1989年這段時間內，反而是日本經濟最繁榮的時期。日本人的信心空前高漲，收入漲幅最高，資產漲幅最快。很難得出“廣場協議摧毀日本”的結論。相反，似乎可以說廣場協議在短期內成全了日本，讓其成為協議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日本后來“失去的30年”又是怎么來的呢？雖然廣場協議后，日本經濟短期內繁榮向上，但這并不能完全否認廣場協議的影響。事實上，日本“失去的30年”與廣場協議之間確實存在一定關系。

問題的根本在于廣場協議出臺后，日本政府采取的應對方式。當年廣場協議簽訂后，日本央行啟動了一輪激進的貨幣政策，大幅降息等操作。這在當時看起來是合理的，因為日本政府認為日元大幅升值會嚴重打擊出口，從而導致經濟長期萎靡。

為了對沖這種風險，日本政府迅速降低利率。但問題隨之而來：日本經濟并未如政府預期那樣因日元升值而降溫。相反，伴隨著日元升值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日本資產價格大幅上漲，經濟過熱。日經指數和房價都迅速飆升，但這些增長明顯具有泡沫性質，違背市場邏輯。日本政府很快意識到貨幣政策出現了問題。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主動加息，試圖刺破資產泡沫。然而，由于泡沫過于龐大，加上刺破過程過于激進，泡沫破裂后帶來的經濟沖擊超出了日本政府的預期。

隨著股市迅速崩盤，房價也開始暴跌。這一系列劇烈的經濟動蕩給日本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1999年，日本政府甚至將利率調至零，但日本社會依然未從陰影中走出。這種集體性的心理影響最終引發了經濟學家顧長明提出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

所謂“資產負債表衰退”，簡單來說，就是泡沫破裂導致的資產價值大幅縮水，人們開始長期償還債務、削減消費。例如，一個人在泡沫時期貸款買了一套價值500萬日元的房子，泡沫破裂后，房價跌至100萬日元，但貸款卻依然需要償還。這種負債壓力迫使個人不得不過度節儉，把收入大部分用來還債，導致消費水平大幅下降。

這種現象不僅影響個人，也蔓延到企業層面。在泡沫時期，大量日本企業通過舉債擴大生產和研發，但泡沫破裂后，債務壓力讓企業變得更加保守，不愿進行投資或擴大生產。這種全社會的“去杠桿”行為，進一步削弱了經濟活力。

不僅如此，日本的投資信心也嚴重受挫。即使在低利率背景下，日本人和企業也傾向于把資金投向海外，專門追逐新興市場的高回報，這種現象被稱為“渡邊太太效應”。“渡邊太太”特指那些通過從銀行借低息日元再投資海外的家庭主婦，這種普遍的投資心態直接摧毀了日本國內的經濟活力。

除了資產負債表衰退，日本經濟的“失去的30年”還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以及政府應對經濟問題的政策長期失誤等。這些問題雖然與廣場協議沒有直接關系，但加劇了經濟困境。

從廣場協議的參與國家來看，日本并不是唯一受到沖擊的國家。廣場協議的簽訂不僅涉及日本和美國，還包括德國、法國和英國。其中，德國馬克也在協議后迅速升值，升值幅度甚至超過一倍。但德國采取了更為穩健的貨幣政策，避免了資產泡沫的形成，因此并未陷入日本那樣的經濟衰退。

可以說，廣場協議確實與日本“失去的30年”有關聯，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協議后日本采取的錯誤貨幣政策。這些政策導致資產泡沫迅速膨脹，最終泡沫破裂對經濟造成了致命傷害。這才是日本經濟萎靡不振的真正邏輯，而非廣場協議本身直接摧毀了日本經濟。

那么，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的覆轍？中美貿易戰2.0是否會讓中國也“失去30年”呢？中國與日本在應對貿易順差問題上的態度和策略有著重要的不同。

當年簽訂廣場協議時，盡管日本遭受了美國的巨大壓力，但日本政府并未完全反對協議內容。日本不僅接受了協議，還積極嘗試通過改善內需來緩解外部壓力。例如，日本推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并在1980年代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從40%降至30%，希望通過提高居民收入來刺激本國消費，減少對出口的依賴。

然而，這些努力的效果有限。尤其是在1991年日經指數崩盤后，日本的私人消費再無增長。相比之下，中國政府目前對待貿易順差的態度更為激進。我們堅持的是供給側經濟學，認為消費對經濟的重要性相對較低。我們從不認為過分依賴出口是錯誤的，這導致我們更加執著于保持貿易順差的高位。我們對貿易順差的態度與當年的日本截然不同。當年日本雖然是出口導向型經濟，但并不執著于保持巨大的貿易順差。相反，日本多次嘗試通過提升國內消費來減少對出口的依賴。然而，我們的政策顯然更加極端。我們更傾向于將出口導向經濟進行到底。具體表現為：如果美國減少購買中國商品，中國會轉向歐盟和拉美市場繼續出口。如果歐盟和拉美也減少購買，中國則通過降價傾銷的方式，確保產品能夠賣出去。通過低價擴大市場占有率的方式表面上可以短期維持出口總量，但這種做法違背經濟學基本邏輯，長遠來看極易引發其他國家的反感。

未來，針對中國出口的高關稅政策可能不僅限于美國。歐盟和拉美等國家和地區也很可能陸續效仿，對中國商品征收更高的關稅。這將使中國的外貿環境更加嚴峻。

實際上，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并不是出口，而是內需不足。當前，中國需要著力提高人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激發國內消費潛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擺脫對外需的過度依賴。

然而，在這一點上，我們顯然并不認同。中國的貿易順差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逐年攀升。出口依賴型經濟的特征越發明顯。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國的出口額甚至屢創新高。這種模式短期內或許可以通過外部需求彌補國內經濟增長的不足，但長期來看，終究不可持續。

除了出口導向問題，中國目前還面臨與日本類似的房地產泡沫問題。日本當年的房地產泡沫始于廣場協議之后，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早在中美貿易戰1.0甚至2.0之前就已經形成，并且泡沫規模更大、破裂更早。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近年來呈現出明顯的泡沫化特征。一方面，房價長期居高不下，超出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速放緩，房地產市場逐漸進入調整期。房價的下跌導致資產縮水，已經引發類似于日本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現象。

大量中國居民對房地產投資失去了信心，不愿再入市。同時，房地產泡沫破裂帶來的債務問題也開始顯現。許多人被高額房貸套牢，家庭消費能力嚴重受限，進一步壓縮了內需。此外，中國股市近年來表現低迷，也讓居民對國內資本市場缺乏信心。企業投資同樣謹慎，很多企業將資金投向海外，而非用于國內研發或生產。

可以說，在應對經濟泡沫的問題上，中國的表現甚至比當年的日本更差。日本至少在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時已經是發達國家，而中國目前仍是發展中國家。雖然中國有發展潛力作為本錢，但這種潛力能否發揮，取決于政府政策的調整和執行。

最后，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廣場協議并非導致“失去的30年”的直接原因。真正的問題在于協議之后日本采取的錯誤貨幣政策，以及隨后泡沫經濟的破裂。而中國當前的政策方向似乎并未吸取日本的教訓，反而在有些方面犯了更嚴重的錯誤。

盡管如此，中國的經濟基礎與日本不同，人口規模和發展潛力仍然是優勢。如果能夠盡早調整政策，尤其是促進內需增長和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中國未必會重蹈日本的覆轍。然而，如果當前的政策長期持續，我們可能面臨更大的經濟風險。

從當前的經濟狀況來看，中國和日本當年的相似之處不僅限于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還包括對外部壓力的應對方式以及國內政策的結構性問題。盡管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發展階段與日本不同，但面臨的挑戰更加復雜。

首先，中國的出口規模比日本當年更大，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也更深遠。中國不僅在與美國的貿易中長期保持大額順差，對歐盟、東南亞等地區的貿易順差也持續擴大。特別是在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過度依賴出口會讓中國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處于更加被動的地位。然而，中國的內需問題一直未能有效解決。雖然政府多次提到“擴大內需”“促進消費”，但實際效果有限。貧富差距的擴大、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不足、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相對薄弱，導致消費始終未能成為經濟的主要驅動力。

房地產和泡沫經濟的挑戰

中國當前的房地產市場問題更加突出。相比日本當年的房價泡沫，中國的房地產泡沫規模更大、覆蓋面更廣，對經濟的影響更深遠。日本的房地產泡沫主要集中在東京和大阪等大城市，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幾乎遍及全國各級城市。隨著經濟增速放緩，房地產市場的調整不可避免。房價的下跌已經導致許多購房者面臨資產縮水的困境，類似于日本當年的“資產負債表衰退”。這種情況不僅影響個人消費，也讓房地產開發商和金融機構承擔了巨大的風險。與此同時，政府在面對房地產市場調整時采取的措施更加激進。例如，通過限購、限貸等政策試圖穩定房價，結果卻抑制了市場活力，使房價難以下跌到合理水平。這種策略導致市場進入僵局，居民和投資者對房地產市場失去信心。更嚴重的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使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對整體經濟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地方政府在房地產市場繁榮時期通過土地出讓金獲取財政收入，但隨著市場調整，土地需求下降，地方財政收入大幅縮水，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投資也因此受到影響。

人口老齡化和經濟結構的困境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人口老齡化。中國目前正在快速進入老齡化社會，這將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帶來長期挑戰。相比日本，中國的老齡化速度更快，同時伴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人口老齡化不僅會加重社會保障體系的負擔，還會對消費、投資等領域產生深遠影響。老齡人口比例的增加通常伴隨著消費需求的下降，而勞動力減少會導致企業用工成本上升，進一步削弱經濟競爭力。

此外，中國的高儲蓄率與低消費率長期共存，正如日本當年的情況一樣。這種模式短期內可以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但長期來看，缺乏消費支撐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日本“失去的30年”中，消費疲軟和投資信心不足是導致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中國需要避免重蹈覆轍。

中美貿易戰2.0的潛在影響

特朗普提出的中美貿易戰2.0，盡管手段和廣場協議有所不同，但目標高度一致：減少貿易順差，迫使中國更多購買美國商品。從短期來看，提高關稅對中國的出口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從長期來看，美國和其他國家更有可能通過技術封鎖、產業鏈重組等手段，進一步削弱中國的制造業競爭力。而中國政府在面對貿易戰時，采取了不同于日本的強硬態度。日本在廣場協議中表現出較高的妥協意愿，而中國更傾向于通過轉移出口市場或降低出口價格的方式，試圖維持貿易順差。然而，這種做法可能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任和支持下降，使中國面臨更加孤立的國際經濟環境。

結語：未來的選擇與方向

綜上所述，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調整的力度與方向。日本“失去的30年”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廣場協議只是誘因之一，而后續的錯誤貨幣政策和資產泡沫破裂才是根本原因。對中國而言，當前的經濟挑戰更加復雜。要想避免步日本后塵，中國需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1.提升內需：通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縮小貧富差距，激發國內消費潛力，使經濟增長從出口驅動轉向消費驅動。

2.穩定房地產市場：逐步化解房地產泡沫，減少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同時通過多元化投資推動經濟轉型。

3.優化產業結構：減少對低端制造業的依賴，加快高科技和服務業的發展，提升全球競爭力。

4.應對人口老齡化：通過延遲退休年齡、完善養老金制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等方式，緩解老齡化對經濟的壓力。

5.積極應對國際貿易環境：在全球化趨勢面臨挑戰的情況下，通過多邊合作和區域經濟協定，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降低貿易戰對經濟的沖擊。

如果中國能夠在這些領域取得突破，就有機會避免“失去的30年”，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