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會談5小時，仍無消息傳出

注：該文章核心內容，來自于中泰金融國際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老師公眾號（lixunlei0722），蔣叔進行了編輯、整合。

蔣叔微信ID：jldh123

2025年5月11日，日內瓦中美貿易會談從北京時間周日16:30左右開始，3小時后中場休息10分鐘，之后又繼續。

整個會談一直處于保密狀態，未有消息流出。

紐約時報形容，這是場高風險談判。中美雙方存在不信任感，且都試圖展現出自己占據上風的信心

華爾街認為，4月以來的修復性上漲幾乎沒有留下進一步上漲的空間——有好消息傳來，市場最初可能上漲，但之后可能出現“買入預期，賣出事實”的操作。

拋開投資維度，對于中美博弈，大家要保持清醒。

解決關稅乃至整個中美經貿斗爭是個漫長過程，無法一蹴而就。

為什么這么說？

第一，中美只是“從不接觸到接觸”，但接觸與有成果是兩回事。

4月24日，商務部表示，若美方希望重新進行談判，“必須首先取消所有單邊關稅”。

5月7日，商務部表示，在充分考慮全球期待、中方利益、美國業界和消費者呼吁的基礎上，“中方決定同意與美方進行接觸”。

同意接觸，顯然比“必須首先取消所有單邊關稅”的措辭要更留有余地些

但接觸與談判是兩回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第二，官方首次把中美貿易沖突定性為“國際經貿斗爭”。

2018年中美關稅之爭，官方從未用“貿易戰”一詞，而是用貿易摩擦來描述。

而4月2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把中美貿易沖突定性為“國際經貿斗爭”。

第三，特朗普內閣成員和智囊團隊構成復雜，且不少人對中國態度強硬。

特朗普很反復，且內閣成員、幕僚中仇華、遏華人物不少，他們主張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

很難想象在這樣的人員構成下，中美經貿談判會一帆風順。

當然，中美談判也有可能出現一些有利于我們的轉機。畢竟，中國為防范“脫鉤”帶來的風險，至少做了七年準備。

不過李迅雷表示，從歷史高度看，處在這個起始點上討論談得成或談不成，真的無關緊要。

關鍵是國內經濟要加速轉型步伐，在穩就業和促消費方面要有緊迫感和真金白銀的投入。

注：后續正文主要為李迅雷老師文章觀點，進行了些許編輯。

#01

從不接觸到接觸

很多人會將2018年那場中美貿易戰與本次貿易戰進行對比。

實際上，這次關稅戰完全不同于2018年。

首先，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不同。

2018年的第一次中美貿易戰，一開始是非常溫和的。

2018年2月起，中美之間就一直在開展貿易談判。

如2月27日至3月3日，中方就受邀去美國與美國的財政部長姆努欽、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等就中美經貿合作進行磋商。

在特朗普宣布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關稅后，中美繼續談判。

從2018年2月至2019年12月中美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共談判了13輪。

其中，包括兩國首腦多次會面和通話，最后中方承諾兩年內增購2000億美元美國商品，美方承諾分階段取消部分關稅。

這一次，美方在沒與中方事先溝通的情況下，連續加征更大幅度的關稅。

1月20日，特朗普再次當選總統后，就迫不及待對中國加征關稅。

2月1日，特朗普宣布對華加征關稅，稅率為10%。

3月，特朗普繼續對中國商品征稅，稅率又追了10%。

4月2日，借全面對等關稅之名，又向中國加征34%的關稅。

即在上任不到三個月內，累計加征了54%關稅。

中國反制后，美國對中國加征的關稅又一路飆升，從84%、125%到145%。

其次，中國官方表態也不同。

2018年，中國官方從未用“貿易戰”一詞，而是用貿易摩擦來描述。

但4月2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把中美貿易沖突定性為“國際經貿斗爭”。

既然上升到“斗爭”的高度，那就意味著已經做好最壞打算了。

四月末，商務部明確表示，若美方希望重新進行談判，必須首先取消所有單邊關稅。

不過，5月2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中美經貿對話磋商情況答記者問時回答：

“中方注意到美方高層多次表態，表示愿與中方就關稅問題進行談判。同時，美方近期通過相關方面多次主動向中方傳遞信息，希望與中方談起來。對此，中方正在進行評估。”

這顯然比“必須首先取消所有單邊關稅”的措辭要更留有余地。于是，也促成了本周末的談判。

#02

為何這次特朗普對話態度如此強硬？

如前所述，這次特朗普高舉關稅大棒，對諸多國家采取先全面普加關稅，再延遲加關稅，然后采取一對一談條件的方式。

也就是先對他國“有罪認定”，再與對方討論“減刑”條件。

而對中國的態度則更蠻橫，2-3月份共加了兩次10%的關稅，4月份又加34%的關稅，并且馬上執行，同時警告中方不要反制。

為何這次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變得如此強硬呢？

這與特朗普內閣成員和智囊團隊中的涉及經貿方面人員構成有關。

其中，主張遏制中國經貿發展的主要有以下四位。

第一位，特朗普的首席貿易顧問納瓦羅。

納瓦羅曾經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是對華"鷹派中的鷹派"，曾于2021年受到中國制裁。

納瓦羅曾出版"中國三書":《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被中國殺死》和《臥虎:中國軍國主義對世界意味著什么》，是中國威脅論的叫嚷者，建議美國與中國展開經濟戰。

這次美國推出的全面對等關稅的稅率計算公式，就是出自納瓦羅的手：

（出口額-進口額）/出口總額。

這種極為粗糙且不合理的所謂對等關稅計算方法，已對全球貿易造成巨大負面影響。

第二位，美國國務卿盧比奧，他同時擔任國家安全助理、國際開發署代理署長等職，也曾在2020年受到中國制裁。

盧比奧緊隨特朗普，贊同對中國加征高關稅，同時在外交和立法方面干涉中國主權，如對臺灣問題指手畫腳，甚至揚言不許中方改變臺海現狀。

第三位，斯蒂芬·米蘭，現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提出重構全球貿易體系，將平均關稅提升至20-50%，其中對華加征60%關稅。

米蘭認為美國貿易赤字長期存在的原因是“特里芬難題”，主張短期通過美元貶值、提升國防需求來重振制造業，長期則通過海湖莊園協議，強制置換美債至100年期零息債。

第四位，貝森特，現任美國財政部長，曾任索羅斯基金公司首席投資官，提出從意識形態角度看中國產業政策對美國貿易赤字的影響。

貝森特主張漸進式加征關稅，并建議將關稅“分層”，通過其他政策抵消對通脹的影響，主張美元貶值。

此外，在美國總統內閣中敵視中國的還有副總統萬斯、商務部長魯特尼克、貿易代表格里爾和國土安全部長諾姆等。

如此多的仇華、遏華人物組成的內閣和智囊團，其用意非常明確，就是盡一切力量來打壓中國。

#03

談判主題“不只是關稅”

中美若啟動談判，不能只局限于關稅。

美國對華圍堵，實際上是“多位一體”立體戰——除==關稅外，資本圍獵與技術絞殺正成為談判桌下更危險的暗流。

先看《美國優先投資政策》的總統備忘錄，涉華分為兩個部分：

一是限制美國對華投資。

如擴大對華投資類型和資金來源的限制范圍；

通過“特別指定國民和封鎖清單”“中國軍工復合企業清單（NS-CMIC）”“特定國家安全技術產品投資”行政命令（涉及人工智能、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對直接投資產生影響；

間接影響中國二級市場，并加大中概股的監管壓力與退市風險。

二是限制中國對美投資。

限制中國投資美國戰略部門；

限制“外國對手”投資敏感設施與新興技術；

停止使用“緩解協議”處理“外國對手”對美國的投資；

審查是否暫停或終止1984年《中美所得稅公約》等。

再看4月18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頒布關于對中國海事物流及造船業301調查的歧視性決定。

第一階段，自2025年10月14日起，對中國船東以及運營商征收進入美國管理的港口的費用，2028年每噸最高提高到280美元；

第二個階段，自2028年4月17日起，對美國出口天然氣的運輸船，實施在美建造、美國運營的比例要求，在未來22年內比例逐步提升至50%。此項規定針對所有國家。

中國海運和、造船規模全球第一，尤其造船業體量占全球半壁江山，2024年訂單量占全球60%以上。

此舉如實施，將對中國海運及造船業帶來負面影響，不僅將大幅增加航運成本，并將導致造船訂單大幅減少。

如談判不涉及以上事項，就是不對等的談判，難以體現中國的談判“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的要求。

#04

可能只是中美之爭的起始點

不少人期望，隨著中美彼此征收高關稅的持續，美國物價上漲而引發通脹高企，最終不得不降低關稅。

這一點比較難。

假設中國對美直接、間接出口占美國全部進口的比重為20%，占美國居民商品消費10%左右。而商品在美國CPI的權重為30%左右，即中國商品在美國CPI中的權重只有3%左右。

所以，不能高估高關稅對美國通脹的影響。

要讓談判能談成，一種可能是美國發生債務危機。

如今美國面臨的壓力恐怕還是在聯邦政府債務上。

截至2025年4月，美債規模超過36萬億，利息支出超過1萬億，到期債務規模及借新還舊壓力巨大。

由于存在對債權人到期債券有強制轉換為100年期零息國債的傳言，故今年6月份以后美國財政部對到期債券能否順利完成“借新還舊”，將是個考驗。

中方對美施壓之處，是中國直接持有的美國國債規模超過8000億美元，間接持有的規模應該也不低，這是否可以作為與美國談判的籌碼？

當前，美國被高估早已是特朗普內閣成員們的共識，無論是美債信用還是美元信用下降，都會給聯邦政府財政帶來麻煩。

中國不僅是全球持有美債最多的國家之一，也是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具備做空美元和美債的能力。

關鍵是從貿易戰擴大到金融戰是否值得？

畢竟貿易戰、金融戰對誰都沒有好處。

回顧歷史，不少國家都遭遇過債務危機、貨幣大幅貶值等風險事件，似乎美國沒有經歷過。

如今美國經濟結構問題已非常突出，美國既想通過美元貶值來緩解貿易失衡問題，又想維持強勢美元，很難。

特朗普希望在本次任期內重塑美國國內秩序，并改變國際秩序，讓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朝對美國有利方向布局。

如此宏大的計劃，在沒充分論證情況下蜂擁而出，給全球經濟造成了很大困擾，也給美國經濟社會帶來了巨大沖擊。

從這次特朗普執政的100多天里，大家不難看出他快節奏的政策出臺、極限施壓的習性、出爾反爾的行為特征及“萬物皆可交易”的價值觀等，估計早晚會美國社會和經濟“添亂”，也會加速動搖美國的霸主地位。

相信今后幾年美國經濟和社會都有可能會不斷出現“失衡”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談判有可能縮小彼此的“期望差”。

即便美元走弱，美元的霸主地位在今后很長時間內都很難撼動，因為其他貨幣的國際化程度離它太遙遠了。

同樣，美債信用也不會輕易倒塌。

也就是說，美國在今后一段時間內還不會面臨危機——這意味著它還不至于放下身段向中方求和。

指望中美談判能很快談成，都不太現實。

當然，美國政治體制決定了特朗普執政的不確定性，加上其善變，嗜好交易，當他面臨諸多壓力時，如美國資本市場的波動、中期選舉、民主黨反擊等，他或會改變其談判策略。

故中美談判，也有可能出現一些有利于我們的轉機。

但不管局勢如何變化，我們都應該放棄幻想。

早在2018年的時候，美國人就經常把Decoupling（脫鉤）掛著嘴邊.

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在歷史上經歷過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國家而言，對危險是極具危機感的。

為此，我國多年前就在宏觀政策上提出了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科技安全、金融安全等系統性安全觀，并提出了一系列強國戰略目標，努力在卡脖子領域加大投入力度，如中國芯片行業的崛起就是一例。

中國為防范“脫鉤”帶來的風險，至少做了七年準備。

大量史實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一直成為霸主。

這輪中美關稅戰可能只是中美之爭的起始點，今后美方還會在多個領域、多個層面向中國施壓，中方也必將給予有力反擊。

從歷史高度看，處在這個起始點上，中美談得成、談不成真的無關緊要——關鍵是國內經濟要加速轉型步伐，在穩就業、促消費方面，要有緊迫感和真金白銀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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