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兒補貼令人鼓舞，但養育金更值得期待

——對《政府工作報告》中育兒補貼的評論和建議

今年兩會的《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制定促進生育政策，發放育兒補貼，大力發展托幼一體服務，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其中的“發放育兒補貼”迅速登上微博熱搜榜首，評論大多持正面態度，但也有人擔心補貼力度過小難以打動年輕人。這說明人口與生育已成為社會最關注的議題之一，而發放育兒補貼的決定深得民心。目前實施細則尚未公布，但明確將發放育兒補貼納入政府工作報告，無疑令人鼓舞。

一、人口趨勢與規模效應
近年來，我國出生人口銳減。2016-2023年，新生兒7年降幅高達52%，遠超日本41年下降51%、韓國20年下降50%的速度。2024年，我國人口占世界17.5%，但新生兒卻僅占世界7.2%，生育率不足世界一半。若此趨勢延續，不出一兩代人，我國新生兒占世界比例將降至3%以下，我國將喪失大國的地位。當前，我國總人口比包括五眼國家與歐盟的西方總和還多50%，而新生兒在2025年就會降至與其持平，因為生育率遠低于西方，出生人口乃至總人口的萎縮速度料將遠快于西方。
人口規模效應是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因素。規模效應并非單純人口數量，而是按聯系緊密度加權的人口規模。我們把人類文明視為所有現活著的和曾活過的人構成的一個巨大的網路；在此網絡上，現活著的人通過交流互動相互聯系，并通過學習單向聯系曾活過的人。因此，人口規模效應涵蓋空間上由交流互動形成的橫向規模效應，以及時間上因知識技能積累形成的縱向規模效應。我們將在未來的文章中詳細解釋這一思路和具體的估算方法。
工業革命前，我國雖人口眾多，但大范圍人際交流互動有限，知識技能積累緩慢，未能形成如西方國家般強大的加權人口規模效應，那時的發展水平遠低于西方。近年我國科技突飛猛進，這得益于比整個西方總和還多的人口帶來的橫向規模效應，以及改革開放后學習西方自工業革命的成果，自身積累技術和理念形成的縱向規模效應。
中國社會現在高度重視人才，更應充分認識到人口比人才更為基礎。人口不僅是產生杰出人才的基數，還決定人才發揮空間的市場規模。人口少一半，整體生產力和創造力少還不止一半。其他條件相同的前提下，人口基數更小的社會里，任何特定領域最優秀人才也會相對遜色，其生產和創造效率會低于人口基數較大的社會，從而讓智力和能力對社會中每人的平均貢獻更低。這意味著人口萎縮對整體生產力和創造力的影響是雙重的，既降低人口數量倍乘系數，又降低人均效率本身。
從此視角看，我們就容易理解為何自然資源豐富，大學學歷占人口比例全球最高的俄羅斯在科技領域已無法與中國競爭，而在新能源、電動車、機器人等新興領域，中國開始超越美國，且優勢不斷擴大。然而，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我國或將失去對西方的人口優勢，在技術領域會在趕超之后又被他們反超。人口萎縮已成為美國乃至西方指望“東升西降”逆轉的救命稻草，而這并非危言聳聽。
人們曾擔心，自然資源匱乏會制約發展。然而，自然資源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例不到5%，且整體并未走高。想想我們日常的開銷，無論是在汽車、手機、家具等商品還是旅游、教育等服務中，自然資源價值的占比都不高。就算大城市房價中，土地價值看似占了大頭，但這主要還是人口聚集產生的價值。
自然資源增加值占比并未上升的背后，是科技在不斷拓展資源的邊界并提升資源使用效率，而這相當程度上得益于人口增長帶來的需求擴張和人力資源提升。我國現在是世界最大的自然資源進口國，但同時也是最大的貿易順差國，這意味著我國人口規模效應帶來的價值，遠超過人口眾多拉低人均自然資源帶來的負面影響。在可預見的將來，限制人類技術發展的瓶頸不是自然資源匱乏，而是人口老化和萎縮導致的需求和供給同步下降，以及由帶來的規模效應弱化。
二、技術進步與內卷
近年來，我國經濟面臨一定困境，社會內卷加劇，這讓很多人認為人口減少是好事。然而，目前的經濟困境其實與人口頹勢不無關系。我國經濟增速從之前8%-10%降至現在5%左右，恰恰可在相當程度上歸因于1990年后期新生兒銳減。其他條件不變，人口減少會加重就業和內卷問題，這背后是人口萎縮降低增長預期導致投資意愿低迷，使勞動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的匹配更加困難。長期而言，人口萎縮會降低社會復雜度，讓某些行業和職位消失。如果中國人口為現在的1/10，那么理發師、快遞員還是現在的1/10，但高鐵、航天這些領域的職位可能就沒有了。
長期低生育率對經濟的嚴重負面影響是持續性的。隨著人口不斷減少，各行業的需求和供給會同步萎縮，投資意愿低迷，創新步伐放緩并最終停滯。基礎設施也會因需求和財力不足而難以更新，最終被廢棄。現在的大城市會隨人口減少而退化為中等城市，再變成小城市；機場、醫院、學校、公園也將不斷關閉，窄化人們的選擇。相對于人口穩定下的情形，陷入人口萎縮中的社會的生活水平會更低，甚至面臨人道主義危機。在這個過程中，知識更新會放緩甚至停滯，現有經驗和技能可能失傳。
不過，有人覺得技術進步可彌補人口萎縮帶來的損失，進而認為不需要擔憂人口萎縮。這就像一個人打工賺的錢超過賭博輸的錢，就斷言賭博沒有危害。實際上，打工賺的錢與賭博輸的錢并無關系。把花在賭博的時間用來打工，既可避免賭博的損失，還可去打工賺得更多。同理，人口數量和技術進步之間也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從人口規模效應來看，人口萎縮，會減緩技術進步的步伐，從而給經濟發展帶來量和質上的雙重損失。
此外，隨著通信和交通的提升，企業競爭呈現出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過去企業做到本地最好即可生存，如今可能要在某個領域做到全網名列前茅才行，這導致市場份額和利潤向頭部企業集中，大量企業難以存活，而存活下來的企業中的員工因擔心失業會更加內卷。由于人工智能更新遠超人類學習速度，未來可能有大量人口變得不具有市場所需的技能，從而無法找到工作，導致收入愈發集中，進而抑制需求而阻礙經濟發展。
技術進步對應的是效率提升，意味著社會可用更少的工作投入來獲取更大的效用滿足。工作只是為了獲取效用的代價，這種代價當然是越小越好。從社會整體來說，技術進步理應讓民眾能過上舒適而體面的生活，且愿意通過生育來維持群體的繁衍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然而，由于技術進步的收益只能直接惠及技術的掌控者，而非全民，這會導致許多人失去工作及職場員工更加內卷。
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回到底層邏輯來看待人對社會的價值。在我們看來，人活著本身就有自在的價值，工作只是為了生存以及活得更好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如果能達到相同的生活水平，社會整體的勞動應該是越少越好。更重要的是，人不只是勞動者，更是消費者，基因多樣性的承載者，文化語言的傳承者乃至孕育杰出人才的人口基數的貢獻者，更是親友的陪伴者和他們人生意義的加持者。
三、養育金的意義
實現這些價值的最終出路是向民眾發放普惠性的起點收入，而“養育金”正是最好的切入點。我們采用“養育金”這一術語，而非“育兒補貼”，旨在強調這筆收入對于養育家庭而言是基礎性的，而非輔助的。這種區別不僅應體現在名稱上，更應反映在其實質內容上。養育金應被視為涉及經濟制度的一個基礎性概念，其發放規模應更大，資金來源則應依托長期國債或信用擴張，作為國家的一項長期投資，實行獨立的滾動核算機制。
低生育率癥結在于激勵機制不到位：養育付出者是家庭，受益方卻是全社會。因此，向養育家庭發放高額且可預期的養育金，不僅是提升生育率，緩解失業，提振消費，更是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基石，以及增強民眾認同感和國家凝聚力的一項切實可行的基本措施。
無論是以長期國債、信用擴張還是基于電子貨幣的起點收入來籌集資金，發放養育金本質上都是讓養育家庭，從經濟產出的分配中獲得更大比例。這樣做是公平且必須的，因為養育家庭付出時間、精力和財力養育小孩，小孩長大后則通過消費、工作來支撐整個經濟，并通過納稅等方式直接貢獻社會。這也是讓民眾真正享受經濟發展的果實。
那么，給養育家庭發放養育金會不會引發通貨膨脹？其實，新增貨幣只要投入到具有長期正向回報的領域，帶來的更多是經濟增長和良性通脹；這一點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所佐證。人力資源的投資和回報，起始幾乎同步，且回報持續時間更長。把增量貨幣發放到家庭這些最小的經濟單元，能有效激發多樣性需求，引導資源配置到社會真正需要的領域，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中國是全球產業鏈最為完善的國家，且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發錢給生育家庭這些消費意愿更高的群體，能夠創造有效需求，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奶粉、玩具等面向幼兒的行業面臨產能過剩，發錢給養育家庭有助于盤活用這些領域閑置的產能。
低生育率具有自我強化慣性，難以自然反彈。長期低生育率一方面推高家庭邊際養育成本，抑制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加劇人口老齡化，加重養老負擔，減少養育孩子的精力和財力，兩者共同作用進一步拉低生育率。若不通過政策干預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生育率將持續走低，拖延越久，提升生育率越困難。
四、養育金力度需要多大？
目前尚不知道育兒補貼的力度有多大，但猜測最初會遠小于我們希望的標準。假設每個孩子從出生到3周歲，每月補助500元，3年累計補貼1.8萬元。按每年1000萬孩子計算，這就是年投入1800億元，占2024年GDP的0.13%。根據我們對歐洲不同國家及湖北天門市的生育支持效果的估算，這個力度對應的生育率增幅不會大于0.02。
考慮到2024年結婚登記比上年減少20.5%，2025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都會比2024年顯著更低。如果在沒有補貼條件下的自然生育率從2024年的1.1降到2025年度0.98，上面假設的力度也只能把生育率提升到1.0，對應于多生不到20萬人。
即便如此，補貼生育依然是有效的，只是補貼力度不足以阻止生育率下滑，更不用說維持出生人口穩定了。長期而言，要維持出生人口的穩定，僅提升生育率是不夠的，而是必須將生育率提升到2.1的更替水平以上。
我們之前的建議是確保養育金的發放和其他育兒補貼占到GDP的2%-5%以上。這個力度足以給對每個孩子從0歲一直發到16周歲，確保每月每個一孩獲得1000元，每個二孩獲得2000千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減半，每個三孩及以上的孩子獲得3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全免。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加碼以補償不同地區的生活和收入水平的差異。考慮到目前中國經濟急需擴大內需，還可給每個孩子一次性的10萬元的現金獎勵。
未來投入力度可隨生育狀態調整。若投入GDP的2%不夠，可逐步增加至5%、10%甚至20%。要維持對西方國家的競爭力，我國需將人口規模穩定在至少10億以上，這要求在10-15年內將生育率提升到2.1以上的更替水平以上，并將預期人口提升并穩定在10億以上。有關“預期人口”的概念，請見本文的附錄。
不要認為投入GDP的10%就很多了。如果目前1.0左右的生育率延續下去，出生人口乃至總人口將以每年減少2.5%的速度萎縮。人口萎縮會負面影響經濟發展和創新的規模效應，使得人均GDP增長更慢。即便不考慮人均GDP增長更慢這種影響，10%的GDP投入也會在三四年內會被人口萎縮給消磨掉。
由于邊際養育成本隨家庭平均養育數量下降，且中國社會從眾心理強，一旦友育氛圍形成，生育率上升進入良性循環，生育激勵的效果會越來越好，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所需要的投入力度也許會遠低于目前的預期。
五、養育金是對未來的投資
然而，即便GDP的5%換算下來也相當于6.75萬億元，這個投入力度是前述假設1800億元的37.5倍。在經濟發展放緩，財政收入趨緊的當下，將如此規模的資金用于支持生育會不會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的天方夜譚呢？
但實際上，哪怕僅從純粹的經濟視角來看，只要把新生人口當成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生產要素、消費基數，乃至未來的稅基，那么就應當看到，養育金是對未來的長期投資，而非只是單純的社會支出成本。而且，發放養育金這種對人的投資，其回報周期至少長達20年，因為人從出生到完全進入經濟循環需要至少20年。我們的實證分析也表明，當下的人均GDP增長率與20年前的出生人口高度正相關。
考慮到養育金的長期投資屬性，久期通常超過20年，其投入產出需要進行單獨的滾動核算。養育金應避免與財政預算內支出項目形成競爭關系，最好在預算外以超長期國債或信用擴張的方式募資，以匹配人力資源投入產出的現金流久期。這種超長期國債也為社保基金、保險資金、企業年金等耐心資本和普通民眾提供更多的安全的投資機會。即使通過央行增發基礎貨幣的方式認購超長期國債，由于生育率水平上升不易，給定每個新生兒的扶助金額，新增貨幣規模有限，并且應該能匹配經濟增速，因而不存在超發的風險。
我國目前廣義稅負占GDP的28%，遠高于前面建議的投入養育金的5%。當然，這種收益和投入的對比并不公平，因為個人除了納稅外，也會享受稅收帶來的福利和便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對社會的經濟價值，整體上也是正的。過去數百年來，人類數量越來越多，但社會整體上卻越來越富裕，說明人對社會的貢獻，在平均意義上大于其帶來的負擔。
從按聯系緊密度加權的規模效應來說，只要基本的激勵機制，新增的新生兒都會在平均意義上給其他人帶來貢獻。即便最后只有極少數人有能力來補償對他們投入，上述結論也是成立的。人對社會的貢獻像風險投資項目的表現，通常服從冪律分布；極少數杰出人才能創造出極大比例的社會財富，而孕育他們則需要龐大的人口基數。
可以認為，GDP中養育金的投入，是社會產出中分配給養育的份額。過去，這部分投入主要由家庭承擔，但在社會養老到位及傳統的生育價值觀式微后，生育的激勵機制在家庭層面逐步失效。以設立養育金的方式來支持生育，并非是給社會增添額外負擔，而是將原本由家庭承擔的養育費用，轉變為由專門的養育基金統籌收取再給付給家庭使用。其合理性在于，養育所涉及的投入與收益，只有在全社會層面才能形成閉環。這類似于義務免費教育，把過去由家庭承擔教育支出，變成由政府統一征收稅費，再投入到教育之中，從而達成教育公平并提升全民教育水平。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中，養育金比教育經費更基礎，因為前者決定人的有和無，后者只影響受教育程度的高和低。
六、進一步的建議
這次政府工作報告納入育兒補貼，預示著中央政府有望會成為生育支持的主體，而地方現存的各種支持政策將作為補充和加碼。這樣做是合理的，因為只有中央層面才有真正的動力相應的政策工具來解決低生育率問題。
盡管初始的投入可能遠低于我們所希望的力度，但作為一項長期穩定的基本公共政策，以小額度起步給養育家庭發錢，并無不當。畢竟，這項政策牽涉到千家萬戶，與之前執行了數十年的生育政策大相徑庭，先小幅度嘗試，積累經驗后再逐步加碼，可能是整體上較為穩妥的做法。我們只是希望，給養育家庭發錢，并不會止于最初的力度，更不會因為在實施后生育率不升反降，就草率地得出發錢無效的結論。
目前還不知道國家層面的育兒補貼或養育金會以何種方式發放，但我們希望成立國家人口發展基金，統籌籌資、發放、核算和評估的過程。此外，我們還建議，以居民身份證為基礎，構建全國統一的家庭號系統，精準界定家庭構成，強化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功能，為增強家庭意識和完善基于家庭的社會管理、公共政策、商業生態提供制度和技術支撐。
當前生育政策官方表述限制在三孩，致使地方生扶持政策不及三孩以上，體制內人員生育四孩及以上心存顧慮。因此，需要明確規定養育金的發放不限孩次政策，給社會傳達需要多生的積極信號。
對高收入家庭，稅負減免更具吸引力。建議對養育家庭的社保、所得稅、購房土地出讓金等按孩子數量實行累進制減免，如二孩減半，三孩及以上全免。此外，個人繳納的社保中一定比例可定向給自己父母，以維持激勵機制。延遲退休應該考慮到老年人照看小孩的付出，以某種方式將照看小孩折算成工作年限。
針對當下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可考慮向應屆畢業生提供結婚無息貸款，在領取結婚證時兌現，生育子女后可減免本金，生育三孩后全免。這樣可以減輕年輕人的經濟壓力，提升婚育比例。
除了上述經濟層面的政策外，還可以考慮如下一系列措施：設立“人口發展委員會”，統籌人口發展事務。修改憲法中有關計劃生育的條款；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并將其更名為《人口發展法》；修改《民法典》降低法定婚齡至18歲，放寬收養條件并建立代養制度；清理降低生育率的各項法規。將小學到高中教育時長縮短至10年，實現0-16歲托育教育免費；保持教育資源配置冗余、實行小班制。在基礎教育、平臺管理、算法推薦、大語言模型訓練中倡導積極婚育觀；設立系列育子節，營造友育氛圍。支持無痛分娩并納入醫保，實行孕產免費，管控計劃生育科室，降低流產和剖腹產比例；托底先天性疾病孩童保險。
中國現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幾乎都是卡在嚴重的超低生育率上。中國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長期國力，高度取決于是否能通過盡早將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續的更替水平。大力鼓勵生育會顯著提升經濟增長預期，并提振內需，帶動投資，促進經濟長期穩定發展。除了擁有龐大的生產能力而具有大力支持生育所需的物質基礎外，中國是一個祭祖的民族，注重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而且擁有強大的執行力。我們相信，只要充分認識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必須要做到，而且越早做到越好，那么中國完全可以創造奇跡，成為第一個真正解決低生育問題的主要國家。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納入育兒補貼，則是這個逆水行舟之旅的起點。
【附錄：預期人口 — 衡量未來人口規模的單一指標，可用于監測人口形勢和評估人口政策】
如果每年出生人口維持在2023年的902萬，按78歲的預期壽命計算，中國未來總人口將穩定在7億左右（即78*902萬）。但當年1.0的生育率僅有維持出生人口穩定的2.14的更替水平的46.7%（即1.0/2.14），這意味著每代人，即在從出生至達到平均生育年齡所需的29年時間里，出生人口會降到上一代的46.7%。照這個速度可算出每年的出生人口，再一直加到預期壽命結束，并考慮每年凈移入人口，就可以得出，在生育率、更替水平、平均生育年齡、預期壽命、凈移入人口等參數維持在2023年不變的假設下，按當年出生人口外推得出的，到出生人口預期壽命結束時的總人口，這就是育媧人口智庫定義的“預期人口”。
預期人口只依賴于當年的上述參數，沒有考慮過往的人口結構和未來的參數變化，因此并不是一般意義的人口預測，而是根據當年出生人口等數據所做的自然外推，計算簡便且具有直觀可解釋性。特別是，預期人口高度依賴于反映未來人口趨勢的核心指標，適合于監測人口形勢和評估人口政策效果。
在2023年，中國實際人口14.1億，占世界比例為17.6%，與印度或經合組織相當，是美國和印度尼西亞的四五倍，對五眼聯盟、歐洲聯盟、阿拉伯國家聯盟、東南亞國家聯盟和突厥國家聯盟都具有壓倒性優勢，但中國在2023的預期人口卻只有2.55億，在國家中排到世界第13位，占世界比例僅為2.03%，只有印度的1/6，美國和印度尼西亞的80%左右，以及經合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幾分之一，也被五眼聯盟，歐洲聯盟甚至突厥國家聯盟超過。如果中國未來要維持在10億以上的人口規模，那就需要將預期人口從2.55億提升到10億以上；反之，如果預期人口越來越少，那說明政策效果離目標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