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物價形勢隨談

（學之智經濟原創）

在切入正題之前，先申明：本文為作者主觀分析判斷，不是一篇嚴謹的學術研究文章，也不對物價點位做具體的預測。而是在持續多年跟蹤物價形勢的基礎上，談談一些看法和觀點。

觀察物價的指標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是CPI和PPI。2024年12月CPI同比上漲0.1%，連續4個月回落；食品價格同比下降0.5%，非食品價格同比上漲0.2%；核心CPI為0.4%，連續3個月略有擴大。2024年全年CPI同比上漲0.2%，漲幅與上年度持平，全年走勢先升后降，整體漲勢較弱，處于2010年以來的低點。2024年12月PPI同比下降2.3%，降幅收窄0.2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回升。2024年全年PPI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上年度收窄0.8個百分點，全年走勢呈波動震蕩狀態。

這篇文章重點談談CPI，以后再談PPI。

合宜的CPI中樞水平是多少？

通常而言，經濟高增速增長時期物價漲幅較高，經濟增速放緩也將伴隨著物價水平的回落。從歷史數據可以看到，我國CPI同比漲幅與GDP增速緊密相關，走勢基本趨同。這一特征是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美國和日本在過去經濟發展歷程中都表現出這樣的特征。

自改革開放到2015年左右的30多年時間里，我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CPI整體保持在較高水平運行。這段時期的CPI目標定在3%左右是適宜的，物價潛在水平較高。較高的CPI意味著市場需求充分、經濟活力較強。如果CPI低于3%，則意味著物價偏低，需要采取積極的宏觀政策刺激經濟。但是CPI過高就意味著市場過熱，高通脹將帶來諸多負面效應。當CPI高于3%，則意味著需求過熱，可能存在過度投機現象，需要收緊宏觀政策抑制潛在泡沫。

2015年之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經濟增速逐漸放緩，潛在的物價水平也應該合理回落。實際上，從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到，自2013年之后我國CPI就很少觸及到3%以上，整體通脹水平明顯回落。這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物價的回落是正常現象。由于經濟發展進入結構調整階段，國民經濟產出增速必然放緩，如果這一時期CPI還保持在較高增長，意味著產出增速趕不上通脹速度。那么，即便居民名義收入在增長，但剔除價格以外的實際收入可能是負增長的，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社會問題。

然而，近年來我國物價調控目標依然設定在3%左右，這與經濟發展規律是相悖的。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CPI始終明顯低于3%的調控目標，即便政策如何刺激，也難以將CPI抬升到3%以上。

筆者認為，物價調控目標可以適度降低到2%左右。從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預計2025年CPI漲幅很難回到2%以上，除非發生不可預知的沖擊性事件。真實的CPI潛在增速可能已經降到1%-2%左右，物價調控目標可以設定在潛在水平的上限，即2%左右。這樣的做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但更符合經濟發展新階段特征，也不會影響實施更加積極宏觀政策的基調，更重要的是能夠提升宏觀政策的真實性、針對性、有效性。

2025年CPI是向上還是向下？

CPI已經連續兩年位于0.2%的低位，明顯低于潛在水平。由于CPI指數主要觀察同比增速，基于持續多年的低基數判斷，2025年CPI存在回升空間，即同比增速有望逐漸回升。

CPI處于低位的原因不言而喻，官方也直言不諱地說我們存在需求不足。924以來大量增量政策陸續出臺，經濟工作會議對2025年宏觀政策定調為更加積極。財政政策力度將明顯加大，明確提出提高赤字率、增加超長期國債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規模等。貨幣政策加大寬松力度，明確提出適時降準降息。在2025年的主要經濟工作任務中，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位列各項工作任務首位，而促進消費成為重中之重。從各項積極政策實施的角度而言，2025年CPI低位回升的可能性較大。

再來看看國內外物價差異。雖然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逐漸放緩，但仍然高于全球大多數國家，也高于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然而，近兩年我國CPI漲幅顯著小于全球大部分國家。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CPI漲幅都高于美國和日本，這兩年卻明顯低于它們。從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增長速度來看，我國CPI潛在水平理應高于美國和日本。然而，由于當前存在嚴重的全球經濟結構性問題，導致物價水平的非對稱性倒掛。那么，從國內外物價結構來看，如果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趨于改善，2025年我國CPI是應該趨于上行的。

CPI能否回到潛在水平？

通過以上判斷，在不出現極端狀況和突發性沖擊的前提下，2025年CPI趨于上行是大概率事件。不過，即便CPI上升，應該也不會升到3%以上，除非發生供給沖擊導致供需嚴重脫節逼迫價格大幅上漲。我認為當前我國CPI潛在增長水平也就在1%-2%左右，要回升到這個水平還是有較大可能的。然而，制約CPI回升的因素還比較多。如果這些因素得不到緩解，可能物價水平還將在低于潛在水平的區間運行，即可能仍然低于1%。

一是需求不足問題能否得到改善。在人口規模減少、老齡化加重的背景下，需求不足可能是長期趨勢。日本過去幾十年就面臨這個問題，物價水平長期處于低位。要解決我國需求不足問題，從人口數量的角度已經行不通了，那就得從單位需求能力角度著手。也就是提升人均消費能力，以此對沖掉人口數量的減少。其關鍵點在于提高收入水平，只要收入水平能夠提升，需求不足問題是能夠得到改善的。當年日本不但人口老齡化限制了需求數量，并且人均收入水平已經較高，難以進一步提高，所以需求不足和低物價成為常態。而我國的人均收入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理論上這個問題是能夠解決的。

二是房地產的拖累能否減小。近年來房地產市場調整形成財富萎縮效應和預期走弱趨勢，對終端消費需求形成了明顯的抑制。如果房地產市場下跌趨勢能夠停止，市場預期稍有改善，就會對需求改善帶來明顯的積極效應。此外，居民部門對房地產投資的熱情已經明顯減弱，房貸規模不再快速上漲，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釋放消費潛力，是有助于消費價格企穩回升的。

三是供給壓力能否緩解。全球主要經濟體物價走高，主要原因是供應鏈調整過程中供給缺口帶來的影響。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供給能力非常強，不但不存在供給缺口，反而有明顯的供給過剩。并且供給過剩非常普遍，從農產品、食品加工到工業產品，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到新能源、高新技術產品，都存在供給過剩現象。如果低效產能不能有效出清，將嚴重影響到我國物價水平能否回升到潛在水平。

四是中美摩擦帶來不確定性。特朗普執政的第二屆政府必然發起貿易戰，對我國出口帶來較大影響。如果出口受阻，國內產能得不到有效釋放，那么將加重供給過剩壓力。受此影響，物價水平必然難以回升到潛在水平，那么GDP增速與CPI、PPI等都難以保持穩定的勾稽關系。

五是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央行多次表態要將物價水平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其目的就在于促進物價合理上升到目標水平。然而，當前貨幣政策對抬升物價的有效性存在兩個制約。其一，在當前經濟結構情況下，通過放松貨幣政策釋放的流動性更多地流向了投資和擴大產能上，其結果必然帶來供給的進一步擴張，然而對終端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的帶動作用相對偏弱。那么，通過釋放流動性未必能抬升物價，甚至從中長期來看反而可能抑制物價。其二，在市場預期沒有改善的情況下，似乎存在流動性陷阱和常規貨幣政策失效的可能。也就是，即便繼續降準降息，也沒有人愿意申請貸款，難以形成真是的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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