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案:楊念群大概是清史研究界里,最具“血統論”傳奇色彩的學者了,他是楊度的曾孫子,也是梁啟超的曾外孫。然而他的學術地位并不僅僅憑借祖上的榮耀,而確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對新清史的批評很見功力。本文不是嚴格的學術文章,但其學術觀點卻表露無遺。
“大清”是漢人的還是滿人的,這似乎不成問題,按慣常說法,滿人是“夷”,在明代人的眼里這個“夷”字和野獸的意思差不多,這些“野獸”占據了大明江山,怎么可能被承認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老老實實去掉身上的膻腥,心里至少還得經過一番文化的洗澡,這番身體到心靈的刷洗,有一個專有名字叫“漢化”。
可偏有人說大清統治成功的秘訣是依靠滿人的特性,猛一聽有些奇談怪論的感覺。這些“奇談怪論”被編到了一本書里,叫《“新清史”的研究與爭鳴》。“大清”歷史既然被“新”了一次,自然有新的道理。我的理解是,“新清史”新在認為滿人即使要洗澡,跳進的也不是漢人一個澡缸,膻味也未必洗凈才有資格做咱們“中國”的皇上。乾隆爺不僅是漢人的君主,還自封是蒙古的可汗,西藏的文殊菩薩轉世。他在紫禁城和避暑山莊之間來回遷移,絕不是常人所知有利于防暑這么簡單,而是要回避為了去除膻腥老愛在漢人浴缸里洗澡這種印象。在他們看來,除了多沾點漢人的文氣,再留點滿人的膻氣似乎沒有什么不好,反而顯示出大清不同于明人那般狹隘偏執。
明人修長城,把滿人擋在外面,理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是一個族群堆里長起來的,心里的想法一定是擰著的。可明朝從此自畫界線,占據的地盤卻變得小多了,皇帝還被蒙古后裔瓦剌給擄去羞辱了一番。于是清人嘲笑說,我們與蒙古、西藏結盟,他們就是天然的屏障,明人費了那么大勁兒,不但長城內的中原地盤守不住,連南宋茍延殘喘的樣子都維持不下去,南明只存在了十八年,南宋卻存活了百年以上。所以,大清皇帝把宋朝貶得一塌糊涂,康熙皇帝捧宋代的儒學大師朱熹,可到了乾隆爺就開始不斷“辟宋”,就是批判宋代那些士人的思想,好像是和他爺爺的想法打架。其實不然,宋代流行把北方人(金人、遼人、西夏人)當作野蠻人的想法,一直讓大清皇帝耿耿于懷。
大清皇帝喜歡說漢唐的好處,甚至屢屢羨慕古代的黃金年代——周代,不愿說宋朝的好話,為什么呢?有一個理由是,周代取代商朝,不過是西夷取代東夷罷了,“夷”只是相當于一種戶籍,和文明與野蠻的區分扯不上關系。如果“夷”是野獸,那么,周人也是野獸了,因此,“夷”是野獸這個宋代以后出現的解釋自然不成立,這是雍正皇帝的看法。乾隆爺和他爸爸不一樣的地方是,他更喜歡提及漢唐盛世,因為唐代君主李世民就是個“雜種”,按陳寅恪先生的考證,出自北方蠻族血統,按宋人的標準也是個“野蠻人”。乾隆爺說,你看,連唐太宗都是個“雜種”,我們這些“雜種”當皇帝有什么不可以嗎?這問題問到了要害。關鍵在于,乾隆爺自己接受了不少漢人的文化思想,但他死不承認自己變成了漢人的文化奴才。這與我們漢人學者一廂情愿地說什么滿人被漢化了,好像還有點距離。
以上是對新清史新在哪里的一點歸納。但新過頭就有點語走偏鋒、故作驚人的意思,比如說乾隆帝曾一度連篇累牘地在諭旨中提倡“滿語騎射”,意思是要教導滿人保持自己民族的傳統語言和生活習俗。這事單看起來是死守自己民族那點骨血特征,但更大的背景卻與此正好相反,因為滿人大臣大多不喜用滿語書寫奏折,或者通篇頻頻出現病句錯字,弄得乾隆爺不斷發火,才用諭旨罵人,恰恰說明滿語騎射的習俗衰落得把持不住,而不是什么區別于漢化的統治特點。所謂“缺什么才吆喝什么”,正如當今社會,越是道德缺失才提倡樹立“新道德”的意義,而絕非表示現在道德空前的純潔高尚。如果脫離了當時的歷史環境去想當然地推測,可真有點拿著雞毛當令箭的味兒了。
再有個例子是“正統”的問題,每個新王朝建立時都要給自己的出身找個說法,必須清楚地說明自己正統的根兒埋在什么地方,大清是關外蠻族入主大統,這個統到底應該接到哪里去?如果按照種族的接續原則,滿人從人種上說都是位于宋朝北方的金人后代。所以他們在東北時還叫“后金”,但有了“大清”的名號后就犯了難了,到底是接漢人的統,還是接金人的統?一些史臣亂拍馬屁,說編歷史時咱們大清應該接著遼金的統,結果馬屁拍在了馬腿上,被乾隆爺一頓臭罵,乾隆說,大清應該接的是宋元明的朝代,把那么重要的統接在了一個地方政權上,這不是自己貶自己嗎?可見,乾隆爺腦子里的統不是狹窄的種族觀念,并不是非得把大清名號和自己的祖先綁在一起,在他的腦子里,對更廣大空間疆域的控制才是建立正統最重要的因素。
以上所舉兩條,沒有為漢化翻案的意思。在此想為“新清史”和“老清史”的區別簡單歸納幾句。
首先,新清史強調斷裂,老清史強調連續。在新清史的眼里,滿人的清朝幾乎完全可以割裂成一個和漢人的明朝不一樣的朝代,這顯得有點聳人聽聞。
再有,新清史強調區分,老清史強調涵化。新清史中滿人和漢人的區別(語言、服飾、軍事、社會習俗)是焦點,可老一輩看大清卻滿眼都是滿人被漢化的歷史。
另外,新清史更強調東—西,老清史更重視南—北。老一輩眼中,滿人由北向南,步步緊逼,先入關搶占中原,后大兵吞噬江南,張揚的完全是南北縱貫而下的蠻狠態勢,漢人文化也是以柔克剛步步涵化,不慌不忙地給這些塞外“禽獸”洗澡洗腦,刷洗膻腥,到最后不分彼此,這想法骨子里有點大漢族主義,卻也不無道理。
新清史卻說周代東夷西夷可以相互換位,哪有什么漢人中心。于是大清的疆域延綿不絕地應該向西延伸到蒙古、新疆、西藏和中亞。大清西進被想象成了一個類似西方世界不斷東進、到處殖民的翻版。這種時髦的全球化史觀把大清納入到東西交流的世界史框架中定位,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漢人在里面幾乎完全消失了。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問,如果把東西和南北的視角調和起來后效果如何?我想,在那時,清史解釋是不是可以出現一個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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