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平：知識分子與財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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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過一段著名的話：“正像達爾文發(fā)現(xiàn)有機界的發(fā)展規(guī)律一樣，馬克思發(fā)現(xiàn)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即歷來為紛繁復雜的意識形態(tài)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zhì)的生活資料的生產(chǎn)，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jīng)濟發(fā)展階段，便構(gòu)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 （黑體為引者所加）請注意，在筆者用黑體標明的一句引文里，恩格斯說的是“人們”而不是“人”。這是大有深意的，如果使用單數(shù)“人”的話，馬克思的發(fā)現(xiàn)就不成其為發(fā)現(xiàn)了。如果使用美國《獨立宣言》的話語，那是一種"不證自明"（self-evident）的事實。因為很簡單，如果不能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人是不能生存的，死去的人是不可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事務的。不過，本文恰恰就想從單數(shù)的"人"的角度討論一下馬克思的這一“發(fā)現(xiàn)”。

只有活著才能做事情，這是自然規(guī)律，普天下皆然。但是，這一規(guī)律對于知識分子卻異乎尋常地殘酷。只是因為，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生存"和"做事情"往往是一回事。他們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獲取更多更好的生活資料，讓自己的生活錦上添花。即使是那些已經(jīng)超越了簡單的"生存"目標，把財富當作"成功符號"來爭取的資本家，"生存"和"做事情"也是一致和相輔相成的。

但是，知識分子則不同，在他們的生活中，"生存"和"做事情"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矛盾的。這矛盾首先表現(xiàn)為，他們所要做的事情并不能給自己帶來物質(zhì)上的收獲（少數(shù)人例外，詳見下文）。其次，為生存而進行的努力和為事業(yè)而進行的努力必然要在時間和精力上形成競爭關系。大多數(shù)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只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忍受清貧乃至窮困潦倒，或者是放棄事業(yè)去追求榮華富貴。

這里又出現(xiàn)了兩種可能性。有一些知識分子有選擇的能力，憑他的能力，如果選擇官場或者商場，他完全可以高官得做或者腰纏萬貫。這種人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范蠡。當然，很多知識分子沒有其他本事，除了他的事業(yè)之外，他什么也干不了，比如說像莫扎特，像梵高，像盧梭。但是，即使是這一類人，他們?nèi)匀皇强梢赃x擇的，他不至于連“搬磚和泥”也不會吧。應該說，他從事任何一種掙錢的活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生活境遇。所以，追求自己的事業(yè)是他們主動的選擇。他們做出這種選擇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心理學家馬斯洛所揭示的人類最高動機——自我實現(xiàn)。“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因為有了這些人的存在，我們?nèi)祟惿鐣切疫\的。沒有他們，人類社會就會停滯不前，或者說，沒有他們，人類社會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不可能的。設想一下如果我們沒有孔子，沒有亞里士多德，沒有牛頓，沒有孟德斯鳩，人類社會現(xiàn)在會在哪里。是這些偉大的思想家們推動了人類社會前進的步伐。

從這個意義上說，普通大眾絕非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他們只是為這些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提供了基本的物質(zhì)基礎，雖然這個任務也同樣偉大。歷史上大多數(shù)的偉大貢獻，都是偉大人物單槍匹馬奮斗出來的，由代表社會的政府出資養(yǎng)活和資助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造活動，僅僅是近百年來的事情。不僅如此，很多偉大人物不僅僅沒有得到社會的扶持和資助，還要忍受社會的虐待甚至迫害。想想屈原，想想李贄，想想伽利略，想想布魯諾，再想想馬克思，都是這樣。在某種程度上，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對自己最優(yōu)秀的成員進行迫害的歷史。如果不是這些人所具有的"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式的勇敢和堅強，人類可能還在"茹毛飲血"哩!

事業(yè)再偉大，每一個具體的知識分子仍然還是要面對"馬克思鐵律"，因為偉大代替不了"柴米油鹽"。知識分子天天被這一對矛盾折磨著，撕裂著。如果這個知識分子不幸（或者說有幸）擁有一個家庭，這種折磨和撕裂就更加痛徹。妻子兒女的抱怨，面對這種抱怨時的羞愧與內(nèi)疚，為人子（女）、為人夫（婦）、為人父（母）的世俗責任的抽打，這些都是常人難以忍受的。更何況，自己的事業(yè)還有可能使自己的親人也身陷囹圄或者死于非命。我們先不說這種極端的情況，你至少要為他們提供基本的溫飽吧？這就是為什么，歷史上如此多的偉大人物選擇獨身：伊薩克·牛頓、依曼努爾·康德、亞當·斯密、勒內(nèi)·笛卡兒、伏爾泰、大衛(wèi)·休謨、約翰·洛克——這個名單還可以再加長。

即使在當今中國，這個問題仍然非常尖銳。有多少年輕的知識分子因為生活的重壓而過早夭折，又有多少知識分子缺少基本的工作條件——其實所謂的工作條件僅僅是一間書房……

面對生活和事業(yè)之間的矛盾，知識分子的心靈痛苦大概來自以下方面。首先是上文已經(jīng)提到的事業(yè)追求與世俗義務時間的矛盾，不再贅述。心靈痛苦的第二個方面來自心靈追求與常人欲望之間的矛盾。知識分子也是人，他們也知道寶馬豪宅比公交車和陋室舒適，他們還知道寶馬豪宅可以引來紅顏如玉。更何況，如果擁有了寶馬豪宅，自己追求事業(yè)的條件也會大大改善。但寶馬豪宅卻需要時間和精力去贏取，而時間和精力卻是知識分子所擁有的、可以用在事業(yè)追求上的最寶貴財富——他一點都不愿意浪費。在這里，知識分子成為了一個痛苦的經(jīng)濟學家，他不知道首先去掙錢改善境遇然后再來從事事業(yè)，還是心無旁騖一心只讀圣賢書哪一個效率更高。選擇前者的人最終會被金錢異化，他慢慢發(fā)現(xiàn)掙錢和花錢的樂趣其實高于做學問的樂趣，即使真正掙到了錢，回歸事業(yè)的動力早已蕩然無存。就像一個笑話所說的那樣，“賊心有了，賊膽也有了，可賊沒了”。選擇后者的人，心靈的矛盾將和現(xiàn)實的問題形影相隨，只能接受內(nèi)心被撕裂的宿命。

心靈痛苦的第三個來源是世俗評價與內(nèi)心評價的矛盾。他知道自己所從事的事業(yè)是偉大的，但這個偉大的事業(yè)可能根本就完成不了，也可能完成了但得不到社會的承認，更大的可能是，當他的事業(yè)產(chǎn)生了實效并被社會承認的時候，他已經(jīng)不在人世了，他享受不到事業(yè)成功給自己帶來的榮耀和利益。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才具明顯不如自己的人，卻由于選擇了世俗認可的道路而活得光鮮照人。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人生活在人群里，人們對自己的負面評價使知識分子永遠面對一個問題：“我的選擇難道真的錯了？”符號互動論告訴我們，這并非是一個偽問題，因為自我評價是和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只有那些意志和信念極度堅定的人，才能化解這些來自外界的負面評價。只要知識分子的成就還沒有獲得世人的認可，對自我的懷疑就會縈繞在他的心頭。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活到被世人認可的那一天——雖然隨著社會的進步，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了。

面對生活和事業(yè)的矛盾，肯定有許多知識分子成功地解決了它。否則，人類社會就不會有那么多偉大的成就。他們是怎樣解決這一問題的呢？歸納起來，大概有四種解決方式。第一種，職業(yè)和事業(yè)的分離。很多人為了生活，要選擇一個掙錢的職業(yè)，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與此同時，在業(yè)余時間從事自己鐘愛的事業(yè)。瑞士專利局時期的愛因斯坦就是這種選擇的典型。一般來說，這種三心二意式的職業(yè)所獲得的收入僅能維持生存，而且職業(yè)和事業(yè)對時間和精力的競爭持續(xù)存在。第二種，知識分子恰好從事了賺錢的事業(yè)，這是最幸運的知識分子。畢加索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典型。但是，這樣幸運的知識分子是少數(shù)。梵高們的數(shù)量要遠遠多于畢加索們的數(shù)量。第三種，知識分子恰好擁有萬貫家財，使他不必為五斗米折腰，衣食無憂地從事自己的事業(yè)。西方近代許多偉大人物或者是出身貴族，或者是繼承了大宗遺產(chǎn)，使他們既能滿足生活所需，還可以為自己的事業(yè)提供資金支持。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國科學家卡文迪許。第四種，知識分子由社會供養(yǎng)。在學術制度化以后，這已經(jīng)成為了各個發(fā)達國家最通行的方式。

學術制度化的最早表現(xiàn)是大學制度的形成。最初的大學并不像現(xiàn)代的大學那樣接受國家非常多的資助，它是一個學術自治團體。但是，大學無疑是社會的代表，它代表社會養(yǎng)活了一大批學者和教授，使這些人擺脫生活的重擔，潛心學問。這種方式最好的例子可能是康德，在他成為格尼斯堡大學的教授之后，生活的后顧之憂就永遠解決了。現(xiàn)在，各國政府對本國大學的投入都非常之大，政府代表社會把學者和教授養(yǎng)起來了。西方國家的終身教職制度就是"國家養(yǎng)學者"的主要形式。二十世紀的絕大多數(shù)學者，比如胡塞爾、海德格爾、波普爾、羅爾斯、哈耶克等等，都是這一制度的受益者，更不用提那些自然科學家了。下面，我們重點分析一下知識分子生存的后兩種方式。

在學術制度化以前，很多大師都是出自望族名門，這并非偶然。看一下中國二十世紀的學術大師，就會對這一點印象深刻。俞平伯、陳寅恪、錢鐘書等人，都是出自名門望族，而且有極深的家學淵源。祖?zhèn)鞯膶W術積累和家庭財力的支持，是他們成為學術大師的重要原因（當然，也有許多大師出身平民，待后文論述）。可以說，如果沒有名門望族，中國近代至少要減少一半的學術大師。祖產(chǎn)豐厚對于富家子弟來說并非都是好事。做一個武斷的判斷，家產(chǎn)豐厚大概要產(chǎn)生90%的紈绔子弟，剩下的10%會有超越性的追求，但最終成功的人不會超過1%。不過，對于一個民族，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足矣!學術成果的一個最大特征就是它的可復制性，一個人的成就馬上就可以被所有人所用。可以推想，用不著太多，如果兩千年來我們每一代人都有萬分之一的人成為大師，中國人可能早就殖民大熊星座了。我們現(xiàn)在之所以沒有大師，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有產(chǎn)階級和有閑階級被徹底地消滅了半個世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巴爾扎克說三代才能造就一個貴族，但三代未必能夠造就一個學術大師。中國的有產(chǎn)階級正在壯大，期待在幾十年后，在紈绔子弟的袞袞諸公中，能夠有些許學術大師脫穎而出。

由社會來供養(yǎng)知識分子已經(jīng)成為世界通例。對一個民族國家來說，這其實是非常劃算的。其原因還是知識成果的可復制性。以美國為例，可以想象，每年國家投入到科學和學術研究中的資金絕大多數(shù)都被浪費掉了，能夠出成果的只是一小部分。對于人文學術來說，真正能為人類的思想添磚加瓦的思想家也是鳳毛麟角。大多數(shù)的教授僅僅做到了"傳業(yè)授道解惑"之職，在學術貢獻上可以說是乏善可陳。但是，只要1%的人成為羅爾斯、成為弗里德曼、成為亨廷頓，美國在軟實力上的所得就會大大超過它發(fā)給教授們的全部工資。所以，漏洞再大，問題再多，美國都不可能放棄自己的終身教職制度。這個制度保證了——至少在目前和可見的未來——美國在知識的生產(chǎn)上領先于世界。

其實，相對于世界上其他國家來說，中國最早建立起了知識分子的社會供養(yǎng)制度。翻開中國歷史我們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還具有另一個身份——國家官吏。這一情況越到君主制度的后期就越明顯。韓愈是官吏，歐陽修是官吏，朱熹是官吏，甚至連自然科學家張衡和沈括都是官吏。這些人很多出自貧寒之家，是科舉制度使他們成為了知識分子，而文官制度又為他們的學術追求提供了物質(zhì)條件。當然，還有一些人的成就和做官無關，比如說杜甫和李白（杜甫的官俸從來就不敷家用，李白則只做過幾天唐玄宗的幫閑文人），但依靠國家奉養(yǎng)而有所成就的知識分子，中國的比例要遠遠高于其他國家。民國以后，中國引入了西方的大學制度，現(xiàn)在看來，那次引入是成功的。僅僅看看那一個時期為我們民族培養(yǎng)的大師，現(xiàn)在的我們在汗顏的同時，不能不驚異于當時的成就（如果再考慮到當時兵荒馬亂的社會環(huán)境，考慮到這些人繁多的政治社會活動……）。胡適、魯迅、李大釗、陳獨秀，這些人并非富家子弟，但仍然成就了一個個學術高峰，一個我們至今仍然難望其項背的學術高峰。這里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的大學教授制度。有人測算，當時一個教授的工資大約可以購買一千多斤豬肉。在物質(zhì)極大豐富的今天，能夠有如此收入的教授恐怕仍然不多吧！想想我們后來對教授們的所作所為，“沒有大師的時代”之出現(xiàn)就再正常不過了。假如魯迅和胡適們需要在下課后賣油條貼補家用（改革開放初期的真實事例），他們還能有如此成就嗎？

當然，一個社會并非只是為知識分子拿出一筆錢來就萬事大吉了。如果沒有良好的學術評價體系，這些錢仍然不會產(chǎn)生多少學術成果。上文說到，即使是在制度成熟的美國，大多數(shù)金錢還是會被浪費掉。這種浪費有些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中都有這種情況。自然科學本身就具有探索的性質(zhì)，有些資金的唯一作用就是證明某條科研路徑走不通。人文社科領域則更是如此，每年汗牛充棟的學術著作，真正能成為學術經(jīng)典的著作寥寥無幾。

除了這些客觀因素，社會供養(yǎng)知識分子還有如下問題。其一，遴選出值得社會供養(yǎng)的人非常困難。因為遴選這些人的工作也要靠人來完成。在這個遴選過程中，人性的缺點必然干擾遴選過程。遴選者和被遴選者的私人關系、學術觀點的異同都會影響遴選的結(jié)果。遴選權(quán)的主觀性還會導致尋租行為的發(fā)生，怎樣減少尋租行為的發(fā)生，就是設計遴選制度時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其二，即使排除了學術遴選者的舞弊行為，學術活動的不確定性仍然使被遴選者的欺騙行為無法完全避免。其結(jié)果是，社會要用納稅人的錢白白養(yǎng)活一大批學術騙子。其三，社會為知識分子提供的優(yōu)越待遇會引誘一批沒有學術志向的人混入知識分子群體，濫竽充數(shù)。特別是當這些人經(jīng)過了學術遴選階段獲得終身教職以后，胸無大志的原形即不再遮掩。這些都是制度所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是，西方國家實行的終身教職制度仍然是所有制度中最好的——雖然這一制度仍然是"兩惡相權(quán)取其輕"的結(jié)果。

現(xiàn)在，中國政府每年對科教領域的投入已經(jīng)居于世界前列，但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就卻寥若晨星。甚至還出現(xiàn)了刮掉進口芯片的商標冒充研究成果的丑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還沒有形成完善的人才遴選制度和學術評價制度。在這里，國人重私人關系而喪失人格操守的劣根性難辭其咎。我們遺失了在蔡元培一代人身上還留有的士大夫氣節(jié)，卻保留了猥瑣的私德傾向。我們沒有借來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中對內(nèi)心尊嚴的珍視，但卻引入了他們的利益交換規(guī)則。這是一種類似結(jié)合了肖伯納的外表和貴婦人的智力的混合體。如果我們的人才遴選和學術評價制度不能盡早完善，學術騙子騙吃騙喝而真正的學術精英卻瘐死于槽櫪之間的現(xiàn)象還會繼續(xù)下去。當然，我們也不能過于悲觀，實踐證明，設計良好的制度是可以改良文化和行為方式的。

從民族競爭和繁榮的角度來說，怎樣供養(yǎng)那些創(chuàng)造知識財富的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最核心的制度安排。請不要消滅所有的有錢人吧，他們中間總能冒出個把非凡之士。如果可能，就為那些"看起來像是"有識之士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研究條件吧，誰能保證他們中間就沒有李四光和華羅庚呢？當然，哪些人"看起來像是"有識之士，最好還是由完善的制度說了算。

來源：愛思想網(wǎng)，轉(zhuǎn)自：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45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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