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 | 我與聞捷：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三）

我與聞捷：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三）

（《戴厚英文集》選讀）

作者：戴厚英

戴厚英

聞捷

《昨天》編者按：本篇節選自吳中杰、高云主編《戴厚英文集·自傳·書信》（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年 1 月版）書中的第一部分《性格·命運·我的故事》第五、六、七、八章。現大標題是本刊另擬的，各小節標題不變，只將原序號刪除。

戴厚英，女，1938 年生，安徽潁上人。1956 年考進華東師大中文系，在積極參加文藝與思想論爭中得一外號“小鋼炮”。畢業前就被借調到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室（后為研究所）工作。文革中先保上海市委，后成為上海作協造反派頭頭，卻又因卷入“炮打張春橋”事件而遭批判。文革后調上海大學文學院任教。在短暫的寫作生涯中著有《人啊，人》《詩人之死》《空中的足音》《往事難忘》《鎖鏈，是柔軟的》等七部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兩部散文隨筆集、半部自傳。1996 年被她好心關照的家鄉晚輩入室劫財時將她連同在她家暫住的侄女一起殺害。

我們相知，在動蕩的年代

文革開始的時候，聞捷在上海京劇院參與領導運動。但是不到一個月，他和其他兩位領導運動的人一起成了運動的打擊對象。為了躲避武斗，他們在一些同事的幫助下躲了起來，一躲就是四十多天，成為上海灘上轟動一時的“言（行）、 章（力揮）、聞（捷）事件”。 當時馬路上時常看到京劇院貼出的要捉拿他們“歸案”的大標語。

1968 年 3 月，聞捷被張春橋“勒令”離開京劇院回上海作家協會接受審查，并點明要重審他的“歷史問題”。那時我正住在作家協會院內，并且剛剛擔任“文革領導小組”的“第四把手”。聞捷的歷史問題由當時作協的“專案組”統一審查，他在運動之初“外逃事件”的審查則交給了我和青年詩人王寧宇等三四個人。

我為這幾個人的組長。這大概就是說我是聞捷的所謂“專案組長”的來由。其實，“專案組”成員在當時都經過嚴格政審，一要黨員，二要背景和歷史清白，我和王都不符合這樣的條件，因此都不是“專案組”成員。我們是“群眾辦案”組成員。

因為聞捷在“樣板戲”劇組呆過，樣板戲又是絕對不可涉及的禁區，所以當時作協領導小組決定對聞捷“保護性”隔離，叫他住到作家協會，以免被人從他9那里挖去不利“樣板劇組”的“防擴散”材料，那樣他和作協都吃罪不起。

于是聞捷住到了我隔壁一間空房子里，我們有了朝夕見面的機會。但是我們從不隨便交談，沒有第三個人在場，我是從來不與他搭腔的。這是當時的規矩。

我時常和王寧宇一起和他談話，叫他交代他“外逃”的幾十天干了什么，因而對他有了一些了解。

聞捷是這樣的人，他襟懷坦白，對任何人都不存戒備。他把我和王寧宇當作朋友和弟、妹，每一次都侃侃而談，不但“交代”了他在“外逃”的幾十天里干了什么，還不時地談論他的過去。他一談起來就忘乎所以，完全忘記了我們的不同身份，“小王”“小戴”地叫個不停。我和王寧宇受他的感染和吸引，有時也會忘乎所以，與他扯些別的事情。這樣，我們之間的關系就未曾像別的審查者、被審查者那樣緊張。我常和一些朋友說，聞捷這個人真浪漫，他說他從京劇院逃出的那些日子想到處流浪，作個“行吟詩人”呢。朋友們對他的詩人品格也都付之一笑。

這一次聞捷在作協沒住多久，上頭就指示將他隔離到上海少教所去。因為外面來找他外調的太多，怕出問題。這時我們對他的“外逃事件”審查已告結束，沒發現任何超出他個人交代的問題，剩下的只有對他的“歷史問題”的審查了。

這不是我們的工作范圍。但是，有時外面來人找聞捷“外調”，或者有別的事情要找聞捷，有關領導還會要我和王寧宇去陪同外調或與聞捷談話。因此，我仍然有機會見到聞捷。我們見面的次數極少，每一次都有別人在場，根本沒有個別交談的機會，更不可能產生什么“私情”。但不可否認，我對聞捷的同情和了解與日俱增。

轉折關鍵是聞捷的妻子杜方梅的自殺。杜方梅我只見過一面，是向她了解聞捷的“外逃”情況見到她的。她的美麗、端莊和倔犟，都給我留下極好的印象。

突然之間她跳樓自殺了，使我很難理解。當時領導小組叫我和王寧宇去“少教所”找聞捷，把消息告訴他，并勸他“正確對待”。我們該怎么對他說明事件的真相呢？為了弄明杜方梅死之真相，我和王寧宇找到杜所在的上海市人民銀行的造反派。我們說，不明真相，我們不好向聞捷交代。可是銀行的人對我們不肯說實話，聽來聽去，我們還是不明白。只能說是“畏罪自殺”了。回來后我向作協領導匯報，并寫了一個書面情況，要求將杜的死因查明。那位領導是一位工人作家，他看了我寫的東西，嘆了一口氣。他說：小戴，你別自找麻煩了。這種事誰給你查清？我想當時我們還背著“四一二”炮打張春橋的罪名，等待清算，他的謹慎可以理解，只好作罷。

那天我是懷著同情與王寧宇一起找聞捷談話的。當我們把杜方梅的事情講完的時候，聞捷捂住了臉。淚水順著他的手指縫滲出來，我看見他的下巴在劇烈顫動。我無法抑制自己的同情，便與王寧宇一次又一次勸他要“相信群眾相信黨”， “正確對待”這件事情。離開聞捷的時候，我突然感到害怕，害怕聞捷想不通也走上絕路。我忍不住回過頭來大聲地說：聞捷，你不能死啊！你要活下去。我想聞捷是能夠感受到我此刻的同情的。

杜方梅死后不久，聞捷的兩個大女兒要到黑龍江插隊落戶。她們的一位女老師找到我，說她很可憐兩個孩子，想問問聞捷到底是什么問題，可不可以給她們一個好些的鑒定，并且讓她們在走之前見見父親。我未加思索就告訴那位老師， 說聞捷一定是“人民內部問題”，當然應該讓他見見孩子。之后，我向領導匯報，請求給他們父女一個見面的機會。領導立即表示同意。

又是我和王寧宇一起，陪著聞捷的二女兒果子去“少教所”向聞捷告別。果子那年也正好是十六歲。多日不見，聞捷已見蒼老。看著他們父女強忍淚水談話的樣子，我心里非常難受。我也想哭。聞捷鼓勵著孩子，叫她們放心地去。他一點一點問著她們的準備工作，對女兒說，家中的一切，只要她們需要都可以拿去。

女兒說：不要，我們什么都不要。

這次會見使我感到刺激。我回到機關把自己的心情對一些人說了，想不到這成為以后迫害我們的依據。

但是，到這時為止，還只是我在了解聞捷，聞捷對我并沒有多少理解。他真正了解我，是我在“一打三反”中受審查的時候。

我接受審查時，聞捷也解除了隔離和我們一起下到五七干校。那時我們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他是可以放松一點的“死老虎”，我則變成必須狠狠打擊的“活老虎”了。因為人手不夠，“死老虎”常常被用來做些打“活老虎”的輔助工作。

如抄大字報、寫標語橫幅、布置會場之類。真是命運的安排，聞捷被命令書寫并懸掛聲討我的橫幅、標語。也許還有前一段時間有所接觸的緣故，他關心起我的事情來。不論是人家揭發我的大字報，還是我的自我辯護的大字報，他都仔細讀過。他說他的結論是：這個年輕的女同志是很不一般的。他喜歡我烈火般的性格。

這時，我們才算彼此相知了。但是沒有戀愛，也不可能戀愛。我還在維護著自己的婚姻，而且受著審查，他也還沒有“解放”。我們只是互相了解了。

我們相愛，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

不久之后，聞捷“解放”了，作為問題的，還是十六歲時的那段歷史。沒有發現任何新材料，結論卻比先前的審查結論要嚴厲，他被定為“變節分子”。工軍宣隊讓他到養豬場養豬，他很努力，好像還養出點名堂來，因此受到表揚，還叫他到干校廣播臺去講自己怎么“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養豬的。天曉得他當時講了些什么。反正當時大家都那樣講，無論干什么事情，成功總是因為貫徹了毛澤東思想，失敗，則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結果。

這次“講用”宣告他真正回到“革命群眾”隊伍中來了。從此他回到“連隊”，和上海作協的人一起勞動。他回到“連隊”以后不久，對我的審查也告一段落。于是我和他取得了相同的身份和地位：一個“戰線”上共同勞動的 “戰友”了。我們在干校種菜。為了安排每天的勞動生產，工軍宣隊叫我負責安排“女勞力”，叫他安排“男勞力”，還命令對種菜略有經驗的老作家豐村協助我們工作。

于是我們真正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對種菜都一竅不通，每天都得去附近生產隊找一位老隊長請教，以便決定明天我們該干什么。

從干校到生產隊有六七里路，我們每天晚飯后都必須在那條小路上來回走一趟。

因為小路難走，每一趟都要花費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左右。但是我們不以此為苦為累，因為我們找到了談話的機會。現在不用再怕有人檢舉匯報，只有我們二人，什么不能說？總是他先詢問我，離婚以后的日子如何？有沒有再婚的打算啊？然后是我詢問他，在黑龍江的兩個女兒可好？小女兒在家由誰照顧？除了生活，我們便談詩，談文學。原來我們在文學上有許多共同的愛好。

我們的路越走越短，消耗的時間卻越來越長了。我們常常不愿意結束談話很快回到干校。

那一天，風是風，雨是雨，還響著雷。我們照常到生產隊去請教工作。小路又窄又滑，他不時地伸出手來攙扶我。到了老隊長家，正碰上他家添了孫子，在吃湯圓慶賀。老隊長不顧我們的身份，一定要我們一人吃一碗糯米湯圓。我不敢吃，聞捷批評了我。他說你這個人就這么死板？吃一碗圓子有什么問題？這使我想起剛下鄉勞動的時候，工軍宣隊不允許我們在鎮上買東西吃，他偏要吃。一天他去鎮上拉糞，餓了，買了兩個大餅吞進肚里。

同去的“牛鬼蛇神”不敢吃，回來就揭發了聞捷。聞捷便在會上做了個令人噴飯的“檢討”：工宣隊不讓吃大餅，他吃了，就是反對工宣隊。工宣隊代表黨和毛主席，因此吃大餅就是反對黨反對毛主席。于是我笑著順從了他，坐下來吃起圓子來。他胃口極好，不一會兒把一碗圓子吃完了。我卻吃不下去。他看見我用筷子夾著圓子為難的樣子，馬上接過我手里的碗，把我吃剩的圓子三口兩口吞完了，抹嘴笑笑，孩子似的。他是那么自然和隨意，使我感到我與他已經不是一般的關系了。

回來的路上，我心里由不得激動而緊張。因為我還沒有想到過會與他建立什么特殊的關系。他“解放”以后，不少有家和沒家的女士都盯著他，對他關照有加。有人給他偷偷送水果，放在他床上；又有人整天對他絮絮叨叨，傾訴自己的孤獨和苦惱。文藝單位的人，長期過夫妻家人分居的“集體生活”，這種情愫不難理解。這些事大家心里明白，都說聞捷交上“桃花運”了。這些事也成為我們路上談話的內容，我常常取笑他，說某某很好，就娶了她吧。他總是很認真地說：小戴，怎么你也取笑我？你真的什么都沒想過？

我真的什么都沒想過，因為他比我大得太多，也因為杜方梅太美了。我只是覺得跟他在一起安全而愉快，因此依戀著他。可是今晚，我想到了他希望我想的事情。我心里十分害怕，這可能嗎？我和他？

我一路上遠遠地避著他。但我還是不斷地滑到水田里，他扶起我，我就把他的手擺脫了。我得好好想想啊！可是雨越來越大，我全身濕透，冷得發抖。他一次又一次叫我：小戴，靠近我，我護著你。我一次又一次固執地回答：不。可是，在走出小路，上了大路的時候，我聽到一個顫抖的聲音：小戴，靠近我！我再也抵御不住他的巨大的吸引，投入了他的懷抱。依靠在他寬厚的肩膀上，我哭了。

我說我心里好苦。他說從今以后你就不苦了，有我……

但是回到宿舍，我又猶豫了，突然覺得我需要對他了解得更多。第一次的婚姻失敗使我不敢再輕易相信一個男人了。所以，第二天，當他邀請我這次休假到他家里去玩的時候，我拒絕了。我說：請把你寫過的作品都給我看看，我要更多地了解你。他有些失望，但還是答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