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度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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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勢高峻、地形復雜、氣候寒冷的自然特點，決定了進藏路線和藏區交通線的極端重要性，對于從內地進藏從事行政管理或執行軍事任務的大清官員尤其是這樣。

康熙年間，焦應旂《藏程紀略》記載了自西寧入藏的路線和沿途見聞，杜昌丁《藏行紀程》記載了自云南入藏的道路。雍正時期王我師《藏爐總記》，則分別敘述了從四川、青海、云南入藏的交通路線，奠定了全面記載進藏道路的文獻基礎。

后來的進藏者如王世睿、松筠、林俊、徐瀛、姚瑩的著作中，同類的內容只是局部更加詳細些。光緒十二年黃沛翹編撰《西藏圖考》，集清代有關西藏交通路線的文獻之大成。

這些進藏者繼承了中國古代地理學長于描述的傳統，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無論是進藏途中的高山、河流、氣候、道路、物產，還是倘徉其間的居民、建筑、風俗、宗教、語言，都能夠在他們的游記中躍然紙上，留下了寶貴的記錄。

01入藏難，甚于上青天

對清代官員而言，入藏之路漫長艱險，無所不在的嚴寒，低壓缺氧導致的高原反應，寒冷干燥衍生的呼吸道和皮膚疾病，高海拔、長時間日照帶來的強紫外線輻射，神出鬼沒的夾壩(強盜)、山洪、雪崩等，乃至沿途土司叛亂，無不令人生畏，苦不堪言。有一些官員百般推托，不肯前行；也有官員因為道路中斷，在路上耽擱 4年者，例如駐藏辦事大臣景紋（同治元年到同治四年)。

高山與嚴寒

進藏者遇到的困難，首先是必須與高山和嚴寒氣候抗衡。焦應旂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四月“由西寧出關，走阿什漢水、日月山、哈什哈水、柴雞口、工噶腦兒，以及奪洛、達巴等處”。這段途程晝夜溫差極大，“赤日之下，雪雹時加，伏暑之中，嚴霜夜襲，天時地氣之不同，蓋與中原迥絕”。

“堅冰滑雪，萬仞崇崗，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誠有生未歷之境，未嘗之苦也。”

杜昌丁在康熙六十年（1721）閏六月廿八日觀察，崩達以西六十里，“其寒盛夏如隆冬，不毛之地名雪壩，山凹間有黑帳房，以牛羊為生，數萬成群，驅放曠野”。

而王世睿《進藏紀程》在雍正十年（1732）的經歷更為艱苦：乍丫西行三十里“至雨撤，過雪山。山之高不過里許，東則山腰委折，自頂以西，雪路編窄，寬僅尺許，深不計尺。由山半直行而西，則下臨無地。由西轉南，層層折下，雪路多坎，陷馬蹶不能行。即徒步，時防躓跌焉”。類似的描述，成為大多數游記中普遍的內容。

丹達山，又名沙貢拉山，“入藏第一險峻之山”。該山“峭壁摩空，蜿蜒而上，過閻王碥，夏則泥滑難行，冬春冰雪成城。一槽逼仄，行人拄魚貫而進……”；清代末年劉贊廷更詳細地說明了此山之險惡: “上下盤旋不能乘騎，皆拄杖魚貫而進，遇有暴風寒冷刺骨，而吸力薄弱，吸不靈，即將人悶死，一難關也。”

迷路與盜匪

乾隆年間成書的《西藏志》一書說，當時在“深山窮谷”中“罔識道途”，也就是說找不到路，只有“惟相形勢，審其方向，指西南以行，雖早夜奔馳，而心中漠然，不卜所之何地。”這可以說真的是“盲人騎瞎馬”，跟著感覺走了。

西藏志中記載，當時歷經千辛萬苦，常入無人之境，艱辛苦況，比以前增加幾倍：“帳冷氈寒，人馬仆入深谷，亂石參差，爪牙爭錯，在層巒峭壁中“手足伏行”；而且當時“番夷狡悍，剽掠成風，百十為群，潛匿幽僻，晝則奪物，夜則劫營。”

《衛藏通志》也記載，在巴塘到昌都的路上，除了有的路段“終年積雪，盛夏亦涼飆刺骨”外，夾壩(強盜)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文中“性桀驁，駕馭亦復不易”的記載比比皆是。道光年間，由于瞻對(新龍縣)強盜縱橫，導致從理塘至昌都的入藏大道竟然中斷達4年之久。

高發的自然災害

泥石流、滑坡、山崩是西藏東南部山區常見的突發性的自然災害。歷代進藏人員中，由于雪崩、墜落死于瓦合山的不乏其人，孫士毅、周藹聯都記錄有殉職于雪山的清軍。如孫士毅《丹達山雪中吊亡者》詩之序稱：“二從者壓焉，余過而吊之”。

以泥石流為例，1953年入夏，古鄉溝（位于西藏自治區林芝市的波密縣，屬于帕隆藏布江流域）突發泥石流，龍頭高逾幾十米，像一條黑濁色的泥龍，挾帶著大量石塊、泥漿，裹卷著沿溝掃蕩下來的樹木，奔涌而下。

直徑一二十米的巨石夾雜在前推后擁的泥石流中，猶如航船一樣漂浮，經一段基巖峽谷(流通區)，磨蝕刨光基巖，一下沖出山口，山麓的農田、村莊、森林、寺廟被毀于一旦。

1833年聶拉木等地震，“本區邊界鐵索橋以上之險路各關隘均被堵塞，商路中斷，亟待修通道路”，嚴重影響了當地的正常貿易往來。1806年6月11日錯那宗等地震，“貧富百姓房屋幾近蕩然；并有百余人死亡；山綿羊、毛驢、黃牛損失甚多。”1833年8月絨轄宗“地震二十一次，宗府及民房倒塌二十二幢，百姓傷亡甚眾，馬匹牲畜死亡尤多……”

1948年5月25日，理塘南發生震級7級的地震，地震引起崩塌、滑坡等地質災害。據《中國地震目錄》記載，德巫東南斜巫附近無量河岸崩塌，阻河5日。壓死埋沒800余人，傷數百人，牲畜800余頭。

洶涌的急流

杜昌丁所走的這一條滇藏路，穿越橫斷山區，一路上山高谷深，還需要翻過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大小河流，并且經受綿延百里的白馬、梅里兩座雪山的考驗。

而且途中路況更是堪稱艱險，有些路段寬不及尺，馬四蹄不能并立，沿河谷而行，下游河流湍急，上流狹長寒冷。

之所以說這條路非常之可怕，各位恐怕沒什么感覺，舉一例來說明：六月份這兩位經阿墩子雪道過瀾滄江，當時過江有兩種方式，一是索道渡江，二是索橋渡江。這二位哪敢和當地人一樣用索道渡江?于是等了三日，待到索橋建好后，從索橋渡江。

當他們踏入索橋后，波濤直接灌入橋中，杜昌丁的領導蔣陳錫好幾次被水浪直接打翻在地，等到他們過橋不到片刻功夫，索橋就在風雨中轟然倒塌。此時橋上尚且有四位行人，三人直接落水身亡，剩下的一個拼盡全力抓著橋邊，僥幸被杜昌丁救下，這才死里逃生。

致命無聲的“瘴氣”

在進藏的漫漫長路中，除了可怕的雪崩、高處隨機掉落的山石，最危險的可能就是“瘴氣”。有清一代，在駐藏的筆記、書籍、詩歌乃至公文、上諭中，關于瘴氣的記錄不絕于書，一直持續。

”不甚陡峻，途長百余里，盛夏積雪不消，累有數深者，煙瘴甚盛，最為難行，道旁之人畜俄俄棄途填壑，不知凡幾”；“沙工拉，高險難行，長百余里，四時積雪，盛夏不消，煙撲人”。

幾乎凡是大雪山皆有瘴氣，早在清代之前，人們就對青藏高原的氣候有所認識《南齊書.河南》載今甘肅、青海黃河以南一帶“輒有瘴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疲汗不能行”。

《開元釋教錄.觀世音菩薩受記經》謂: “登蔥嶺雪山，棧路險惡，驢馬不通，層冰峨峨，絕無草木，山多氣。”從癥狀上看，這些瘴氣明顯與南方密林中致人生病的暑氣不同，因此被稱為“冷瘴”。

冷瘴對清軍入藏平叛的軍事行動造成的巨大困擾是客觀存在的，特別是冬季“冬季癱氣益烈，人不得食，始凍，全身腫脹即亡”。

例如在康熙五十九年的遠征中，“各路大兵到齊，在路經行兩月，風雪癱病，天寒草短，馬皆疲病.……待至半月，糧尚未到，斗米百金，人有饑色……萬人之中約揀存二三千人……出口以來，雨雪瘴病，馬匹損傷過多，此際采買無從”。

康熙帝顯然對此也有所了解，在日后他御制的碑文中，戰勝冷也成了軍功的一項: “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煙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歷瘴病險遠之區，未曾半載，即建殊勛。”

按照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左鵬、陜西師大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于賡哲等學者的觀點，即冷瘴就是高原反應。是因海拔高、氣候嚴寒導致的高原低氧或缺氧綜合癥，歷代中原王朝的軍隊不適應這種海拔及氣候，加上行軍疲乏，導致疾病高發。

學者周瓊在《藏區“冷瘴”新辨》一文中考證，“冷瘴并不僅僅是高原反應，而是多種病癥的組合。其中包括“急劇變化的氣候條件使生物代謝及其毒素產生后，在河邊山谷等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長期積聚，極易對人畜造成傷害，出現嘔吐、腹痛、腹瀉、發冷、發熱等不同程度的中瘴癥狀”。

寒冷和隨即而來的失溫也被籠統歸入了“冷瘴”的范疇，為此周瓊還親自上了雪寶頂（松潘縣境內，岷山主峰，最高海拔5588米）體驗，她如此記錄: “飄勁寒冷的風不僅讓人有不能喘氣的感覺，也把寒冷滲透到了骨頭里，手腳逐漸冰涼。

“十多分鐘后有了僵滯的感覺，不斷來回走動，期望暖和一些，但效果不大，半個多小時后手腳已近麻木，喘息亦漸漸困難，但卻清醒地感覺到此時的呼吸困難與高原反應的呼吸困難是不一樣的，這是寒風襲面及過分寒凍而致，平原人群應當會有部分高原反應癥”。

因此，在進藏路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冷瘴，在周瓊看來，是平原人群進藏后遭遇到的一系列反應。“他們進入空氣稀薄、風寒飄勁的冷瘴區后， 常因嚴寒、低壓及低氧狀況不同程度地出現諸如心悸、氣短(急)、昏迷、嘔吐、血壓異常、神經與精神異常、缺氧性顱內高壓綜合癥等癥狀”。

這些癥狀隨海拔的增高逐漸明顯，就是典型的高原反應癥。到了清代末年，駐藏大臣有泰在其日記中說“天覺干燥，內熱外涼，人不適者多，真正氧氣少，洋人之論竟不差”。可見到了清代未年，時人已經逐漸接受了缺氧的科學認識，而不籠統地冠之以瘴氣之名了。

02進藏的路線

在沒有飛機、火車和汽車的年代，清朝入藏官員只能靠騾馬和兩條腿跨越千山萬水，抵達雪域高原，其中艱辛，難以言盡。

清代到西藏作地理考察的人員，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地理學家，大多是具有良好文史修養、關心國事的官員，地理只是他們著作中的一部分內容；不同文獻中，同一藏語地名的漢字譯法、同一地名古今所指的位置并不完全一致。筆者根據他們的記載，查閱了大量文史資料，試圖對他們入藏的三個方向進行歸類：

川藏線，分兩條：第一條，自四川成都抵藏前段也就是今天川藏南線為主;過金沙江后，到察雅、昌都、洛隆、江達到拉薩，路程約2146公里；第二條，從打箭爐由霍爾迭草地至昌都，類烏齊進藏路線，前段和今日川藏北線大致一樣，類烏齊之后走嘉黎、墨竹工卡，路程約2412公里。

青藏線：從西寧出發，經日月山、木魯烏蘇河、唐古拉山口、藏北那曲等地到拉薩，總路程約1900公里。時人指出，當時的青藏線一帶千里無水草，人煙稀少，很難找到柴草、糧食的補給，也沒有牲畜烏拉（藏區農奴向地方寺廟或各級領主所支應的各種差役）。

滇藏線：具體路徑是從昆明出發，向西經過香格里拉，然后進入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的德欽縣，接著進入西藏自治區的左貢縣，最后到達拉薩。?這條路線穿越了橫斷山區，需要翻越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并且要經過白馬雪山和梅里雪山。這條路里程歷史記載不詳，不過按現在的滇藏公路計算，路程約為2200公里。

眾多資料表明，整個清代進藏的官員、士兵、糧道、通信所走的是川藏南線居多。這條如今被稱作中國最美景觀大道的道路，高山大河密布。讓我們跟隨著《衛藏通志》的記錄，重走一次這條曾經艱險異常、逼仄難行的路線。

川藏南線

成都到打箭爐(康定)

計程460公里(成都一雙流-新津一邛州一雅安-滎經-清溪一冷磧-瀘定一打箭爐)

這段路在進藏之路中算是最好走的一段，人煙相對密集，然而即便如此，到了滎經之后，依然是“林木障翳，山谷陰森.…沿溝直上，逼仄難行”，“蠻煙瘴雨，亦漸繪邊檄之景矣”，已經給行人的心中投下了陰影。

所幸打箭爐(康定)是塞外的繁華城市，當年的康定，自從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準許進行邊境貿易以來，已經發展成一個繁榮的城鎮。內地的物品，藏區的各種藥材、土特產、黃金等都在此進行交易，其中最重要的貨物自然是輸送藏邊的茶葉。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定每年的茶葉貿易已達數萬包。

打箭爐到里塘

計程約340公里(打箭爐一折多山一東俄洛一高爾寺山一雅江一剪子彎山一西俄洛-理塘)

真正的高原道路從這里開始，離開康定，迎面而來的就是折多山，進藏路上的第一道雪山。“崇岡在望，逼人，藥氣候異常，令人氣喘。”這是瘴氣第一次出場，之后幾乎無山無瘴。

然而，作者站在折多山頂，也自生一股豪氣，“自此一覽山川之勝，蠻荒冰雪中，令人心攝”。

高爾寺山：過大雪山二座，深林密等，矗如玉立，人際罕逢。

過雅礱江時，“蠻人以牛皮船渡，逐浪上下，望之如水中鳧”。到了剪子彎山，人煙稀少之地，夾壩也開始出沒。“此戰路甚險遠難行，且多夾壩（盜匪）。”西俄洛更向西，“林深谷邃，夾壩甚多”。

理塘是又一重鎮，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海拔4014米，現在被稱為“世界高城”或“天空之城”；地處高原，氣候寒冷，“天寒多雨雪”，設有塘汛，且有正副土司二人管轄。

理塘到巴塘

計程約230公里(理塘一干海子尖一喇嘛丫-三壩塘一小巴沖一巴塘)

這一段最令人痛苦的是高海拔帶來的嚴寒和疲勞，是人煙稀少，山路的艱險已經退居其次。“峻嶺層巖，日色與雪光交燦”，“頭塘寒風凜冽，凍綻肌膚，從此愈行愈冷”，“盤旋五次，大石森立，橫梗道途”，“枯木參橫，絕不聞鳥獸聲”的記錄比比皆是。

道路如此艱險，以至于到達巴塘后，作者不禁感嘆巴塘“沃野干里，水草環繞日麗風和，佳境也”。巴塘是川藏南線上最后一個高原縣城，海拔2560米，國道318穿城而過。

巴塘憑借優越的地理和氣候條件，被人們稱為“高原江南”。難怪清末駐藏大臣鳳全、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等，不約而同在此地招募川人積極屯墾開荒。

巴塘到察木多(昌都)

計程約725公里(巴塘一竹巴籠(過金沙江)-莽里一江卡一石板溝一乍丫(察雅)一王卡一察木多)

這一段路漫長，但不特別艱險，在金沙江河谷中穿行，氣候尚屬溫和，人煙比較密集。

此外，作者還頗有研究精神地寫道，在路上注意不要讓馬吃一種醉馬草，馬吃了就會如同喝醉，疲乏不能前進。醉馬草，藏語稱“毒扎”，在植物分類學中被稱為“冰川棘豆”，廣泛分布于中國西部草地。

草中含有吲哚茲定生物堿——苦馬豆素，如果不慎被家畜誤食，輕則導致站立不穩、四肢無力，仿佛醉酒，重則出現中毒癥狀，如口吐白沫，甚至可能致命。

察木多至拉里(嘉黎縣)

計程約750公里(察木多一俄羅橋一恩達一瓦合山一洛隆一碩般多(碩督)—邊壩丹達山—甲貢一拉里)

這段路或許是整段駐藏之路上最艱險，最為傳奇的一段，往來的駐藏官員們無不濃墨重彩地描寫瓦合山以及丹達山之險要

瓦合山。到達瓦合山前，道路已經“險異常，雪凌滑甚，且有氣”。瓦合山之險峻，令人膽寒，“高峻而百折，山上有海子，煙霧迷離，設望堆三百六十，合周天數，如大雪封山時，籍以為向導。過此，戒勿出聲，違則冰雹驟至。山中鳥獸不棲，四時俱冷，逾百里無人煙”。

山頂的湖泊中還有神怪，道光年間有官員記載，“海子中有獨角獸，大如牛過者見之以為祥瑞，蕃人謂之海神”。

“瓦合山，清代類屬于類烏齊，藏語音讀為“依珠拉”，任乃強先生稱瓦合山脈“為瀾滄與潞江(怒江)之大分水嶺”，山頂海拔 5000 多米，連綿六座大山統稱“瓦合山”，向以險峻、高海拔而著稱，與丹達山、魯共拉山等是由川進藏的幾大險山。

和寧說 “瓦合魂驚”，松筠則說: “(瓦合)綿亙一百六十里，四時積雪，有數十丈之窖，行其上，愁云瘴霧，日色慘淡。”

1846 年，法國修士古伯察因非法潛至拉薩被駐藏大臣琦善流放，途經瓦合山，也被這氣氛感染，寫道：“瓦合高原的地貌極端凄慘和令人傷感，無論目光所能望到的地方多么遙遠，大家也永遠只能看到雪。”

道路之艱險，甚至產生了關于此山山神的傳說和禁忌，據說康熙五十九年發兵征討準噶爾時，云南官兵 300 余名夜宿瓦合山，遇大風雪一夜全軍凍斃，因其忠勇，遂成為瓦和山的守護神。在駐藏人員中廣為流傳，最后登堂入室，成為被清代官方確認的信仰。

瓦合山神的神話，其官方記錄見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間駐藏大臣有泰的幕僚余釗撰寫的《瓦合山神記》，四川師范大學的王川教授曾對此做出詳細考證。

這碑文中說，“(瓦和山)一望白連天際，記標竿，惟恐失足陷雪窟，往來者如銜枚夜走，戒勿出聲，違則陰霾四合雪雹驟至，嶺嶺枯骨目擊心傷，不知凍斃幾多行人矣”。

關于瓦合山神的故事，碑文中寫道: “我朝康熙五十九年，適衛藏多故，征兵云南， 總鎮某公率弁兵五百余人，會戰行次瓦合山，支帳屯營，所部進言：此山著名怪異，萬不可留。

公斥之曰：我從王事，死且不懼， 況鬼物乎!不聽所部言，上且施放槍炮，用樹先聲。是夜，大風雪，人馬凍壓盡僵。后人敬佩其忠勇，建祠山麓…..虔祈默禱， 響應昭然...”

古伯察記錄了祭奠山神的過程“驛站由一支衛隊、一座漢式小廟和三、四間藏式房屋組成。我們剛到。開始下起特大的雪花……瓦合寨守備部隊的士兵們發現天氣已驟變并已開始降雪，于是便打開小廟的門...”

“在一尊面目猙獰的偶像前燃起了無數紅色的小蠟燭，供像的右手舞動一把利刃劍，左手執一張弓和一束箭。他們接著又用加倍的力氣敲一面小銅鑼，用一面長鼓擂起了一陣陣鼓聲....”

鳴放槍炮，乃至大聲說話，會引起雪崩，這在當時已經為人所知。所不同的是，時人相信拜祭山神，會一路平安，這恐怕是在危如累卵的瓦合山上行進，給自己的小小安慰。

也有不信邪的，乾隆時代孫士毅的幕僚，《西藏記游》的作者周藹聯就曾讓部下在瓦合山口大聲唱歌，結果“風雹大作，面目幾敗，踉蹌策馬二十余里至瓦合寨宿焉”。

詢問他們之后過瓦合山的人，都說風日晴朗，并無冰雹。讓這位懷疑論者周藹聯也不得不說，深山大澤中自有神物在，未可知也。

丹達山。勉強過了瓦合山，前面一座更加險惡的大山橫亙，這就是丹達山。和瓦合山一樣，丹達也有一個陰森可怕的山神故事。

《衛藏通志》記載: 相傳有云南某參軍解餉過閻王碥，裝銀子的馬包落入雪窖中，這位參軍也隨之俱墜無人知曉。春夏雪消時，他的尸體才被人發現，猶僵坐鞘上。

也有人說，發現尸體時，這位參軍手中依然抱著軍令文書，面色如生。于是當地人非常吃驚，在此修建了丹達神廟供奉他。過丹達山，都要在此祈禱，才能得到平安。

還是那位好奇的周藹聯，曾親眼目睹過這座狹小的廟宇，并稱其中的將軍像很詭異，后來據王川先生考證，可能是藏式山神的雕塑風格。

周藹聯的上級，年過七旬還翻越丹達山的四川總督孫士毅，詩興大發，形象地描寫了這位神靈陰森可怕的模樣，“丹達山頭神鴉飛，陰風颯颯飄靈旗。揭來暑路滿霜雪，森然毛發將何依……人聲噤瘁馬聲絕，此是將軍致命時。將軍雖亡骨如鐵，魂繞干峰萬峰雪....

古伯察教士則從外人的角度來觀察了這一現象: “我們一旦到達丹達，官老爺李國安就抖動其服裝上覆蓋的雪，戴上禮帽， 在他的全部士卒們的陪同下前往在村口遇到的一個中原式小廟中去了。”

他并且冷冷地評論道: “那些赴拉薩旅行的官吏們從不放過機會去拜謁此廟，并在糧臺的像前3次叩頭。清朝皇帝習慣于這樣神化那些其一生以某種千秋功德而名垂青史的文武官吏， 大家對他們的崇拜形成了官吏們的一種官方宗教信仰。”

的確，對丹達山神的敬仰，帶有敬仰入藏先驅和死難者的莊重意義，最終上升成為清代官方的祭祀。這又與福康安相關，福康安這一路，除了平定廓爾喀，對于進藏路上諸多的神靈地位提升也有汗馬功勞。

如乾隆五十八年四月辛未，福康安奏：此次官兵赴藏，經過丹達山，均無阻滯，山靈助順，請加封號，并頒懸額。乾隆帝于是封丹達山神為“昭靈助順山神，載入祀典，春秋致”，并親筆題寫御書匾額，交駐藏大臣。

這一崇拜隨著進藏路的延續而發展，最后，在成都、拉薩都出現了丹達山廟和瓦合廟，駐藏大臣的衙門中也設有這兩位神靈的神龕。其中東達山廟舊址據考證就在今大昭寺廣場上，并被稱為黨大廟。隨著拉薩城的歷史沿革，終于消失不見。

拉里至前藏(拉薩)

計程約505公里(拉里一寧多-江達一鹿馬嶺一墨竹工卡- 德慶一拉薩)

最艱險的路已走完，剩下的路是溫潤的拉薩河谷。雖然也有鹿馬嶺這樣的高山癘，但“視前歷之冰雪崚者，居然平易矣”。作者也有心思記錄，時人認為蔡公堂（地處拉薩市東郊）就是西游記中的高老莊，就這樣到了拉薩，“山秀水奇，宛然福地也”。

滇藏路線

杜昌丁的《藏行紀程》記載的是自云南入藏的路線，事情首先要從康熙五十九年的都統武格、將軍噶爾弼率師入西藏說起，云貴總督蔣陳錫（？—1721，字文孫，號雨亭，江蘇常熟人）因籌濟運糧有誤，被責令入藏效力以戴罪立功。

這位前總督一出發，馬上就體驗到了世事無常，人走茶涼。“藏故險阻，非人所行，從者皆散去。”

只有一位年輕人留了下來，他叫做杜昌丁，說要用一年的追隨來報答蔣陳錫的知遇之恩。一年期滿，杜昌丁返回家鄉，就將這一年的所見所聞撰寫為《藏行紀程》一書。

這本書，可以說是今天研究滇藏交通最為珍貴的史料之一，現代藏學家吳豐培就說“非獨記入藏旅程罕見之作，亦研究云南民族者所必須參考者。”

這兩位由滇入藏，從昆明出發，向西到香格里拉，轉向德欽，隨后進入西藏左貢，沿著八宿，一路向洛隆進發。等到了洛隆，此時杜昌丁已經一年期滿，淚別蔣陳錫后沿著原路返回昆明。在杜昌丁返滇之后不久蔣陳錫即客死異鄉，令人唏噓。

青藏路線

當然，大清人想要入藏并不只有以上兩種選擇，還有一條北線，從西寧出發，經日月山、木魯烏蘇河、唐古拉山口、藏北那曲等地到拉薩。具體來說，就是康熙年間的焦應旂《藏程紀略》記載的自西寧入藏路線，在此不再贅述。

焦應旂在康熙五十年前后任涇陽知縣。康熙五十四年，他奉命從軍，為平定準噶爾叛亂的清軍轉運糧儲。此后四年，他輾轉藏北高原，抵達拉薩，又取道川藏驛路回署，歷盡艱險，九死一生。他五十七歲（康熙六十年）時，“援筆以紀其略”（《藏程紀略》）

03 沿途地理風情

自然地理景觀

清代游記中，描述了特點突出的若干自然地理現象。杜昌丁在必兔（碧土）觀察到，“怒江之水，晝夜溫濕，不聞言語。緣江萬丈，俯視江流如錢，間有奇勝，中心惴惴，無暇領略也”。河流強烈切割造成的河谷地貌的巨大落差，給進藏者以深刻的印象。

地形的巨大起伏，往往造成山地在不同高度帶上氣候與景觀的垂直差異，同一山嶺兩側的地理風物也會截然不同。乾隆五十八年（ 1793）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林俊在今工布江達縣西部，就深刻體會了這種變化。

二十八日在鹿馬嶺（今作“羅馬嶺”）西側，“曉抵維達，童山濯濯，風景荒涼，僅有敗屋數椽，塘兵及番婦數人而已，此外別無寨落。”寓目景象極其蕭索。

二十九日“上鹿馬嶺。末及數里，四望重陰，雪山重疊，寒風刺骨，手足俱僵，五月按不啻三冬。下至半山，氣候少暖，草木叢生。漸行，漸入佳境。凝芳積翠，山色頓覺改觀，為西藏以來所未有。”

一日之內，從山頂到山腳，寒暖不齊，所見迥異。過了鹿馬嶺之后，三十日“至順達，沿途山色頗佳，茂林深密，百鳥爭鳴，如一路笙篁，嚦嚦可聽。晚登碉摟遠眺，見夕陽芳草，牧馬成群，嫩綠豐肥，足資芻秣”。

與二十八日在鹿馬嶺西側的維達所見所聞相比，嚴然兩個世界。清人不自覺地意識到了地理景觀的垂直差異與區域差異，在著作中留下了生動的記錄。

昌都附近的奇觀。在地質結構上，川藏線必經的昌都大部分地區山體的巖石和土壤因為富含鐵離子，因而呈現出紅色，瀾滄江流域的山尤其明顯。

其實不光是山，這一帶的江水給人的視覺印象更為深刻——水體濃混，色澤褐紅，河畔很少有平緩的臺地，偶爾幾只巖鴿在河谷間飛過，讓人心悸之余，不由得想起《西游記》中“鵝毛漂不起，蘆花定低沉”的流沙河。

“焚風效應”。當濕潤的空氣越過山脈時，被迫隨地形抬升，形成降雨而失去水分；之后氣流翻越山脊，在山脈背風坡一側下沉增溫，變得炎熱干燥，這就是焚風。

昌都山谷的當地人管這種焚風叫“火風”，被這種風吹到是什么感覺呢？一陣風從山坡上吹下，就像烤面包的爐子蓋子被打開，氣流干燥熾熱，從頭頂向全身壓來，全身的汗似乎都在被漸漸灼干，只在衣服的胸襟前留下白色的鹽漬。

獨具特色的生物現象

在天氣晴好、旅途順利的時候，西藏獨具特色的生物現象，也會引起某些進藏者的興趣，在他們的游記中予以描述。

還魂草。從金沙江向西走，經過西藏芒康縣城，就進入了瀾滄江流域。河畔兩岸沒有植被，就連山坡上也幾乎沒有植被覆蓋，間或有些低矮扭曲的松和柏樹。

在某戶人家的院墻垛子上，有幾株鋪墊在上面的草本植物，樣子像是攥緊的拳頭，叫墊狀卷柏。這種植物有一個傳奇名字：九死還魂草。

雖然已經脫離了土壤，但只要它的枝葉還有綠色，它的生命就還在延續。水分的滋潤會讓看似枯死蜷縮的植株，重新舒展開枝葉，如同起死回生。九死還魂草在干熱河谷中的生活習性，雖然有些極端，卻很有代表性。

這里的植被，大多在雨水來臨的時候迅速抽枝發芽，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綠色，繼而開花結果，以爭取在雨水較為充足的期間內完成生活周期。當雨季結束，它們逐漸落葉，甚至地上的莖干死亡，整個群落進入毫無生氣的休眠狀態。

仙人掌。其實我國本來是沒有仙人掌分布的，它們的故鄉在美洲大陸的熱帶地區。仙人掌的漢語名字，最早記錄于明朝天啟年間云南人劉文征著寫的《滇志》。

明朝末年，仙人掌被作為圍籬引入我國，之后在華南沿海地區和西南干熱河谷中定居，如今，在昌都的瀾滄江河谷中，仍能看到生長茁壯的仙人掌。

在這里，它們壓倒了當地的原生植物成為優勢類群。鳥獸等取食仙人掌紅色多汁的漿果后，將種子隨糞便傳播。橫斷山區的仙人掌離開干熱河谷，就再難找到適宜的生境，因此在幾百年間沒有擴散到更廣泛的區域。

雪蓮。道光四年（1824）十月徐瀛注意到，“昂地山高雪深，產雪蓮花頗多。案：花生積雪中，獨莖無葉，其瓣作淡紅色。”

姚瑩在道光二十五年 （1845）八月十八日看到：“察木多楊樹告已脫葉，而干下自抽青枝且放新葉。蓋高處風寒，下得地氣故也。蕃地每七八月間多雨，山上雪已封嶺，人且重裘矣。”

九月二十六日又述說：“察木多河魚不甚大而味殊佳，刺麻及著漢民皆食糌粑、牛羊肉而已，不解鮮食，故少賣魚者”。除了生物現象外，后者實際上還記錄了一種宗教特點影響下的飲食習慣。

城鎮與村落

城鎮村落的地理全貌，在進藏者的游記中不乏精彩描述。地理位置、地形特點、建筑格局、居民分布、宗教色彩躍然紙上，仿佛一幅城鎮鳥瞰圖。

康定與打箭爐。一首《康定情歌》讓甘孜地區康定縣蜚聲中外，而境內的打箭爐自古為荒邊之地。關于打箭爐名字的由來，有多種傳說。

一說相傳諸葛亮南征孟獲，遣將郭達安爐打箭于此，故名打箭爐；又傳藏語稱康定為“打折諸”，意為打曲雅拉河、折曲折多河兩河交匯處，舊史曾譯作“打煎爐”，后通譯“打箭爐”。

據史料記載，清康熙四十一年 1702年 ，在打箭爐設立茶關。打箭爐因此成為川茶輸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馬大道的交通樞紐。康熙五十七年 1718年 ，開辟了自打箭爐經里塘、巴塘、江卡 芒康 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設立糧臺、塘鋪。

史料記載，清代中葉，康定已經擁有了 48 家鍋莊(辦理貨物往來的商業機構及貨棧)；嘉慶時，打箭爐每年商貿總交易額已達每年一千八百余萬兩，可謂驚人。

除了茶葉鍋莊外，還有牛皮制造、縫茶業(為茶葉運輸提供包裝的行業)。乾隆朝之后，康定人煙輻輳，市亦繁華，山海各貨咸集，“凡珠寶等物，為中國本部所無者，每于此地見之交易之盛，冠于西陲。”

僅僅街道，就有營盆街、諸葛街、老陜街、明正街、茶店街、興隆街、河西橫街、安家鍋莊巷子、小丹珍鍋莊巷子、木家鍋莊巷子、蜂窩街等，有四座橋梁橫跨折多河上，可見康定城的繁華景象。

昌都，又稱察木多。昌都，藏東的中心城市，清代進藏糧臺和塘汛均以此為重要支撐點，雍正八年(1730 年)，清政府下令在兩河交匯的臺地上修建一座土城，“駐扎官兵，理臺站，游擊一員，糧務一員，行營中軍守備一員，把總一員”。昌都水草甘肥，土地亦異常肥沃，盛產蘿卜、番薯，“列市廛，儼如都會”。

王世睿《進藏紀程》描寫昌都，和不久前昌都老城區的景色差別不大。例如，“察木多又名昌都，為三藏之頭藏。國王號呼圖兔，衣服類喇嘛而須發猶是番人。所居背倚南山，碉房深邃，洞宇紆回，下臨土埠，番民環集于其上”。

“三面河壩，中隆起而頂平，幅員約計數里。石樓蕭寺，高可凌云，彩能耀日。夜靜鐘鳴，雞唱犬吠，喧闐似一都會也。于坡下建營壘、列市肆，為西蜀、南滇大兵駐防之所”。

“東望則江流如帶，湍急而環抱；南望則山岫如屏，幽峻而列峙。加以群峰羅列，若遠若近，殆居然西域形勝，非荒殘寥落者所可埒也。” 昌都強巴林寺的帕巴拉活佛，也與清代官員之間往來密切，乾隆時代督運軍糧的總督孫士毅還有詩相贈。

對較小的聚落雖著墨不多，所勾勒的地理風貌也頗為形象，作者亦以愉悅的心情作了細致的觀察。例如，“墨竹工卡疆域褊小而陵谷開敞，兩山列峙，屈曲隨人。蠻寨蠻寺，若繪若畫，其淡遠浮動之勢渾如仙島，且人勤耕稼，稻畦繡錯，一如內地。溪流清淺，中之鼓而浮潛上下者，殊有游泳自得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