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產業園區出海必看：前景與策略分析

隨著中國國內生產要素成本上升，以及國際政治和經貿摩擦增加，貿易壁壘日益抬高，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在海外投資建廠，以應對生產經營挑戰。這種趨勢催生了產業園的出海浪潮。海外中資產業園能夠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拓展市場、享受政策和稅收優惠、優化供應鏈、獲取資源和技術、提升品牌形象和規避政策風險。通過在海外設立產業園，企業可以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機會，實現多方面的戰略目標，從而增強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2014 年后，國際經濟環境趨向穩定，國內現代化水平和經濟實力獲得大幅提升，在“一帶一路”等全球合作倡議的推動下，國際合作園區數量呈現爆發式增長，省級合作園區建設大規模開展。此階段，合作園區建設仍以東部沿海地區為主陣地，“一帶一路”沿線的西部重點地區和城市也開始陸續推進園區的建設。合作國家數量和覆蓋區域數量翻番，以中歐合作為主，合作網絡基本覆蓋全球。在爆發期中表現最突出的為浙江省。

自2014年，浙江省開始致力于成批培育國別合作園區，并在2016年將“打造國際合作園”明確列入政府工作目標。目前，浙江省已初步形成了4家國家級產業園為引領、11家省級國際產業合作園為支撐、若干家在創建的國際產業合作園為補充的“4+11+N”國際合作園區發展格局，形成了示范效應。

截止目前，中國大陸的全球合作園區共計70余個，其中較為規范的國省級合作園區為49個，覆蓋18個合作國家和地區，以發達國家為主，按合作園區數量排名依次為德國、韓國、芬蘭、新加坡、法國、瑞士、意大利、美國、日本、俄羅斯、捷克斯洛伐克、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奧地利、荷蘭、北歐、以色列及丹麥。園區分布于浙江、江蘇、北京、廣東、遼寧、四川、河北、山東、廣西、陜西、天津、重慶等12個省/直轄市，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

企業出海需求推動園區出海

1.市場擴張因素：國內產品競爭加劇、市場逐漸趨于飽和，企業通過錯位突破海外藍海市場，能夠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實現業務的多元化發展。

2.貿易限制因素：由于貿易限制，國內生產產品無法外銷。為規避貿易限制，國內企業紛紛開啟海外建廠布局。

3.供應鏈布局因素：為了更加靠近海外的需求端與供應端，國內企業進行出海布局，國內的供應商跟隨其海外建廠。

海外園區發展分析

（1）海外園區發展現狀概覽

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持續推動和支持下，我國海外園區的建設運營呈現出數量多、類型復雜、地域分布廣等特點，主要類型有境外經貿合作區、境外農業合作示范區（農業對外開放合作試驗區）、海外科技園區、國際產能合作示范園及經濟開發區等園區，其建設發展飛速。

圖1：“一帶一路”海外產業園區分布情況

圖1：“一帶一路”海外產業園區分布情況

案例一：中國、馬來西亞“兩國雙園”

2012 年 4 月、2013 年 2 月分別在中國廣西欽州市、馬來西亞彭亨州關丹市開園建設，率先開創了兩個國家在對方互設產業園區、聯袂發展的先河。中馬雙方建立了聯合合作理事會機制，兩園分別建立由中方和馬方企業合資的園區開發投資公司，合作推進園區基礎設施建設。

馬中關丹產業園區是中國在馬來西亞設立的第一個國家級產業園區。園區規劃面積12平方公里，分期建設。一期占地面積約6.07平方公里，二期約5.93平方公里。園區功能分區包括產業區，物流區，配套區（居住區、綜合服務中心）。截至2023年8月，馬中關丹產業園累計完成開發投資約15億元。

案例二：中白工業園

中白工業園位于白俄羅斯明斯克州斯莫列維奇區，是中國在海外面積最大、合作層次最高的經貿合作區之一，由中國和白俄羅斯兩國元首倡導，兩國政府大力支持推動，國機集團和招商局集團兩大央企主導開發運營。園區總規劃面積112.5平方公里，分三期開發。園區重點發展電子和通信、生物技術、醫藥、精細化工、機械制造、新材料、倉儲物流、電子商務、大數據儲存與加工、社會文化活動等高新產業。

（2）海外園區發展面臨挑戰和問題

好的發展趨勢是主線，但園區數量爆發式增長的背后，也存在著問題和隱患。近年境內國際合作園區項目的爆發式增長除了國際合作和中國園區發展的自然促成之外，也存在著盲目跟風問題。有些地區并不具備發展國際合作園區的條件，為了標新立異爭取國家政策支持，大張旗鼓規劃新園，其發展定位與產業基礎與配套支撐等客觀發展條件相錯位，導致建設困難重重，項目進展緩慢或直接中斷。

另一方面，國際關系影響下，“顯性”或者“隱性”的國際關系和政策顯著影響了境內國際合作園區的發展。在江蘇 11 家政府主導的境內國際合作園區中，2 家因故終止，2 家因國際關系摩擦遭停滯——中日(連云港)生態科技產業園因中日政治關系不穩定而停滯;中韓(鹽城)產業園在規劃籌備期遭遇“限韓令”，導致項目停滯了兩年，直至 2017 年底國家明確發文推進，項目才得以再啟動。

隨著園區出海的數量和規模不斷增加，建設運營中遇到的問題和挑戰日漸明晰。面對全球政經格局深刻變革、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重構的新形勢，中國海外園區面臨著來自政策、產業、科技等多方面的挑戰。

一是支持政策措施有待優化。我國海外園區多基于資源要素比較優勢、產業分工布局等角度進行建設與運營，現階段在踐行新發展理念方面還存在不足；同時，相關政策在支持不同海外園區的產業與科技深度融合發展方面還缺乏精準性。

二是海外園區產業發展還需更多主體參與。海外園區產業發展除了常規參與主體外，也離不開科技服務機構、金融機構等產業新主體的作用發揮，還需要各類服務支持平臺圍繞海外園區發展推動產業鏈、技術產品、品牌等“走出去”。

三是海外園區發展離不開數字技術賦能。數字經濟正成為全球產業發展與變革的重要引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正在持續加強，海外園區要實現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生產效率以及構建產業鏈生態等都離不開數字技術作用的發揮。

此外，外方的項目渠道資源與行動力度常與中方預期存在較大差距，直接引進的產業項目也常存在與中國國情缺對接、與中國市場準入標準相錯位的“水土不服”問題。如中以創新園管委會反映，以色列引進的高端數控醫療設施和藥品因采用歐美市場標準，與中國市場標準難對接，導致產品生產后無法進入中國市場，無法實現利潤，只能依靠園區補貼支撐，園區財政赤字嚴重。

綜上，在新時代和新形勢下，園區出海對投資運營主體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縝密的戰略謀劃，靈活的風險應對和處理能力，強大的實施與執行能力，高效暢通的溝通協作機制等綜合實力將必不可少。

招商局集團企業出海的實踐

“一帶一路”建設通過產能合作以及境外產業園區建設，推動了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促使一些發展中國家能夠以此逐步建立自己的制造業基礎，促進貿易產品升級，從而避免一些國家靠單一資源出口而陷入低收入陷阱，改變一直以來僅是作為世界貿易發展的過道而淪為經濟凹陷地區的局面。例如，中國在推進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根據合作內在需要開展經濟技術合作，主要以中國具有優勢的先進裝備制造業為主，在核電、鐵路、通信、智能電網等領域加大合作力度，這與發達國家把低端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做法有著本質不同，可以讓更多后發國家利用全球新技術革命和產業合作的契機實現“跨越式”發展。

由此可見，“一帶一路”貿易投資與產業合作超越了國際體系中傳統的“中心—外圍”格局，改變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傳統的垂直分工模式，勢必對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體系重構，以及國際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以招商局集團為例，價值鏈重構是集團協同的系統工程，其中內部嫁接指集團在為內部價值鏈重構“構建內核”后，集團利用港口作為交通樞紐所帶來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提升內部價值鏈關鍵節點質量為契機，推進集團內部內部不同業務板塊以“港口”為支點，向“中區平臺”——這一價值鏈重構載體進行聚集，最終實現集團內部價值鏈的嫁接和優勢疊加。

通過內部的價值鏈重構，實現了招商局集團不同板塊之間的雁形結構和業務閉合，即內部價值鏈各板塊以雁形結構抱團出海，集團內部價值鏈的不同接點實現了有機接合、清晰定位、側重分明，優勢正向疊加，形成完整閉合，從而產生1+1大于2的效果。

招商局通過價值鏈導入、共享等價值鏈重構手段，實現企業內部價值鏈與全球價值鏈的對接，通過與東道國的合作，把招商局的價值導入行動（價值導入），在這一過程中，通過組建絲路銀行、絲路驛站，分設資產公司和運營公司，實現了集團與東道國政府、企業和居民的價值鏈共享。

招商局通過價值鏈導入、共享等價值鏈重構等價值鏈重構行為，實現企業內部價值鏈與全球價值鏈的對接，綜合東道國實際需求及各個擁有的優勢，實現了產業賦能，在“一帶一路”沿線關鍵節點國家，形成了集貿易往來、商品集散、金融服務、資源配置為一體的產業發展綜合體，與東道國共同形成了全球價值鏈聯結閉環。

在完成價值鏈聯結后，招商局集團在全球范圍和更高維度上，形成了價值鏈的重構——不同維度價值鏈的聚合，“集聚整合創新者”是招商局實施價值鏈聚合重構行為的動因，在這種動因下，集團推動了不同維度，不同業務板塊的價值鏈重新組合，加快外部資源集成和內部資源深度融合，提高了資源集聚水平和配置效率。

在價值鏈聚合中，集團從橫向、縱向、虛實各個不同維度進行了價值鏈重構，將不同的利益主體聚合于集團內部的價值鏈中，在縱向方面，集團圍繞“前港—中區—后城”打造港口或產業集聚區，帶動綜合交通、港口開發、園區開發、物流、地產、金融等業務板塊以雁形結構次第出海。

同時，集團推進了PPC商業模式的平臺功能，和企業“走出去”進行銜接，將以港口為核心的PPC模式園區，成為“走出去”企業重要聚集地和平臺，從而推進了領頭雁企業的上下游集聚發展、園區化經營方式，帶動國內產能過剩的產業，抱團出海，集群式發展，共建、共享“PPC”模式園區。

在橫向方面，招商局注意已形成的價值鏈與其相關的產業，形成價值鏈的橫向關聯，通過創新價值鏈的關聯，籌建了絲路驛站、絲路銀行，為園區內的企業，提供資本服務，從而在產業鏈、貿易鏈和創新鏈之間，建立走橫向關聯。通過一系列價值鏈的重構工作，集團使橫向、縱向、虛實等不同板塊、不同維度的產業鏈、資金鏈、貿易鏈、創新鏈，以“價值鏈聚合”為中心，融合了內部的資本與產業，形成了類似萊茵模式的企業、產業及金融共生、共榮的伙伴關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商業生態圈，與東道國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一帶一路”建設實施以來，以“絲路驛站”為代表的產業園區相繼成為支持經濟、貿易互聯互通和產業發展的大平臺，其在建設中成功將“前港—中區—后城”這種園區開發模式復制過來，打造出了一個較為完善的港口、物流、金融和園區生態圈，成為“一帶一路”上商業貿易的交流和互聯互通建設的一張“新名片”。

PPC作為一個境外合作園區模式，不再只是單一或單方面向國外輸出產能或技術，而是集成復合優勢，從前期建設、園區開發，到后期運營管理服務整體打包輸出。通過注重與當地的共享融合，共享平臺基礎設施、專業管理服務、創新資源，打造與東道國的“利益共同體”。

“一帶一路”沿線境外產業園PPC模式的實踐

“一帶一路”對世界經濟的貢獻是全方位、多層次的。6年來，“一帶一路”建設的成果遠遠超出國際社會的預期。從合作層次看，“一帶一路”從次區域、區域合作到被寫入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的決議，成為全球合作倡議；從合作內容看，“一帶一路”從鐵路、公路、港口、機場等“硬件”建設，升級至政策協調、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措施、資金人員自由流動等“軟件”建設；從地理范圍看，“一帶一路”倡議正由亞歐大陸沿線國家延伸至非洲、南太、拉美等區域國家；從合作領域看，隨著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和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全面深入展開，“一帶一路”正由加工制造、工程機械、能源、農業等傳統領域向綠色經濟、數字經濟、跨境電子商務、金融科技等新經濟領域方向發展；從合作方式看，“一帶一路”從初始的基礎設施合作、國際產能合作、貿易投資合作、金融合作等較為單一的方式向價值鏈合作、第三方市場合作與能力建設等多元化、多層次合作方式演變。

特別是第三方市場合作創造了國際合作的全新模式，倡導“一帶一路”第三方合作以來，“一帶一路”建設吸引了日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發達國家的積極參與，通過包括聯合投標、共同投資等創新方式，實現了“1+1+1>3”的共贏效果。“一帶一路”倡議所呈現出新型國際合作平臺的突出特征，極大豐富了國際經濟合作和治理理念以及多邊主義內涵，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實現共同發展提供了重要方案和創新途徑，對于有效解決當今全球經濟發展中的增長問題、短板問題、動力問題、不平衡問題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帶一路"建設實施以來，以"絲路驛站"為代表的產業園區相繼成為支持經濟、貿易互聯互通和產業發展的大平臺，其在建設中成功將"前港-中區-后城這種園區開發模式復制過來，打造出了一個較為完善的港口、物流、金融和園區生態圈，成為"一帶一路"上商業貿易的交流和互聯互通建設的一張"新名片"。"絲路驛站"的PPC模式是在借鑒蛇口模式的基礎上，以海港、空港、內陸無水港等核心交通節點為切入點，以臨港的產業園區為核心和主要載體，系統解決制約東道國產業轉移的軟硬件短板問題，打造推動"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的產業發展綜合體。它的核心在于港口先行、產業園區跟進、配套城市功能開發，進而實現區域聯動發展。

頂層設計對境外產業園區的發展至關重要，是引導境外產業園區沿線布局的總體安排，是實現境外產業園區科學發展的綱領。首先，必須根據“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目標和戰略重點制定境外產業園區發展規劃，確保境外產業園區的發展定位、建設目標能夠對“一帶一路”倡議形成支撐；其次，應立足國際產能合作實際和國家戰略發展需要，定期發布境外產業園區區域布局指南和產業投資指南，強化國家對境外產業園區區位選擇和產業定位的宏觀引導；最后，應根據境外產業園區發展需要，加強部門合作機制建設，搭建商務、外匯、地方政府、商會協會等參與的協調機制，提高對境外產業園區扶持的精準度和有效性。

PPC模式在項目初期，就注重與東道國的共商合作，綜合東道國實際發展需求、各自優勢，從頂層設計角度提出園區的預見性的制度供給和政策訴求，以前港-中區-后城發展模式為基礎，結合當地實際需求，為項目規劃了覆蓋PPC涉及的物流、金融、園區開發運營及房地產等環節，從頂層設計層面將其打造成為集貿易往來、商品集散、金融服務、資源調度為一體的產業發展綜合體。

"絲路驛站"PPC模式打破傳統境外合作園區重開發輕管理、單純追求短期利潤的短期化開發，更加注重與東道主國家合作，強調園區開發與運營理念上的高度一致。在PPC模式中，一般通過設立資產公司和運營公司，資產公司主要負責園區資產管理，運營公司主要負責園區的建設開發、市場化運營管理，共同做好園區的開發與運營。

PPC作為一個境外合作園區模式，不再只是單一或單方面向國外輸出產能或技術，而是集成復合優勢，從前期建設、園區開發，到后期運營管理服務整體打包輸出。通過注重與當地的共享融合，共享平臺基礎設施、專業管理服務、創新資源，打造與東道國的"利益共同體"。

招商局招商局集團主導的中白產業園位于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以東，是中國最大的海外工業園區，也是中亞進入歐洲的門戶和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節點，但其作為內陸地區，缺乏天然的港口地理優勢，對推行PPC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為此，中白產業園在建設中專門制定了"1234"方案:即圍繞"一帶一路"，溝通兩區(歐亞經濟聯盟區、歐盟區)、連接三點(白俄羅斯的中白工業園、立陶宛的考納斯自貿區、波羅的海的克萊佩達港)、融合四流(公路、鐵路、航空、海運物流)，將中白工業園打造成為輻射歐亞市場的重要樞紐。這種新的內陸樞紐港的跨境PPC模式，通過構建的交通樞紐，帶動周邊地區的不斷發展，為"一帶一路"上推進PPC模式，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參考模式。

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各國均致力于本國經濟結構調整，導致全球價值鏈、產業鏈發生深刻變革。一方面，在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工業 4.0”等戰略以及減稅等優惠政策影響下，全球高端制造業加速向發達經濟體回流。與此時，蘋果、飛利浦等高科技跨國公司重新調整全球產業鏈價值分配，我國產業邁向中高端的阻力逐漸加大。

另一方面，處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依靠資源、勞動力等要素的比較優勢，在中低端制造領域競相發力，積極承接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三星、耐克、富士康等世界知名企業紛紛將生產制造基地由中國大陸地區向東南亞、南亞地區轉移，對我國具有低成本優勢的“中國制造”形成較大壓力。我國產業正面臨發達國家“高端回流”與發展中國家“中低端分流”的“前后夾擊”與“雙向碾壓”。在此背景下，主動建設一批境外產業園區，創建“海外經濟飛地”，跳出國外經濟圍堵，借助發達國家人才、技術優勢及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豐富的資源要素和巨大的市場規模，有機銜接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產業供給和市場需求，積極融入全球產業再分工，參與全球價值鏈重塑，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話語權”。

在一個不發達地域快速實現建設目標是擺在吉布提國際自貿區面前的一道難題。首先，該項目借鑒PPC模式，重點推動吉布提港口的功能先行。其中，連接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和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吉亞鐵路建成通車，吉布提碼頭也將于2018年竣工，新機場建設也有中國企業的身影，首個絲路國際銀行也落戶吉布提。其次，為解決境外合作園區在運營過程多方利益如何分配的問題，該項目創新性地設立了吉方控股的資產公司和中方控股的運營公司，其中資產公司主要負責園區資產管理，運營公司主要負責園區的建設開發、市場化運營管理，這既保障吉方最大限度享受資產升值收益，又保證中國企業發揮管理優勢。

斯里蘭卡科倫坡南碼頭是科倫坡港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企業在參與碼頭建設中，創新性地將PPC模式擴展到整個科倫坡港口。首先，科倫坡南碼頭采取多樣化合作推動碼頭建設。在港口建設上，采取"美國監理+英國標準+中國速度"的ABC建設模式，既嚴格保證了建設質量，又加快了建設速度;在建設運營上，采取BOT(興建、運營、轉移)公共建設模式，這對提高項目運作效率、培養本土化人才和提前滿足社會與公眾需求具有較強優勢。其次，采取公司化運營助力碼頭發展壯大。項目專門成立運營公司，將PCC建設模式和資源很好地引用到科倫坡碼頭的建設之中，并對碼頭建設進行了綜合效益分析、嚴格科學論證。再則，運用本土化管理推動碼頭扎根當地。科倫坡南碼頭在建設和運營期間一直注重本土化實踐，將融入當地社會和文化擺在戰略性位置。

以PPC模式為核心的共建園區，強調的是代表交通功能的節點與代表城市功能的場所的共同發展，吉布提和科倫坡碼頭具有天然的交通優勢，中白工業園也是借助其經濟地理位置，建設物流園區來提升其節點質量，通過這些交通樞紐，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可見，在PPC模式中交通樞紐節點是重要起點，交通可達性的提高帶來的人、物、信息流通，將進一步輻射帶動交通樞紐周邊區域城市功能的不斷完善，推動"絲路驛站"產業綜合體的發展。這種以節點帶動場所發展的PPC模式，需要深入挖掘"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地理優勢、因地制宜，以提升節點質量為契機，相輔相成完善周邊區域，營造產業發展生態圈，推動產業綜合體的有序發展。

" PPC模式"在推動產業集聚發展、助力產能合作方面具有重要的平臺性功能，這正好契合了"一帶一路"所倡導的推動企業"走出去"、增強國際產能合作的共同愿景。為準確發揮"PPC"模式的平臺性功能，一方面，需要準確發揮諸如招商局這種具有自身發展生態圈、能夠構建全產業鏈業務能力的龍頭企業的作用，將其作為企業"走出去"的領頭雁，推動其在"一帶一路"運用PPC模式建設港口或產業集聚區，帶動綜合交通、港口開放、物流、房地產、金融等多項業務先行。另一方面，積極做好PPC模式平臺功能與企業"走出去"的銜接，將以港口為核心的PPC模式園區作為企業走出去的重要集聚地，注重從宏觀調控、產業政策與法律法規等層面的規范和引導，推進領頭雁企業通過行業上下游整合、集群化發展、園區化經營等方式，帶動國內企業抱團出海、集群式走進"PPC"模式園區。

" PPC"模式的核心是構建"前港-中區-后城"的產業發展綜合體，需要多方合作，從頂層規劃設計角度共同推動"共商、共建、共贏"的理念貫穿于項目全生命周期。首先，準確發揮東道國的主體作用，推動東道國從頂層到實施主體賦予項目高度重視，構建項目協同推進機制，從而及時、無誤地解決項目碰到的問題與困難。其次，積極推動投資主體的頂層設計，需要緊密結合東道國的風土人情和產業基礎，適當調整產業規劃、變更產業結構、完善產業服務，通過合理可行的空間布局和時序排列，及時調整輸出方案，優化合作配比，構建契合東道國的PPC模式。再則，做好多方合作機制的頂層設計，積極推動各方主體參與到項目建設方式、利益獲得與分成、園區運營主體與模式等的戰略設計之中，實現共享經濟的繁榮與增長。

合作共贏的境外產業園區前景

“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和優先發展方向是促進基礎設施和各領域互聯互通。目前，“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階段，基礎設施發展依然滯后于其經濟增長，且無論在質還是量上均低于國際標準，已經對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制約。特別是對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礎設施需求很大，但供給卻嚴重不足，面臨建設資金短缺、技術和經驗缺乏的困境，成為制約發展進程的“短板”。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依據覆蓋基礎設施各領域投資與GDP合意比例測算的總需求，2016年到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合意投資需求至少在10.6萬億美元以上，龐大的資金缺口亟待彌補。也正是在這樣的困境和需求下亟待形成規模巨大的資產池，成為一種用于為包括跨境基礎設施在內的區域和全球公共產品融資的“永久資本”。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逐步成長為“ 世界工廠” 。但隨著發展水平的提升，我國開發區也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挑戰。從比較優勢看，我國有相當一部分企業積累了較為雄厚的資本和豐富的管理經驗，并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培育技術優勢。

“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情各不相同，有的國家有大量富余勞動力，具備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良好條件; 有的國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在礦產開發和資源深加工方面具備優勢; 有的國家有廣闊的消費市場，有強大的產品消納能力。通過將我國和沿線國家的優勢資源相結合，將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實現互利共贏。鼓勵“ 一帶一路”境外產業園區積極探索與國內園區的合作模式，通過異地建園、合作共建、管理輸出等方式，有效連接國內產能、技術、人才和管理優勢與東道國的勞動力、資源和市場優勢，能夠為雙方發揮比較優勢創造更大空間。

10年來，“一帶一路”不斷創新國際多邊金融合作，積極探索多方聯合融資的新方式，形成了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開發性金融機構，國際多邊金融組織與各類商業銀行，以及中國-東盟銀聯體、上合組織銀聯體、中國-中東歐銀聯體組成的新型國際多邊投融資框架，為不同發展水平和不同需求的基礎設施和項目建設提供穩定、透明、高質量的資金支持，為改善“一帶一路”跨國基建發展金融環境做出了重要貢獻。

互聯互通是一個廣義聯通概念，既包括基礎設施物理性的硬件聯通，也包括在政策與軟件上的制度聯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2年經合組織國家平均關稅率為4.97%，而東亞與太平洋國家為8.15%；南亞、中亞地區達到14.05%與7%。政策壁壘導致的要素流動障礙同樣使得“一帶一路”地區面臨著嚴重的分割。未來“一帶一路”通過降低關稅，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物流成本，以及制度成本，消除非歧視原則和貿易壁壘，加快“一帶一路”區域國家標準、規則、法規對接，打造“大通關體制”將有望實現“軟聯通”。據世界經濟論壇估計，如果全球供應鏈壁壘的削減能夠達到最佳實踐水平的一半，全球GDP 預計將增長4.7%，貿易量將增加14.5%，遠超取消所有關稅所帶來的福利收益。東盟東亞經濟研究中心（ERIA）報告表明，2021—2030年，供應鏈壁壘和非關稅措施的削減將使東盟各國GDP 累計增加31.19%，將不僅加快有關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也將整體推進參與國家的工業化發展水平和工業化進程。

建設境外產業園區是跨國經濟活動，既要符合我國“一帶一路”戰略要求，也要契合東道國的戰略需要。因此，找準“一帶一路”倡議與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交匯點，是推進境外產業園區建設的關鍵。當前，沿線國家基于本國發展需要紛紛提出發展戰略，如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戰略、哈薩克斯坦的“光明大道”新經濟計劃等。這些戰略構想與“一帶一路”倡議在戰略方向與內容上存在較多重疊和交叉，這是戰略對接與協同的基礎。

考慮到發展戰略的宏觀性及對接的復雜性，唯有將戰略落實到具體事項，才能在根本上為境外產業園區的發展夯實基礎。其一，應建立戰略多層級政策溝通渠道和協商機制，加深利益交融，消除戰略疑慮，增進戰略互信，減少由于戰略誤判帶來的政治風險而影響境外產業園區發展；其二，應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雙方將境外產業園區納入各自發展戰略，將宏觀的戰略構想變為現實可行的政策舉措，切實解決境外產業園區建設中的投資保護、雙重征稅等問題，為

境外產業園區建設提供可靠的政策保障；其三，應以境外產業園區為依托，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著力消除“一帶一路”區域投資和貿易壁壘，提升貿易自由化程度和投資便利化水平，構建面向全球的“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境外產業園區契合所在國發展訴求，是實現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全球產業布局的重要承接平臺，為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創空間，有力地推動了裝備“走出去”和國際產能合作。

招商局雁陣出海，全球布局，以PPC模式開發的海外產業園成功推進，它們分別是白俄羅斯的中白工業園、吉布提的中非自貿區、埃及的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斯里蘭卡的科倫坡港口城等。同時，以PPC開發模式為藍本，我國還在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了境外產業園區的建設，主要有泰國的中泰羅勇工業園、緬甸的皎漂港、馬來西亞的馬中關丹產業園、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經濟特區、越南的龍江工業園等。

在世界經濟版圖上，非洲、東南亞地區資源豐富，并處于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對鐵、水泥、電解鋁等需求旺盛，國內優勢產能轉移過去大有市場以埃塞俄比亞東方工業園為例，部分入園企業將國內鋼材、水泥產能轉移至該合作區，埃塞俄比亞鋼材約7000元/噸，國內約2700元/噸;水泥850元/噸，國內約320元/噸，轉移企業效十分顯著。該園區被埃塞俄比亞政府列入“持續發展與脫貧計劃”(sDPIZP)，是其工業發計劃中重要優先項目。埃塞俄比亞將輕工、紡織、皮革、建材等出口加工型產業作為國家重點發展的戰略性產業，與我國轉移優勢產能需求高度契合。目前，華堅鞋城、東方印染、東方鋼鐵等入區企業運營效益良好，企業擴大投資、轉移國內產能的愿望強烈。此外，泰國羅勇工業園、柬埔寨西哈努克經濟特區等園區對于我國機械電子、輕工紡織、建筑建材等產業轉移效果明顯。

一方面，通過合作區建設，建立了有效利用境外礦產、油氣、森林、農業等各類資源的渠道，有利于保障海外資源的長期、穩定供應。目前，通過國家確認考核的13個合作區共掌控耕地20萬公頃，林地420萬公頃，銅資源量700萬噸，紅土鎳礦資源量3億噸以上。此外，目前正在推進的國印尼聚龍農業產業園區已獲得棕擱種植園而積15萬公頃，完成棕擱種植5萬公頃、投資超過10億美元，將建成以油棕種植開發、精深加工、收購、倉儲物流為主導的農業產業型園區，打造海外棕擱全產業鏈，增強我國在國際糧油市場、價格領域的話語權，為維護國家糧油安全作出貢獻。

另一方面，合作區立足于資源綜合開發利用，有力地回擊和駁斥一些國際輿論認為我國開展境外資源合作是“掠奪資源”、搞“新殖民主義”的不實之詞。合作區定位于加強資源綜合開發利用.發展下游生產加工.增加資源產品附加值、推動東道國經濟和產業發展，把更多利益留在當地，留給當地人民，是一種互利共贏的合作。印尼青山工業園區快速實現從印尼紅土鎳礦原礦貿易向鎳鐵冶煉加工轉變，通過短短3年多時間，年產30萬噸和60萬噸的鎳鐵項目先后建成投產，并正開工建設年產90萬噸的鎳鐵冶煉和熱軋項目、5萬噸濕法冶煉項目等，并規劃開展下游冷軋及不銹鋼制品生產項目。目前，合作區已完成投資超過10億美元，創造就業5000多人，上繳稅費1200多萬美元，未來將實現銷售收入超過60億美元，極大地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改善了當地基礎設施條件。

相對于快速走出去的步伐，我國境外產業園區的布局還有待優化。“一帶一路”倡議下，境外產業園區的建設布局不應停留在企業自主選擇層面，而應上升到國家發展、區域合作甚至全球治理的維度上進行統籌規劃。為更好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我國與沿線各國共同確定了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 中亞- 西亞、中國- 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六大經濟走廊。這六大經濟走廊既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骨架和支柱，也是引導境外產業園區布局的方向和依據。

在六大經濟走廊中，布局在中南半島的產業園比較多，而中南半島上的越南龍江工業園區已逾十年，成績斐然。2004年5月和10月，中越兩國總理進行友好互訪。10月在兩國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雙方達成共識，明確要合作建設“兩廊一圈”，即“昆明—老街—河內—海防—廣寧”、“南寧—諒山—河內—海防—廣寧”經濟走廊和“環北部灣經濟圈”（簡稱“兩廊一圈”）。

2006年7月舉辦的首屆“環北部灣經濟合作論壇”上，時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劉奇葆首次提出“一軸兩翼”經濟圈構想，“一軸”即南寧—新加坡經濟走廊，“兩翼”即湄公河流域經濟走廊和泛北部灣經濟圈。南寧—新加坡經濟走廊是聯合中國沿海經濟地區與中南半島各國最為快捷、經濟效益最佳的陸上通道，它是中國—東盟合作的橋梁，不僅可以吸引物流、技術、產業集聚于此，還可以通過以點帶面，發展各國的通道經濟，并逐步成為貫通中南半島的經濟走廊，推進該次區域各國的交流與合作。

戰略支點是事關戰略全局的支撐點、中心點和關鍵點。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在于能否在關鍵地域、海域和領域建立戰略板塊和支點。在“一帶一路”建設方案中，中亞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地帶，南亞是“一帶”與“一路”的戰略樞紐，東南亞是“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核心區。在這些關鍵地域建設具有戰略意義的境外產業園區，必然會對“一帶一路”建設形成強有力的戰略支撐。

中南半島經濟走廊是以設想中的泛亞鐵路、跨國高速公路、油氣管道、瀾湄國際航道、國際空港等物流通道，能源互聯網絡、國際光纜信息網絡、瀾湄合作機制以及云南、廣西與緬老越邊境跨境經濟合作等構成次區域經濟發展區。“PPC模式”具有強大的平臺功能，它為中國企業“走出去”，以及中國產業國際合作的發展提供了平臺。“PPC模式”需要有產業聚集能力，中企到海外復制“PPC模式”，需要企業具備品牌影響力、業界號召力以及一定的掌控能力。

目前，國內園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一般是由政府投入，而境外合作區則完全依靠企業先期投入，目前，中央財政雖對確認的合作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給予一定的補貼，但企業仍而臨很大的資金壓力，短期內難以形成持續發展的盈利模式。為更好發揮合作區平臺作用，在堅持企業為主、市場運作的前提下，建議中央財政適當提高補貼標準，并向“一帶一路”合作區傾斜，特別是對承接國內鋼鐵、水泥等過剩產能轉移的合作區，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同時，將科技研發類合作區納入支持范圍。

以合作區為試點，創新海外融資方式，擴寬融資渠道，解決企業海外融資難題。我國企業已形成規模較大的海外資產，但境外資產抵押融資仍存在限制，融資難成為制約合作區持續發展的最大瓶頸。可考慮以國家確認的合作區資產為抵押，企業以境外資產、股權、礦業開采權、土地等作抵押，開展“外保外貸”、“外保內貸”試點，探索盤活海外資產的渠道。提高國內金融機構支持企業“走出去”的能力，開設海外分支機構，為企業提供本地化的金融服務，鼓勵銀行、基金等金融機構為入區企業投資提供資金支持。統籌利用好對外援助資金、亞投行、絲路基金等，適度向合作區建設必需的水電路等外部配套設施建設傾斜。

境外經貿合作建設、運營由于未簽署政府間合作協議，沒有形成雙方政府框架內的合作機制，因此其投資主體在東道國沒有獲得應有的法律地位，東道國給予合作區的政策差異較大，優惠政策難以落實，政策穩定性差。探索在“一帶一路”雙邊或多邊框架下，借鑒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協調委員會等經驗，建立針對合作區的政府磋商機構，形成政府協調長效機制和風險應對機制。重點推進政府保障機制建設，包括投資保護協定、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雙邊合作區協定等，為合作區的發展創造有力的政策環境。

園區出海策略分析

1.宏觀分析——投資目的國概覽

2.中觀分析——投資目的國產業研究

3.微觀分析——產業園落地因素

合作共贏成為未來出海園區的必然趨勢

資源互補是國際合作園區的核心動力因素，創建國別合作園區需對合作國家的優勢資源和己方優勢資源進行深入剖析，以進行更有針對性的、高效的談判。基于合作平臺和窗口，開拓更多的渠道資源，深化多領域、多層次的國際合作，由單一產業、企業輸出向產業、技術、規劃、管理、文化系統合作升級。

海外由中方參與的國別合作園區是未來一個時期內，中國產業、經濟對外輸出的一個重要體現，直接嫁接成熟模式因成本小、操作性高，且保證了中方的主導權將成為主流。中方將成熟的技術、模式進行標準化輸出，東道國方則負責融入本地元素，進行發展模式、規劃模式的本地化轉譯和調整，雙管齊下，聚力創新。

通過國別合作園區在中國境內及海外的設立，雙邊在產業、經貿等領域的全面深入合作，達到共贏是國別合作園區未來的必然趨勢。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產業發展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產業發展、創新技術等方面的差距不斷縮小，中外合作的主要目標和動力也在發生變化。未來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資源互補性和互動合作將成為推進雙向創新合作和技術領域合作的主要模式。

如果以招商局PPC模式開發的海外產業園案例看，和它的園區有很多——白俄羅斯的中白工業園、美國的爾灣產業新城、吉布提的中非自貿區、埃及的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泰國的中泰羅勇工業園、緬甸的皎漂港、馬來西亞的馬中關丹產業園、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經濟特區、越南的龍江工業園、斯里蘭卡的科倫坡港口城都是鮮活的例證。

以PPC模式為核心的共建園區，強調的是代表交通功能的節點與代表城市功能的場所的共同發展，吉布提和科倫坡碼頭具有天然的交通優勢，中白工業園也是借助其經濟地理位置，建設物流園區來提升其節點質量，通過這些交通樞紐，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

可見，在PPC模式中交通樞紐節點是重要起點，交通可達性的提高帶來的人、物、信息流通，將進一步輻射帶動交通樞紐周邊區域城市功能的不斷完善，推動“絲路驛站”產業綜合體的發展。這種以節點帶動場所發展的PPC模式，需要深入挖掘“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地理優勢、因地制宜，以提升節點質量為契機，相輔相成完善周邊區域，營造產業發展生態圈，推動產業綜合體的有序發展。

在吉布提、白俄羅斯等地，招商局在投資談判中，都要求當地政府形成針對項目的法律框架，以法律形式保證投資者的各種待遇。當前，有不少風險評級機構，無論是實業投資還是金融投資，按照其國別風險指引開展業務確實可規避一些風險。但這些海外國別風險指引并沒有上升到國家戰略，而且判斷標準不一。

國際關系和政策環境是國際合作園區發展動力機制中的重要互動機變因素，穩定的國際關系和良好的政策環境可以形成合作園區的發展推力。關注中國與東道國關于國際產能和技術合作、國際發展戰略和平臺、產業園區發展等相關政策動態，爭取政府支持和政策扶持，借力謀求發展。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和“一帶一路”等國際合作倡議的推進，產業園區的國際化發展步伐將加快。未來，產業園區將更加注重與國際知名企業和機構的合作與交流，引入國際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升園區的國際化水平。同時，園區還將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推動產業創新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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