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和索羅斯：同年同月不同命的投資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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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的“謊言游戲” vs 巴菲特的“長期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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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游戲與滾雪球

1930年對于投資界是神奇的一年，這一年，僅僅相隔18天，就誕生了兩位投資大師：索羅斯和巴菲特，他們長期創(chuàng)下驚人的投資年化收益，但他們的投資理念、人生經(jīng)歷乃至影響世界的方式卻大不相同。

巴菲特價值投資的理念深刻改變了金融市場的投資邏輯，其倡導的長期主義、理性決策和企業(yè)治理原則，影響力超過投資界；

而索羅斯的理念和實踐對金融投機交易的影響更大，他對一國貨幣體系發(fā)起的攻擊行為，也飽受爭議，被指責為加劇市場動蕩、損害普通民眾利益，利用金融危機大發(fā)橫財。

這兩個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投資大師，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異，首先可以歸因到他們完全不同的成長背景，深刻影響了他們的性格、世界觀和因此而來的投資方式。

巴菲特出身于內(nèi)布拉斯加州奧馬哈一個中產(chǎn)階級家庭，父親是股票經(jīng)紀人兼國會議員，崇尚自由市場和保守主義價值觀；母親是家庭主婦，家教嚴謹。

而父親的職業(yè)背景，又讓巴菲特從小就接觸金融，擁有理財意識，并很早就開始積累財富——滾雪球，家庭氛圍讓巴菲特崇尚理性、紀律和安全邊際，可謂人間正道。

相比巴菲特太過幸福而顯得有點普通的童年，索羅斯的童年可謂驚心動魄，他出身在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富裕的猶太律師家庭，也因此籠罩在納粹的陰影下，甚至被迫把姓改成猶太人不用的“索羅斯”。

1944年，德國攻占布達佩斯，在接下來的12個月，屠殺了40萬當?shù)鬲q太人，索羅斯的父親成為了一家人的生存專家，他帶領(lǐng)全家人逃亡到一個偏僻的地方，購買了假身份證件，在家安排了11個緊急藏身之處，其中還有一條隱秘而堅固的地窖。

索羅斯回憶當時父親告訴他的話：“喬治，這是一次非法的占領(lǐng)，因而常規(guī)的方法不管用，你必須忘記你在正常社會的行為方式。”

這一段“亡命天涯”的經(jīng)歷，索羅斯后來常常提起，對他的投資觀有很大的影響，比如：

任何時候，都要對未來的風險作準備（改姓）

非常時刻，你就不能按常理出牌（買通官員，辦假證件）

但冒險時，不要孤注一擲（多個藏身之處）

更重要的是，這一段歷險，也讓他對現(xiàn)實充滿不安全感，隨時都會轉(zhuǎn)變自己的觀點，改變頭寸的方向。

15歲，當索羅斯跟隨父親在地窖里東躲西藏時，巴菲特跟隨被選上國會議員的父親遷到華盛頓，成為同學中唯一的“生意”人，用送報紙和賣爆米花的錢，投資股票，并在15歲時成功地讓他的個人財富達到1000美元。

少年索羅斯也有他的“金融冒險”，主要是為家里把一些值錢的東西拿到黑市上賣掉，在這里，他學會討價還價，提防騙子和小偷，他還見識了同一樣東西（比如香煙）在不同的時候擁有完全不同的價格，第一次意識到金融的神奇之處。

二戰(zhàn)結(jié)束后，他們一家終于安全了，但匈牙利卻被蘇聯(lián)控制，此時已充滿冒險精神的索羅斯，提前意識到未來經(jīng)濟社會將全面僵化，17歲高中畢業(yè)后，他就想辦法到英國留學。

索羅斯此時已經(jīng)提前表現(xiàn)出他日后對國家政治變化的敏感性，9年后，蘇聯(lián)入侵匈牙利，大批民眾，包括索羅斯的父母，踏上了流亡之路。

而這一年，巴菲特也提前體現(xiàn)出他對商業(yè)機會的洞察，他和朋友合伙買了一臺舊彈子機，將其放在理發(fā)店出租。幾個月后，生意就擴展到了七八臺彈子機。

兩位未來的投資大師，在不同的世界里，向著不同的方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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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夢與價值投資學徒

由于索羅斯父親在戰(zhàn)亂中耗盡了家產(chǎn)，索羅斯基本上是兩手空空來到倫敦，一邊打工，一邊在倫敦經(jīng)濟學院學習。這使他經(jīng)常受到經(jīng)濟上的困擾，直到一次，在工作時摔斷了腿，并在身體里留了兩根永久的鋼釘，拿到了定期工傷賠償，才有了穩(wěn)定的收入來源，專心從事學業(yè)。

這段時間，他最感興趣的是哲學，并幸運地遇到了改變他的思想的人，他的導師、批判理性主義哲學大師卡爾·波普。

卡爾·波普對索羅斯的影響可謂全方位，他認為科學方法的核心是“可證偽性原則”，影響了索羅斯對內(nèi)在價值的懷疑；他的“開放社會”的理念，影響了索羅斯對經(jīng)濟社會危機的看法，他后來致力于宏觀對沖策略；索羅斯鮮明的政治立場更與卡爾·波普有關(guān)。

索羅斯一直希望成為哲學家，寫自己的書，但又因為經(jīng)濟壓力不得不接受一些臨時的銷售方面的工作，結(jié)果兩方面都沒有做好。在他意識到自己可能不是哲學家那塊料時，他像其他的同學一樣，找了一份金融機構(gòu)的助理類的工作。

但這份工作也不順利，他經(jīng)常把賬目搞錯，他的很多想法和冒險的念頭，在這家保守的公司根本行不通，最終，他接受了朋友的推薦，準備到大洋彼岸的美國試試運氣。

相比之下，這段時間巴菲特的經(jīng)歷就太順利以至于太平淡了，他17歲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讀商業(yè)管理，后被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理論吸引，轉(zhuǎn)入哥倫比亞大學金融系，拜師于他門下，畢業(yè)后又進入格雷厄姆的公司，擔任分析師，一干就是三年，期間還結(jié)了個婚，生了他的長子。

但巴菲特終究和那些華爾街圈子的經(jīng)紀人、分析員不同，他意識到華爾街這種喧囂的地方反而不利于他對企業(yè)價值的判斷，1956年，他返回家鄉(xiāng)奧馬哈，準備開創(chuàng)自己的事業(yè)；也正是這一年，索羅斯卻踏上華爾街的土地，追尋自己的夢想。

這一年，他們2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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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專家與美國煙蒂

剛到紐約時，索羅斯給自己定下了一個計劃，5年賺50萬，然后回英國繼續(xù)研究哲學，沒想到在相對自由開放的紐約，索羅斯終于在金融圈找到了自己擅長的方向——全球套利，可以充分利用他的優(yōu)勢，比如了解歐洲的金融市場，有歐洲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并且精通法語和德國，更重要的是，這是當時少有人涉足的領(lǐng)域，沒有那么多條條框框。

機會立刻就跟來了，蘇伊士運河沖突引發(fā)了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索羅斯不斷通過英國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尋找歐洲被低估的投資標的，再出售給華爾街，做了幾個月的“搬運工”，他為公司獲得了豐厚的利潤。

這種利用事件的機會在全球不同大類資產(chǎn)之間反復套利的交易，在當時還不是主流，但跟索羅斯后期的那些著名戰(zhàn)役非常類似，讓他如魚得水。

索羅斯的哲學功底也幫了他一把，他可以在很少的數(shù)據(jù)支持的情況下，以強大的邏輯說服買家，完成這些跨洋套利交易。

之后幾年，索羅斯一直在這個新興的細分賽道上，以“歐洲證券專家”的名頭，在華爾街打出了自己的名氣。

與此同時，巴菲特在奧馬哈也創(chuàng)造了他的業(yè)績神話，合伙人基金13年年化達29%。這段時間，巴菲特的主要投資仍然延續(xù)著格雷厄姆時代的“撿煙蒂”的方法，收購股價遠離于真實價值的公司的股份，采用不同的手段，等待或推動股價上漲，他還有相當一部分資金專門用于套利，他甚至在信中說：“我們不投資企業(yè)，我們投資價差。”

雖然在外人看，業(yè)績優(yōu)秀，但巴菲特自己卻知道，瓶頸馬上就要到了：一方面規(guī)模變大后，加上市場估值不斷上升，“撿煙蒂”的方法常常失效，比如投資登普斯特農(nóng)具，讓他陷入管理層的復雜事務，投資伯克希爾的失敗，則是更大的警告；另一方面，他也在懷疑，格雷厄姆方法的本能缺陷，只看財務報表，不深刻理解公司的業(yè)務，是正確的投資方法嗎？

而1967年對運通公司的投資，讓巴菲特堅信，自己開辟了一條全新的道路（詳見《》一文）。

最終促使巴菲特擺脫格雷厄姆方法的，還有芒格的影響，芒格告訴他，與其用便宜的價格買入平庸的公司，不如用正常的價格買入優(yōu)秀的公司。

1968年，?芒格與巴菲特一起買進了藍籌印花公司的股票，開啟了他們長達幾十年的合作。

就在同一年，索羅斯也遇到了他此后十年最重要的搭檔，和他一起開創(chuàng)量子基金投資神話的吉姆·羅杰斯，羅杰斯擅長行業(yè)和具體公司的研究，索羅斯主導對機會的判斷、決策和交易。

萬事俱備，1969年對于兩人都是轉(zhuǎn)折之年：

當年，巴菲特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關(guān)閉了合伙基金，專注于經(jīng)營伯克希爾，他要開創(chuàng)一種全新的投資模式——這可能是巴菲特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否則他可能跟芒格一樣，合伙基金因為熬不過1973-74年的大熊市而清盤，至少投資人的壓力無法讓他在熊市中大撈便宜貨，實現(xiàn)他巔峰期那些代表性的投資案例。

同一年，羽翼豐滿的索羅斯開創(chuàng)了自己的雙鷹對沖基金，幾年后，索羅斯自創(chuàng)門戶開創(chuàng)索羅斯基金時，這些人都成為他的第一批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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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戰(zhàn)爭與偉大的公司

70年代是美股自大蕭條后最差的十年，但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在這段時間收益非常好，沒有一年虧損，主要是因為對沖基金還可以捕捉做空的機會，年化達到了27.7%。標普500指數(shù)收益僅為5.5%。而此時，他一生中最輝煌的兩大戰(zhàn)役還沒有打響。

索羅斯將哲學思考融入到投資中，其中最重要的“反身性”理論總結(jié)在他的《金融煉金術(shù)》一書中，他認為，不但價值決定價格，虛擬的股票價格和實體經(jīng)濟之間也存在相互影響，這就是“反身性”。反身性最明顯的體現(xiàn)是在外匯市場，因為外匯沒有實際價值，趨勢隨機波動，預期會影響價格，價格又會影響預期，所以索羅斯成熟期的幾次重大成功都是在外匯市場的“貨幣戰(zhàn)爭”。

為了獲得最大限度的“投機自由”，量子基金屬于高認購門檻的封閉式對沖基金，利用離岸架構(gòu)，避開SEC的繁瑣審查，使他可以建立大規(guī)模的杠桿，利用“宏觀擇時 + 杠桿套利”，讓極少數(shù)人可以在全球范圍內(nèi)做出極快的決策，以幾十億的規(guī)模，撬動上千億的資金，甚至能動搖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并最大化回報。

1992年的“狙擊英鎊”事件，量子基金幾十倍杠桿大舉做空英鎊并成功迫使英國退出匯率機制，獲取10億美元利潤，這種操作普通基金無從模仿。

同樣在這十年，巴菲特的年化收益也達到了29%，毫不遜色。更重要的是，他的方法在伯克希爾時代全面成熟，本著“以合理價格買入偉大公司”的原則，先后投資了喜詩糖果、吉利、華盛頓郵報等經(jīng)典案例。

更重要的是，巴菲特走上了“利用保險浮存金進行長期股權(quán)投資”的道路，伯克希爾旗下的多家保險公司，每年收保費，未來才需理賠，這不是普通債務，不需要按時償還，不會觸發(fā)強制平倉，所以這筆錢在理賠前可以進行長期股權(quán)投資。

巴菲特投資的大部分都是未上市公司的股權(quán)，這一類股權(quán)價格便宜，盈利穩(wěn)定，所以收益率通常很高，而且未上市股權(quán)沒有股價的波動，這讓伯克希爾在財務上非常漂亮，估值遠高于一般的保險公司或投資公司。這一類股權(quán)的流動性差，一般證券投資基金沒法買，卻剛好與伯克希爾的資金性質(zhì)匹配。

1980和1990年代是他們?nèi)r期：

巴菲特繼續(xù)深耕價值投資，購入可口可樂、富國銀行等核心資產(chǎn)，長期主義正盛；而索羅斯擊垮英鎊、狙擊英國央行，轉(zhuǎn)戰(zhàn)東南亞，引發(fā)亞洲金融危機。

不過，到了2000年以后，年過70的兩人，好像都落后于時代了：

巴菲特對互聯(lián)網(wǎng)行情采取了一貫的“不懂不碰”的態(tài)度，此后幾十年的收益也下降了一個臺階，勉強跑平標普500指數(shù)；而索羅斯更是明顯力不從心，全力參與互聯(lián)網(wǎng)行情，卻連續(xù)幾年負收益，最后不得不宣布退休，結(jié)束了自己的投資生涯。

相比而言，巴菲特的投資生命更久，跟他的投資方法有關(guān)：兩個人的共同點在于，都高度依賴個人的主觀判斷，但索羅斯的方法，要求對大量信息快速反應和判斷，很可能后來他的精力也跟不上了；而巴菲特的方法，更依賴于長期積累的個人經(jīng)驗，企業(yè)財務是一個慢變量，不太需要對市場快速反應，反而越老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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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性與長期主義

最后再總結(jié)一下這兩個人在投資風格上的差異的形成原因：

投資是高度不確定的事，所以富豪榜上大多是實業(yè)家，很少有靠投資上位的，而兩人的解決之道完全相反，索羅斯是“以毒攻毒”，巴菲特是“以不變應萬變”，這也與他們的人生經(jīng)歷有關(guān)：

索羅斯的童年一度籠罩在死亡與謊言之中，在英國邊打工邊上學，習慣于在危機中抓住每一次機會，又不會讓自己陷身于其中。

索羅斯受波普爾的影響，強調(diào)人類認識的有限性，需要不斷修正觀點和決策，所以證偽比證明更重要，索羅斯也認為：“在金融市場中，事情總是出乎意料。即使你是市場上最聰明的人，也會犯錯……，如果你要在投資領(lǐng)域中獲得成功，那么你必須學會在你犯錯之前把你的錯誤識別出來。”

相比之下，巴菲特生活在美國實力不斷上升的年代，好像在一部上升的電梯中做投資。難得的是，巴菲特非常清醒的看到了這一點，把自己的成功歸功于“卵子彩票”，他的投資對象也基本上都是美國企業(yè)，行業(yè)也是自己能搞得懂的。

索羅斯是動蕩混亂中錘煉出的“生存博弈者”，經(jīng)歷過各種欺騙，受到導師“知識不確定性”的影響，對價值本身深表懷疑，他說：“世界經(jīng)濟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謊言的連續(xù)劇。要獲得財富，做法就是認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眾認識之前退出游戲。”

巴菲特是和平秩序中生長出的“價值信仰者”，更容易相信某些東西自有內(nèi)在價值，只是需要時間等待，他認為：“短期來看，市場是投票機；但長期來看，它是稱重機。”

索羅斯少年時，為了賣家當，不得不和各種危險的人打交道，這也讓他在投資中更關(guān)注人的行為，形成擅長博弈的投資風格，更關(guān)注宏觀機會，投資更像一場政治與心理的戰(zhàn)爭，他說“賺錢不是靠你對未來的看法是否正確，而是靠你在別人犯錯時反應得有多快。”

而巴菲特在投資中幾乎沒有遇到過重大挫折，這也讓他幾乎不關(guān)心其他人的看法，更關(guān)注微觀企業(yè)的成長，相信投資如同種果樹、等它開花結(jié)果，他說“如果你不打算持有一只股票十年，那就連十分鐘都別持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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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終結(jié)的投資游戲

1963年，已經(jīng)遠遠不止賺了50萬的索羅斯，還沒有忘掉他的五年計劃，他一度重燃哲學家夢想，寫了《意識的重負》，并寄給他的導師波普爾，希望得到點評和出版的機會。沒有想到波普爾早就忘了這個普普通通的學生了，以為是一個熱愛他的思想的美國人，所以只是簡單地鼓勵他繼續(xù)思考。

索羅斯從此徹底放棄了做哲學家的念頭。

無獨有偶，巴菲特也曾與妻子蘇珊達成過“賺到800萬或1000萬后減少工作，回歸家庭生活”的約定，1966年，蘇珊不停地提醒，他們已經(jīng)達到了，但巴菲特卻總是從一個項目忙到另一個項目，他可以答應妻子所有的承諾——除了這件事。

到了這個程度，投資的動機已不再是“賺錢”本身，而是先變成一種由復利思維的慣性驅(qū)動的“智力游戲”，再被賦予追求“資本配置效率”的使命感，最后成為他們影響世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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