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戰風波漸息，但蘋果還好嗎？

蘋果并未走向末日，盡管在幾周前的“解放日”關稅風波中，形勢一度岌岌可危。若關稅真正落地，蘋果的成本將大幅攀升。所幸，特朗普政府給予了暫時豁免，因此在接下來的數月里，一切仍可照常運轉。

當然，這并非蘋果面臨的唯一難題：就在一個月前，公司不得不承認，去年的 WWDC 上，對 AI 的諸多承諾無法兌現，這促使 John Gruber 直言“庫比蒂諾（蘋果總部）的空氣里，有股腐敗的味道”。

然而，盡管Siri 遲遲無法達到預期，并不必然意味著短期危機：蘋果確實上線了 Siri 與 ChatGPT 的整合功能，而且你完全可以在 iPhone手機 上運行一眾頂尖模型的獨立 App。

因此，蘋果眼下并未“徹底涼涼”，但仍有值得警惕之處：正如技術的成功要提前數年布局，失敗也四如此。歷史上，三家曾盛極一時、卻錯失未來的公司，為蘋果及其董事會敲響了警鐘。

一、微軟與互聯網

你或許已經猜到這個比較：微軟之于互聯網，正如蘋果之于 AI。

沒錯！不過，也許出乎意料的是，我認為這對蘋果而言反倒是半個好消息。

互聯網的起點通常被視為 1991 年（Tim Berners?Lee 創建萬維網）或 1993 年（Mosaic 發布首款面向消費者的瀏覽器）。

換言之，比爾·蓋茨那封著名的《Internet Tidal Wave》備忘錄，至少晚了兩年，可能四年。

備忘錄開篇寫道：“未來數年，互聯網的發展將為本行業奠定長期格局。你們或許已看過我或他人關于互聯網重要性的備忘錄。我對其重要性的認識經歷了數個階段，如今我將互聯網置于最高優先級。在此，我要明確：聚焦互聯網對我們業務的每一個部分都至關重要。自 1981 年 IBM PC 問世以來，互聯網是最重要的單一創新，甚至比圖形用戶界面 (GUI) 的到來更具意義。PC 的類比十分貼切……一個圍繞 IBM PC 的現象隨之興起，影響了接下來 15 年的一切。那些試圖對抗 PC標準的公司往往理由充分，卻終究敗給了這一現象。”

稱這份備忘錄“遲到”，并不完全公允——它相當有前瞻性，而微軟也迅速傾盡全力“擁抱互聯網”，以至于數年后,便因在 Windows 中捆綁 Internet Explorer 與 DOJ 對簿公堂。

頗具反諷意味的是，你甚至可以說，蓋茨的先見給微軟帶來了某種副作用；他在備忘錄中談到 Netscape：“一個誕生于互聯網的新競爭者是 Netscape。他們的瀏覽器占有 70% 使用份額，因此能決定哪些網絡擴展成為主流。他們采取多平臺策略，將關鍵 API 前移到客戶端，以商品化底層操作系統。他們吸引了不少公共網絡運營商……我們必須匹配并超越他們的產品……”

微軟戰勝了 Netscape，可結果如何？客戶端確實被商品化——IE 團隊甚至推出了讓 Web App 成為可能的 API——但這在商業上無傷大雅，因為大家已經離不開 Windows。

真正關鍵的是“開放”，體現在兩層：

其一，因 Web 開放，微軟終究無法把它局限于自家平臺；

其二，因 Windows 本身開放，這并無大礙——Netscape、Firefox 乃至今日稱霸的 Chrome，都是 Windows 應用。

這不是說互聯網對微軟的長遠前景無足輕重，恰恰相反，它成為讓微軟真正失手的下一個范式：移動mobile。

硬件范式的躍遷，往往先在應用層筑起橋梁：“PC 在其二十年統治期內歷經蛻變——先是運算速度，再是形態（筆記本的崛起）。但應用層的關鍵創新，就是互聯網……互聯網與傳統應用的不同，在于它存在于每臺 PC，可讓 PC 之間互聯，并且對所用設備‘中立’，它又成為通往下一代設備范式——智能手機——的橋梁。”

微軟并非“錯過”移動，而是試圖把 PC 范式延伸至移動：他們主攻錯誤的界面（WIMP + 手寫筆 + 內置鍵盤），并假設 Windows 在應用層的統治會繼續成為殺手锏。

蘋果，則找到了智能手機的正確界面，為觸控打造了全新的操作系統。

是的，iOS 在底層基于 macOS，但就用戶體驗而言，它是一款全新系統。

與此同時，得益于源自 macOS，iPhone 比只針對手機設計的 BlackBerry OS 或 PalmOS ，功能更強大。

其中關鍵在于，iPhone 能訪問“真正的互聯網”，這正是將移動設備與龐大計算世界相連的那座橋。

回到微軟的失敗：公司試圖通過把 Windows 界面和應用塞進智能手機來，贏得移動，其實他們真正該做的，是“采取多平臺策略，將關鍵 API 前移到客戶端，再商品化底層操作系統”。

換言之，微軟應當擁抱并利用當年的 Netscape 威脅，而非試圖消滅它。

蘋果與 iPhone 在很多維度上類似于微軟與 Windows，既有利亦有弊。

好處是：智能手機的出貨量遠超 PC，即便蘋果市占率不到一半，iOS 設備仍多過 Windows 設備。然而，這也是潛在隱患：蘋果對 iOS 的掌控比微軟對 Windows 有過之而無不及，卻又沒有微軟當年的壟斷地位。

智能手機雙寡頭的直接后果是，蘋果無法像微軟當年那樣，單方面操縱整個行業的應用層。不過換個角度看：正因為 Windows 是壟斷，微軟那時反而不敢像蘋果現在對 iOS 這樣嚴控，當時Windows API 的開放性，讓互聯網幾乎完全發生在 Windows PC 上。

思考當下的 AI時代，iPhone 的確匯聚了 ChatGPT、Claude、Gemini、DeepSeek 等各家 AI App，但系統級助手接口卻并不開放——你只能用 Siri。

若 iPhone 真正成為開放平臺，會對 AI 時代多有吸引力？彼時 Siri 表現糟糕也無妨，用戶也可以運行別家的模型。

這點在下一代設備范式上尤顯重要，就是可穿戴設備，而當下的可穿戴，仍停留在 iPhone 之前的萌芽期。

一頭是 Oculus 這類獨立平臺，自帶 OS、App Store，形似游戲主機——技術上雖是電腦，卻只為單一用途。另一頭是智能手表、AirPods、智能眼鏡等，它們不過是手機的延伸，類似當年功能強大卻非通用計算設備的 iPod。

蘋果或許不同意這種分類，尤其是 Vision Pro：它配備 PC?級 M2 芯片，運行 visionOS，也能跑 iPad App。但實質上，這更像微軟的 Windows Mobile：功能確實強勁，卻困于上一代（蘋果）主導的范式。

換言之，我并不認為App是連接移動與可穿戴的那座橋梁，App 只是我們在移動端訪問互聯網的方式。

而互聯網是舊橋，不是新橋。

新的橋梁，應該是這樣一種用戶界面：在恰當時刻精準呈現所需，其余時刻則隱于無形。它基于 AI，而非 App。

蘋果若試圖將 AI 囚于現有范式，最終恐將重演微軟想把互聯網鎖在自家設備上的舊戲碼：起初徒勞無功，最終非常致命。

二、Intel 與代工模式
在 PC 時代，Intel 與微軟并列為雙雄。盡管 AMD 始終存在，但更多時候只是個煩人的競爭者，部分原因在于 Intel 自身的反競爭行為。
然而，與微軟相似，Intel 也錯失了移動浪潮，且癥結同樣在于過度依賴 PC 時代的成功經驗。

上世紀 80、90 年代，PC 走進千家萬戶，最大瓶頸是性能。Intel 因此將全部精力押注在算力上——每一代處理器都比前一代快得多，而且更新節奏精準，以至于開發者習慣于面向未來編程，而不必為即將過時的當下費心優化。

進入移動時代后，電池續航成為關鍵，但 Intel 并未真正關注能效。坊間一直流傳“Intel 拒絕為 iPhone 代工芯片”的說法，而 Tony Fadell 在訪談中坦言：Intel 從未進入備選名單。

他解釋道：“在電池驅動設備上，功耗至關重要——你必須重新思考中斷結構、網絡通信、內存管理……當你把視角放到微觀層面，一切都截然不同。回到 2000 年中期的 Intel，他們總在說：‘我們把桌面芯片封裝一下，就能放進筆記本；再封裝一次，就能嵌入式。’這讓我想起微軟：‘做完 Windows，再做 Windows Mobile，再做 Windows Embedded。’他們利用同一內核，不斷瘦身，指望摩爾定律解決一切……這種路徑鎖定，導致當年 Intel（Pat Gelsinger 回歸之前）完全由制造能力和法律主導，而非架構決策。”

錯過移動，對 Intel “垂直整合制造模式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ing model”打擊巨大：長期來看，失去移動客戶帶來的海量出貨和資金支持，Intel 難以跟上 TSMC 的腳步。如今，Intel 正艱難轉型為代工廠，希望得到蘋果這類客戶的訂單——制造的不是 Intel 自研芯片，而是基于 ARM 架構的設計。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局面耗時之久。2013 年，有人呼吁 Intel 進軍代工業務，那已是 iPhone 發布六年，動作應太慢。

事實上，Intel 股價在 2020 年幾乎重回互聯網泡沫時期高點，原因是在隨后七年里，業績穩步增長。

但導致增長的，反倒是移動。智能手機興起，伴隨著云計算騰飛，Intel 為后者提供 Xeon 處理器，這類服務器芯片的單價，遠高于 PC 乃至移動芯片，致使利潤率持續攀升，而投資者似乎并不在意 Intel 的衰退早已注定。

微軟之于互聯網的教訓，與蘋果和 AI 更為貼切，但 Intel 管理層與股東對公司長期風險的集體失明，對 iPhone 制造商同樣發出警示。

總結 Intel 的發展線如下：

• Intel 錯過移動：聚焦錯誤指標，關注性能而非能效。

• Intel 未能利用最大優勢：未將制造優勢轉化為移動時代的立足點，比如成為代工廠。

• Intel 制造落后行業領頭羊：TSMC 的崛起，削弱了 Intel 核心業務，AMD 的服務器芯片現已優于 Intel。

時至今日，距離最初失誤已過十五年，縱然 Intel 期間曾賺得盆滿缽滿、股價高漲，如今卻也搖搖欲墜。

如果，蘋果重演類似劇情，或許會呈現這樣的路徑：

• 蘋果錯失 AI：因專注錯誤方向，比如隱私至上。

• 蘋果未能借最大優勢破局：未把 iPhone 平臺變為頂級模型開發者的首選陣地。

• 蘋果平臺落后行業聯合霸主：Android（或未來待定的平臺）在 AI 體驗上全面領先，反過來沖擊 iPhone 的核心賣點。

圍繞隱私理念，是否阻礙蘋果 AI 進展的質疑，由來已久。2015 年，就有人指出蘋果日益強硬的數據收集立場，可能在機器學習日趨重要時削弱產品質量。

事實上，多年來這種擔憂被證明并未成真，不少人甚至認為現在的蘋果的隱私堅守，是重要亮點。

不過，也許這些擔憂并非錯誤，而是為時尚早：

• 若蘋果完全不顧隱私，即可利用龐大且獨家的用戶數據訓練模型；

• 若蘋果堅持不以用戶數據訓練模型，仍可通過全規模云端服務，提供更強大的 AI，而非當前“本地計算 + 私有云”的折中方案，這個方案受限于模型能力與性能。

• 若蘋果擁抱第三方模型，可開放系統接口，允許用戶用任意模型替換 Siri。

蘋果絕對且家長式的隱私觀，令上述選項悉數作廢，迫使公司在手腳受縛的情況下，獨力提供平臺級 AI 功能。但迄今為止，蘋果仍未交出滿意答卷，考慮到 AI 與硬件、操作系統截然不同，不禁令人質疑他們是否可以成功。

關鍵在于，這些問題短期內并不會顯現。多年以后，蘋果 AI 的能力缺失，都難以真正影響 iPhone 銷量，大多數 AI 場景仍將在 iPhone App 內實現。

真正缺失的，是蘋果能架起通往未來的底層平臺能力。

這恰是 Intel 最大的失敗。

當下，全球對代工產能需求空前旺盛，這并非為了移動，而是 AI 芯片，尤其來自常年愿意采取雙供應商策略的 Nvidia。

然而 Intel 已經難以應付，在錯失移動后，也未及時開放自身，導致公司無法為下一次機遇做好準備。

三、蘋果與中國

坦白說，最后這個類比，最難嚴絲合縫，卻或許最為關鍵，它關乎蘋果自身。

《紐約時報》曾這樣回顧：1983 年，喬布斯督建了一座最先進的工廠，用于生產全新的 Macintosh?電腦。早期參觀的記者被告知，這座工廠距蘋果總部，只隔著舊金山灣，自動化程度極高，以致人工成本只占整機成本的 2%。然而，因產量始終未達喬布斯設想，因為Mac 真正迎來銷量爆發是在多年以后，這條生產線最終于 1992 年關閉。

這次挫敗，給喬布斯上了重要一課。1997 年，他重返蘋果，次年他聘請 Tim Cook 出任全球運營高級副總裁。Cook 早在 IBM PC 業務和 Compaq 電腦時期，就練就了駕馭全球制造供應鏈的本領。

喬布斯想在美國造電腦的初心值得欽佩，但若想活下去，乃至騰飛，公司其實必須像其他科技企業一樣，轉向亞洲。

正是 Cook 與喬布斯一起，既拯救了蘋果，也為其后來的天文級增長奠定了道路。

如今的挑戰在于，中國自身的崛起，幾乎與蘋果的增長同步，而現任美國政府決意推行中 美“脫 鉤”，這使蘋果面臨的最大生存威脅——tai 海沖突——風險陡增。

這與 Cook 長期關注的“效率?庫存”問題截然不同,《財富》雜志 2008 年的一篇人物特寫寫道：“Cook 到任后，幾乎立刻意識到，必須讓蘋果退出自有制造。他關閉了全球范圍的工廠和倉庫，轉而與代工廠合作。結果，蘋果庫存（按留在資產負債表的時間衡量）從數月驟降至數日。Cook 稱，庫存“本質上邪惡fundamentally evil”，并指出在正常時期其價值每周會貶損 1% – 2%，在當下這般蕭條時刻，跌得更快。他打過一個比方：“得像做奶制品生意那樣，管理庫存，過了保鮮期就很麻煩了。”這種物流紀律，讓蘋果的庫存管理可與當時公認的制造效率標桿戴爾比肩。

然而，世上有比牛奶變質更糟的事：奶牛被炸得粉碎。

邪惡嗎？毋庸置疑。可能發生嗎？在當下可能性正不斷提高。

于是，我的類比呼之欲出。1998 年 ，Cook 加入時，蘋果的供應鏈正讓公司陷入存亡危機，而今天亦然。

不同的是，災難發生的概率與情景：上世紀 90 年代的蘋果，瀕臨破產，幾乎是時間問題，而當下的“亞洲風險”雖升高，卻并非必然。

與此同時，蘋果如今手握充沛現金流與強大的議價能力，當務之急不再是迫于生計，作顯而易見的選擇，而是出于謹慎，做出未卜先知的決策。

Cook 在中國搭建起蘋果這臺龐大機器，現在的難題，是如何拆解它。

四、Cook 問題

在所有類比中，Cook 是唯一的共同變量：

• 封閉 iOS —— 在 Cook 領導下，蘋果不斷收緊平臺，通過“市場體量的巨棒”而非“開發機遇的胡蘿卜”，來約束開發者；

• 隱私絕對主義 —— Cook 同樣是蘋果鐵腕隱私政策的急先鋒，影響力度不斷加碼，不僅約束第三方，也束縛蘋果自身；

• 深度倚賴中國 —— 如上所述，Cook 親手締造了蘋果對中國的依賴，并在中美兩端巧妙平衡這一現實。

以上種種，都對蘋果的成功至關重要，Cook 對公司及股東而言，是一位極高效的 CEO。如果他再掌舵數年，只要tai 海無事，股價層面或許可以風平浪靜。

然而，科技業的命運往往提前數年、乃至十多年就已經定型。蘋果并未走向末日，但有很大隱憂，讓人有理由審視其長期前景。

我關心的不是 2025，而是 2035。但影響2035的決定，將由今天做出，我對此有幾點觀察：

1. 執行“AI 平臺轉向” —— 讓開發者自由調用 AI，而非蘋果事事親力親為，更廣義地說，應在經濟與技術兩方面都擴大開發者機會。

2. 保留“隱私”品牌，直面“信任”本質 —— 計算設備，永遠擁有系統最高權限。用戶信任蘋果，并非因蘋果對數據嚴苛到讓產品變糟，而是因其商業模式與用戶利益一致，數十年來始終如此。真正做到“對用戶負責”，當下就意味著推出實用的 AI 體驗。

3. 加速“去亞洲化” —— 我曾認為蘋果維持中國布局合情合理，因為對沖成本高昂，不如承擔微乎其微的war 風 險，而蘋果的在華地位，又可進一步降低風險。如今，這思路似乎已難以為繼。至少，蘋果需大幅提速供應鏈多元化，這不僅包括在印度、巴西等地擴張最終組裝，更意味著扭轉長年以中國供應商打壓非中供應商的做法。

這些主張幾乎與 Cook 過去三十年的抉擇，全都背道而馳。但我得再強調一次：當年 Cook 并非判斷失誤，而是“時移則勢異”。蘋果需要在“改變已成必然”之前，完成轉身——因為等到那一刻，最佳時機早已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