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定義演唱會的點歌“潛規則”？

縱然是文筆細膩的劉若英寫下的致歉聲明，也沒能扭轉大眾對于“演唱會姐妹點歌事件”的不滿。

前不久劉若英汕頭演唱會的點歌環節，一位小粉絲被抽中，要求合唱《誠實》，身旁的妹妹搶過話筒要求合唱《后來》，之后劉若英為了彌補姐姐遺憾，表示與她合唱，但因為樂隊理解有誤，《后來》替代《誠實》再次響起。事件發生后，無論是粉絲還是路人都共情小粉絲，對于劉若英及其團隊的不當處理，表示失望。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演唱會點歌環節爭議。從薛之謙演唱會“眼鏡哥事件”到周杰倫演唱會的“七里香慘案”，點歌環節這個拉近藝人與歌迷的互動環節，隨著“點歌潛規則”盛行，以及大眾傳播渠道變化，使得一系列名場面和“冥場面”不斷涌現，并成為了大眾衡量演唱會真誠與否的一個重要切口。

對藝人及主辦方的來說，壓力也隨之而來。在這十幾分鐘分鐘到幾十分鐘的互動時間里，考驗的不再僅僅是藝人的唱功，還有他們隨機應變的表達能力。

當純粹的情感交流規則不斷被翻覆，藝人、粉絲、路人三方的互動需求也就出現了落差，而裂縫的出現，輿論的喧擾、黃牛的侵入等問題便有了滋生蔓延的空間，這讓藝人勞心，粉絲灰心，更讓路人傷心。

創造名場面

演唱會的點歌環節不是這一代的新事物。當年紅極一時的鄧麗君，就曾在演唱會，與粉絲頻繁互動。

而當粉絲應援文化朝個性化方向發展，點歌環節的雙向互動屬性增強，如今的粉絲便不再只是淹沒在應援牌和口號中面目模糊的集體面孔，而是具像為擁有獨特情感經歷的個體。

不少粉絲會在點歌環節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這使得藝人的作品超越了廣泛的流行意義，而是成為了粉絲人生某一階段的BGM。周杰倫演唱會上，女生分享自己分手經歷，點了一首《算什么男人》怒懟前男友；五月天演唱會上，為了紀念去世的弟弟，女生點了一首《happy.BIRTH.day》。這些瞬間讓歌曲從公共符號轉化為個人情感載體。

但點歌機會畢竟有限，為了能夠贏得與藝人的互動機會，粉絲們開始使出渾身解數，想方設法吸引藝人注意。這讓很多演唱會的前排點歌區，堪比“百變大咖秀”。有的人戴上搞笑頭套，有的人穿上定制衣服，更多粉絲會選擇樸實地制作創意手工點歌牌，有的制作刮刮樂，有的制作轉盤，現場變成了“藝術創想”成品驗收區。

不少粉絲開始在社交媒體上總結自己的“點中經驗”，比如，買第一排、穿得顯眼、蹦得高、帶海報、帶小孩等等。這些“技巧”的核心都是讓藝人看到更加豐富的“自己”。

另一邊，對藝人來說，點歌環節既是面對面接觸粉絲的契機，也是展現自我的窗口。毛不易、汪蘇瀧等藝人在這一環節，充分調動氣氛，或是幽默化解混亂，或是搞笑調侃粉絲，用鮮活的互動行為更新了外界對藝人的形象認知。

正因為粉絲和藝人的雙向奔赴，成就了這一環節的不少名場面。演唱會本身是一次性的線下消費體驗，沒有買票入場的更多樂迷沒機會親身得見現場的魅力，但是隨著點歌環節越來越火，讓它成為了外界管窺演唱會魅力的窗口。在相關短視頻的評論中，許多外圍觀眾通過粉絲的綿密情感感受到追星的積極意義，通過藝人暖心的細節舉動對其產生好奇興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點歌環節已經是演唱會宣傳破圈的最佳利器。

一個流行巨星的國民認知度，不僅體現在粉絲的忠心，更在于路人的好感。點歌環節不僅保證了粉絲獲得專屬互動體驗，路人捕捉到了趣味瞬間，更是延續了藝人的商業價值影響力，三方受益。不過，有多少贊美就會有多少詆毀，如果點歌環節處理不當，反倒還會傷害三方的感情。。

點歌矛盾火線慢燃

當點歌環節的熱度不斷攀升，各方膨脹的需求便暗暗捻成了矛盾的火線。

點歌環節的“點歌方”觀眾和“被點方”藝人之間形成了微妙的權力博弈。藝人需要得體且巧妙地照顧到觀眾的需求，任何細節疏忽，都可能對觀眾的期待造成破壞。

這種權力關系的脆弱性在“演唱會姐妹點歌”事件中暴露無疑。大眾不滿的核心在于，樂隊失誤、妹妹搶麥等情況下，劉若英未能想盡辦法出聲捍衛小粉絲合唱《誠實》的需求，而是妥協于再唱一遍《后來》，這意味著觀眾的主導權被忽視。

因為互動環節的不可控性，藝人及主辦方往往需要拿出更高的職業素養，來避免矛盾進一步升級為沖突。許嵩在演唱會上三次“硬剛”導播，避免被點到的粉絲失望，既照顧到了粉絲情緒行為，也贏得了大眾好感。

當更高的標準要求藝人需要更加小心謹慎時，另一邊，坐落于“權力方”的觀眾也內部分裂為粉絲和路人，出于各自的身份屬性，爭奪話語權。

點歌環節逐漸被粉絲文化建構起一套潛規則，但普通路人對此并不知情，但凡路人“點錯歌”就會引起粉絲不滿。最有名的“七里香慘案”，就是因為有觀眾在點歌環節點了《七里香》——這首歌是周杰倫每場演唱會固定的散場曲目，而這件事被認為是周杰倫粉絲間的“常識”，重復點歌浪費了聆聽小眾金曲的寶貴機會，該路人旋即在社交媒體上遭到了部分網友的網暴。

而點歌點得好的場次，也會被粉絲發到社交媒體上“點名表揚”。如今許多頭部藝人在一座大城市連開數場，由此也加劇了點歌環節中的攀比心理。越小眾歌曲在鄙視鏈上的位置越高，大眾金曲則成為了“萬人嫌”的雷區。盡管不少歌手的粉絲會反復在小紅書等渠道發布“點歌tips”，試圖幫助演唱會經驗有限的路人們在點歌時規避過于常規的曲目，但仍然難以避免“不做功課”的聽眾出現。

但過于小眾的歌曲也會對藝人和樂隊造成不小的麻煩，現場演唱畢竟需要提前報備和提前排練，對于有些著作等身的藝人來說，每一首都準備根本不現實。毒眸從資深演唱會行業從業者那里了解到，一般傳唱度極高或者小部分粉絲粘性極強的藝人設置才會選擇設置點歌環節，“這一環節對于樂隊配合、時長控制、控場能力等條件要求較高，通常主辦方及藝人團隊對于點歌環節的歌單會有一個預案，便于提前準備排練?！?/p>

所以，有些藝人為了避免點歌環節“過度內卷”，會選擇將預案擺在明面上。比如孫燕姿、周深等歌手都在演唱會的點歌環節，把可以點歌的曲目放置在大屏上，供觀眾進行有限選擇，既緩解了觀眾區矛盾，也避免了意外狀況。

不過，有時路人和粉絲也會為了點歌資源，達成“同盟”。當演唱會大屏投射到了網紅群體時，粉絲和路人會產生“內部交易”的懷疑。此前薛之謙演唱會“一個人”事件，互動粉絲后來被網友扒出是某MCN公司的簽約博主，而事件另一個男生也借助這一風波直播，獲得了不少打賞禮物，被網友紛紛質疑劇本嫌疑，而前不久王力宏演唱會的網紅母女點歌表現被指“尷尬”，又有網友釋出現場提詞器內容，使得點歌環節在真情實感的粉絲路人眼中逐漸祛魅。

此前有媒體報道演唱會大屏互動其中可能存在的“灰色產業鏈”，不過，從業者告訴毒眸，據她了解，主辦方內部并不太存在一些借此機會，營造大屏曝光的黑箱操作，更多是一些黃牛借此機會騙錢，比如，告知粉絲多少錢可以確保自己被選中之類的，她也借此提醒粉絲們不要因此而上當受騙。

那些坐在前排的網紅，主要取決于他們本身的財力，以及與藝人的私交。從業者表示，站在主辦方的角度來看特定安排沒太有必要，因為網紅本身帶來的宣傳效果具有兩面性，如果后續出現輿論問題會更加麻煩。

無論是路人的“不懂規矩”，還是網紅們的“劇本嫌疑”，在這場“權力方”的爭奪戰中，粉絲群體始終保持較高的敏感度。這其中的矛盾核心在于越來越多非粉入場，使得他們與藝人的交流場域不斷被縮窄，從而產生一定的“入侵”焦慮。

這其中既有著粉絲文化不斷發展壯大而反映出的權力異化趨勢，也折射出媒介變化下演唱會功能轉型的必然陣痛。

“復雜化”的演唱會

時至如今，粉絲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落差，演唱會不再是特供明確的文化產品了。

粉絲文化的結構性變革，使得其生態圈層逐漸形成了金字塔結構，也漸漸養成了身份標簽下的“權力意識”。部分粉絲希望建立與藝人的專屬性空間，用更多的規則，來守護彼此感情的純粹性。比如，一些粉絲會在演唱會的點歌牌上，寫一些只有老粉和藝人才知道的細節過往，相當于脫口秀的“內部?！?，或者狼人殺游戲里的紛繁復雜的術語，本質都是建立起只有老粉絲才懂的話語門檻，將新粉和路人隔絕在外。

然而，演唱會正在成為主要的線下娛樂方式，再加上媒介傳播范圍的擴大，演唱會的受眾早已從最初的標準粉絲，拓展為了有興趣的路人，甚至，非核心觀眾正在成為支撐行業增長的關鍵力量。

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票務信息采集平臺數據監測和調研測算，2024年全國營業性演出（不含娛樂場所演出）場次為48.84萬場，同比增加10.85%，票房收入為579.54億，同比增長15.37%，觀眾人數為17618.16萬人次，同比增加2.95%。

演唱會涌入大量的非粉觀眾，這些增量觀眾保證了演唱會經濟的繁盛，卻也攪擾了粉絲的“專屬空間”，而點歌環節恰恰是粉絲近距離接觸藝人的一次“限時約會”，這種“限時性”，使得粉絲不得不“內卷”爭取被翻牌的機會，進而對點歌機會越來越“焦慮”。

理論上來說，歌手是所有藝人之中，與粉絲聯系最為密切的群體，而歌手也是最需要粉絲的群體，但是媒介的變化，讓彼此之間的關系變得看似很近，實則很遠。

在千禧之初的唱片時代，唱片銷量決定了歌手的流行體量，有限的傳播方式，使得歌手們不得不參與歌友會、簽售會、商演等一些線下活動，拉近與粉絲的距離。

當傳播媒介多元化發展，粉絲可以通過直播、短視頻等媒介看到歌手的更多側面時，真實的情感連接變得逐漸稀薄。而歌手的線上活動占比變得更多，演唱會成為了僅存的現實深層互動場域。

當點歌環節的運作邏輯發生了本質變化，意味著它的功能屬性也發生了變化，既是維系粉絲黏性的一個珍貴渠道，也是檢驗自身大眾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可以說，在演唱會日益復雜的價值網絡中，點歌環節愈發變成了一門權衡的學問，而這門學問中，真心的價值被凸顯的愈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