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圣哲罵董宇輝假仁假義，不配做我們青年的榜樣

2025年5月，自媒體人聶圣哲對直播帶貨領域的現象級人物董宇輝展開猛烈批判，從文化素養到職業道德進行全方位質疑。

這場爭論本局限于文化圈層，卻因胖東來創始人于東來意外發聲力挺聶圣哲而迅速破圈。

一方是憑借"知識帶貨"重構直播生態的頂流主播，一方是以犀利解構著稱的公共知識分子，再加上中國零售業標桿企業家的介入，這場看似偶然的輿論交鋒，實則折射出當代社會對知識價值、商業倫理與公共表達的深層困惑。

01

圣哲批判背后的三重焦慮

聶圣哲的批判首先指向董宇輝的"文化人設"。

在《橫渠四句成直播間文化符號？》一文中，他直指董宇輝在直播中引用張載"為天地立心"等名言是"假大空的表演"，認為這種將儒家經典簡化為帶貨背景音的行為，是對傳統文化的褻瀆。

這種批判并非孤例，從質疑董宇輝講解蘇軾時出現事實錯誤，到抨擊其"忘恩負義"離開新東方，聶圣哲構建起一套完整的解構邏輯：當知識淪為商業附庸，文化傳播就變成了精美的包裝紙。

流量焦慮構成批判的底層邏輯。作為深耕自媒體領域的知識分子，聶圣哲深諳"對立即流量"的傳播法則。

選擇董宇輝作為標靶，既能借勢頂流主播的超高關注度，又能通過解構"文化偶像"制造輿論爆點。

這種策略在數據層面得到驗證——相關視頻播放量突破千萬，評論區形成支持者與反對者的激烈交鋒，完美印證了"爭議即流量"的傳播規律。

更深層的身份焦慮在字里行間若隱若現。

聶圣哲在自述中曾坦言"被董宇輝們奪走了話語權"，這種邊緣化感受投射到批判中，就演變成對"文化闡釋權"的爭奪。

當帶貨主播能輕松獲得"文化傳播者"的標簽，傳統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便遭遇挑戰，這種焦慮最終轉化為尖銳的批判話語。

02

于東來力挺引發的次生輿情

胖東來創始人于東來的介入，讓這場文化論戰演變為商業倫理的公共辯論。

他在社交媒體發布的"聶圣哲是充滿善念的智者"的表述，看似中立實則暗含立場。

這種表態立即引發連鎖反應：支持者認為這是"良心企業家對真誠表達的聲援"，反對者則質問"為何不幫淋過雨的董宇輝撐傘"。

于東來的沉默與董宇輝的沉默形成微妙對照。

面對質疑，董宇輝選擇"不回應就是最好的回應"，這種策略既避免陷入口水戰，又維系了"被霸凌的弱者"形象。

反觀于東來，在輿論壓力下刪除帖子卻未作解釋，反而強化了"站隊聶圣哲"的公眾認知。

這種表達策略的差異，折射出企業家與網紅在輿論場中的不同生存法則。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商業倫理的碰撞。

于東來支持聶圣哲對直播亂象的批判，本質上是對"過度營銷""人設包裝"等商業行為的警惕。

但問題在于，當企業家以個人身份介入文化爭議，其企業形象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漩渦。

胖東來苦心經營的"良心企業"人設，因這場風波遭遇信任危機，部分消費者甚至揚言抵制。

03

輿論場中的三重困境

這場爭論暴露出知識傳播的異化危機。

當董宇輝在直播間談論《活著》與《月亮與六便士》，當聶圣哲解構這些文化符號為"氛圍組臺詞"，知識的神圣性與商品的世俗性發生劇烈碰撞。

這種碰撞不是非此即彼的對抗，而是提醒我們：在流量時代，如何保持文化傳播的尊嚴與深度？

公共表達的邊界亟待重構。

聶圣哲的批判雖犀利卻屢涉人身攻擊，董宇輝的沉默雖明智卻回避核心問題。

這反映出當前輿論場的畸形生態：理性討論讓位于情緒宣泄，建設性批判異化為流量收割。

我們需要建立新的表達倫理，讓批評回歸觀點交鋒的本真，讓沉默不再是唯一的生存策略。

商業文明與人文精神的撕裂亟待彌合。

于東來的困境恰是當代企業的縮影：既想保持商業成功，又渴望承載社會價值。

這場風波警示我們，企業家的公共表達需要超越非黑即白的站隊思維，在商業邏輯與人文關懷之間尋找平衡點。

當胖東來的"良心"遭遇價值觀考驗，整個商業社會都需要反思：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企業公民？

這場始于文化批判、終于商業倫理的輿論風暴，最終指向一個核心命題：在解構主義盛行的時代，我們如何守護建設性的力量？

董宇輝的"知識帶貨"或許不夠深刻，但它打開了文化傳播的新窗口；聶圣哲的解構雖顯偏激，卻戳破了某些虛幻的文化泡沫。

或許真正的智慧，不在于非此即彼的站隊，而在于如何讓解構的刀鋒最終指向重建的可能。

當胖東來的"善念"遭遇現實考驗，我們更需警惕：不要讓商業邏輯吞噬人文精神，也不要讓解構狂歡消解建設力量。

在流量與價值的博弈中，找到讓知識回歸尊嚴、讓商業承載溫度的平衡之道，才是這場風波留給時代的真正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