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狂人到民族魂，看魯迅如何用筆撕開時代的黑暗，點亮民族的覺醒

第一章：魯迅歸國與民國初期的政治風云

魯迅發現，與其治病救人，不如治“病”救心。

1909年8月，魯迅結束了七年漂泊日本的求學生涯回到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蔡元培任教育部長。在好友許壽裳的推薦下，魯迅進入教育部任職。蔡元培普遍認為是中國近代民族學研究的先驅，他在1907年到1908年留學德國，受到西方哲學和美學的影響，他對清朝傳統的思想制度極其反感，在他大刀闊斧的改革下，新成立不久的教育部一改封建衙門的陋習，呈現出嶄新氣象。魯迅對新政府充滿了期待，他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然而他很快被現實打臉。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凱逼迫末代皇帝溥儀宣布退位詔書。孫中山信守承諾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將臨時大總統讓位給袁世凱，袁世凱不費吹灰之力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在他上臺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的魯迅對袁世凱政府漸漸感到失望。1916年夏，袁世凱復辟稱帝未遂身亡，民國政壇變成了一場鬧劇。其后的民國北洋政府六位大總統輪番上陣，他們都是清朝的舊人物。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雖被推翻，可新政府依舊無法給人民帶來希望。

袁世凱

第二章：魯迅的社會覺醒與《狂人日記》的問世

1918年，魯迅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發表了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當時的中國，大家都習慣用“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而對于普通百姓來說，文言文就像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高墻，很多人都搞不懂。魯迅用簡單易懂的白話文把那些原本只能在少數知識分子圈子中流傳的深刻思想，傳遞給了更廣泛的讀者群體。

《狂人日記》雖然是一篇白話文，但它的序言卻是文言文，魯迅這么設計可謂用心良苦，他用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對比創造了一個二元對立、充滿張力與撕裂感的世界。文言文代表的是現實中黑暗、吃人的封建舊社會，而白話文則代表了狂人精神世界的覺醒與反叛。

《狂人日記》最廣為人知的片段出現在第三篇日記中：“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書中提到的“吃人”一方面指的是統治階級對百姓的壓迫，另一方面指封建禮教的束縛讓人們變得麻木盲從。統治者壓迫百姓固然可惡，但百姓甘于被壓迫，甚至為這種壓迫辯護才更為荒誕。魯迅所看到的封建社會只有一輪又一輪的朝代變更，但在變更過程中沒有思想上的進步。而當下所謂的革命，最終也只是剪掉了一條辮子，而所謂的覺醒，在愚昧的民眾面前依然難以成形。

狂人看似瘋癲，卻是那個黑暗社會里唯一清醒的人。他敢于直視社會的不公，敢于質疑所謂的“仁義道德”。但最諷刺的是，這樣一個清醒的人最終卻被社會“治愈”了，恢復了所謂的“正常”。而這種“正常”，恰恰是對狂人最大的不公與背叛。此后魯迅創作了《孔乙己》，《藥》，《阿Q正傳》等不朽名篇，繼續揭示社會的種種不公。而《狂人日記》作為魯迅的開山之作，至今仍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據著無可取代的位置。

第三章：魯迅與許廣平十年相守

1919年11月，魯迅和他的兩位兄弟把紹興的老宅賣了，搬到了北京。1923年魯迅應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講課。在魯迅上課時，有個女學生叫許廣平總是早早地坐在第一排，目不轉睛地盯著魯迅。到了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改名為“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簡稱“女師大”。新任校長楊蔭榆堅持封建禮教的做法激起了學校中許多進步師生的反感。1924年11月學校爆發了驅逐楊蔭榆的運動，這場運動后來演變為“女師大風潮”。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劉和珍是這場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許廣平也是其中的積極分子。她們帶領全校學生與封建禮教和北洋政府對抗。

許廣平

1925年3月11日，許廣平鼓起勇氣給魯迅寫了第一封信，信中探討了中國女子教育的前景。兩人逐漸開始了頻繁的書信往來，關系也變得親密。隨著女師大風潮的愈演愈烈，劉和珍和許廣平等學生被學校開除，楊蔭榆甚至想派軍警將她們送回家。那個時代，女學生若被軍警押送回鄉，幾乎意味著她們將在家鄉無路可走。其他學生都跑到了北京的親戚家躲避，但許廣平在北京無親無故，危急時刻，魯迅讓她到自己家中避難。

楊蔭榆

許廣平對魯迅的崇拜逐漸變成了愛情，而魯迅也感受到她的情愫。但魯迅那時已經44歲，他還有個家里安排的妻子叫朱安，而許廣平才27歲。面對許廣平的深情告白，魯迅拒絕了她。許廣平對魯迅說：“神未必這樣想。”這一句話出自英國詩人勃朗寧的詩，詩的名字就叫《神未必這樣想》。魯迅曾在課堂上講解過這首詩，一位年輕女子愛上年長男子，而男子由于禮教和年齡差距拒絕了她。許廣平引用這首詩中的情節回應魯迅。

許廣平和魯迅

1925年11月，魯迅和許廣平終于確定了戀愛關系。1926年3月爆發三·一八慘案，劉和珍被殺害，魯迅寫了《紀念劉和珍君》等文章猛烈抨擊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殺，這讓他成為了當時的追捕目標。1926年8月，魯迅和許廣平一起離開了北京，魯迅前往廈門，而許廣平則去了廣州。魯迅在廈門大學教書四個月，之后轉到廣州中山大學。魯迅和許廣平開始了同居生活。

而他的原配妻子朱安依舊在北京過著無愛無性的婚姻。魯迅后來在信中告訴了母親和朱安他與許廣平同居的事情。朱安雖然早有所覺，卻依然難以承受這一打擊。朱安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傳統的中國女性，沒讀過多少書，當初是魯迅母親到朱安家里提的親事。在1906年魯迅還在日本留學時，他母親以生病為由將他騙回國，兩人結了婚。但魯迅認為他和朱安之間的思想隔閡太大，沒共同語言，說白了就是魯迅并不愛她。

朱安

第四章：魯迅的最后歲月與民族魂的遺產

1927年4月，廣州爆發四·一五事變，魯迅和許廣平搬到了上海。1929年，魯迅與許廣平的兒子周海嬰出生。但很不幸的是，魯迅在1936年因肺結核病逝于上海，享年55歲，成了家里走得最早的一位。他的葬禮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從城市的各個角落匯聚至莊嚴肅穆的萬國殯儀館，自發為魯迅送行，包括宋慶齡、蔡元培、葉圣陶等人。魯迅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沈鈞儒親題的“民族魂”三個大字，成了魯迅一生最真實的寫照。

魯迅用一支筆，把黑暗寫得刺目，把光明寫得堅定。他曾言：“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這種態度貫穿了他的一生：不向權勢低頭，不給敵人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