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飛宏：尚武精神是武術文化的核心價值

摘錄:《武術是中華文化的精神標識和內核》
尚武精神是武術文化的核心價值

中華民族尚武精神是炎黃子孫血脈中的天性。最早在中國上古奇書《山海經》“黃帝戰蚩尤”、舜禹尚武神話的記載，彰顯上古時期先民因部落的頻繁戰爭而形成強悍好勇的民族性格，他們大無畏抗爭精神，造就了中華民族剽悍的性格和尚武傳統。在約公元前21世紀至前16世紀的夏代就已出現了專門的武術教育機構，即“校”、“庠”、“序”。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禮記·明堂位》說“序，夏后氏之序也”，《孟子·滕文公》(上)稱”序者，射也“。序是習射類型的學校，射在當時是主要的教育內容。此外，還有與射有關系的“御”，即駕馭戰車的訓練。《山海經·海外西經》記載，“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伐。”一擊一刺為一伐。九伐即九個回合的擊刺。這是記錄夏后伯啟在與有扈氏的征戰中，進行武藝教授場面。夏代教育除以射、御為主的軍事教育外，還有以人倫教育為主要內容的道德教育。夏代倫理觀念中已含有尊卑等級之義，為序進行孝的教育的重要內容。“校”是夏代學校的另一名稱。“校”設于鄉里，以教化為大務，所教內容以倫常為主。日常學校教育內容中，主要是舉行祭祀禮儀和教習射御、格斗、傳授書教等。殷墟卜辭中有“新射”“庠射三百”“登射三百”。夏商周三代，在軍隊廣泛利用以“武舞”來訓練士兵，鼓舞士氣。其時在貴族教育中講求文武并重，即“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射”是習練射箭的技術和技能；“御”是習練駕馭戰車的技術和技能；“射”“御”完全屬于武技教育的范疇，旨在培養保衛國土的武備人才和高貴的氣質。“禮”包括武術的禮儀規范要求和內容，屬于德育教育；“樂”的教育中與武舞、祭祀有著密切的關系。當時學校以軍事訓練和祭祖禮儀為主，《左傳·成公十三年》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孟子·滕文公上》但從孔子開創的私學卻使古代學校的教育內容發生了根本變化。從此，出現了以學習文化典籍為主、以從事政治活動為目標的文士集團，六藝也轉變為《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古典文獻。特別是從(公元前134)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封建專制思想統治政策之后，儒家思想逐漸占領統治地位，這對后世教育思想的變化產生重大影響。

中華文化最輝煌的部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尚武時代產生的，那是一個充滿激情、熱血賁張的年代，也是中國歷史上彰顯人性光輝的時代。諸子百家群星璀璨，思想浩瀚，它是中國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時期，成為中華國學之源，中華武術文化之基。春秋戰國時期產生和孕育的出來的“士文化”，對于推動中國社會歷史進步和思想文化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中，“士”“士大夫”對中華文明的發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崛起，尚武精神昭彰，文士出智，武士出力，上可為卿相，下可為士民，下馬能文，上馬能武，扶危救困，舍生取義。此時的“武士”已經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具有高超的技藝和強烈的家國情懷與愛國精神，他們在尚武精神的影響下，保家衛國，建功立業，視死如歸，自強不息。武士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列國中為貴族階層，是古代尚武精神的典范和代表。漢代及漢代以前，武士群體非常輝煌，因為漢代去古未遠，所以有一種慷慨之風，具有輕財仗義的美德，大多重名而輕利，喜歡奇節高行，尤其具有慷慨殉國之風。如司馬相如的《諭巴蜀檄》中所載：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后；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仇。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中所載：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體現了古時俠者的氣概。隨著“士”階層和文化演變，文士群體越來越多，武士群體漸漸沒落，而“士”的文化和精神也在不斷沒落和消失，作為“士”的階層也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士文化”是傳統文化的升華和瑰寶，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文化，它的結晶是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和信仰。武術要具有“士”的精神，要將“士”的精神作為武德修養的基礎，用“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規范與涵養習武者的靈魂。“士”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穿越任何歷史時代最寶貴的東西。“士”的思想和精神是中華民族尚武精神最閃亮的部分，是中國武術精神的重要體現。弘揚武術是培養士文化和精神的重要途徑，這也是振興武術的重要責任和任務。在當今民族傳統文化復興的進程中，迫切需要“士”文化和精神的復興與重建，它將為中華武術注入活的思想、精神和靈魂，這對于促進中華武術的發展，振興民族尚武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華夏文明的本來面目是崇文尚武“士”的精神。“志于道者之謂士”。“士”者，智信仁勇義也，“士”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為人生觀和律己標準。“士”推崇“道”與“德”的統一。“士”有文化知識和技藝修養，其文化的本質和精髓，在于人講立身之道，在于“言治亂”、“議政事”、“論國事”的論治國之道。“士”有信仰，有風骨，重道義，重名譽，重然諾，輕生死，淡功名，知廉恥，有血性，有個性；除暴安良，扶危濟困，急人所難，行俠仗義。“士可殺而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士為知己者死”就是“士”精神的真實寫照。“道”是“士”的忠實追求者和踐行者，是“道統”的堅定維護者。“士”懷正心、修身、平家、治國、平天下之志，將自己所學之“道”凌駕于權勢即“政統”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士”有精神，有責任，有擔當，有著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追求。“士”的品德修養和精神對武術武德和精神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士”是中華民族的風骨、精神和脊梁，弘揚“士”的精神、思想、品格和信仰，對于重塑中華民族尚武精神與促進傳統文化發展將產生重要影響，從而可以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不竭的精神動力和思想智慧源泉。弘揚中國武術精神，就是要弘揚“士”的精神和文化，沒有“士”的道德、思想、精神和文化的支持，武術文化就會黯然失色，暗淡無光。“士”的精神是中華武術精神的的重要體現，弘揚“士文化”對于促進中國武術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提倡的是仁、義、信等價值取向，推崇富于進取、剛健和勇敢的尚武精神，文化繁榮，諸子百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而奠定與形成了武術中比較完善的尚武崇德的豐富文化內涵。武術在古代教育中是培養“士文化”的重要途徑，也是“武士”的必修之課，具有培養獨立人格和高尚道德，強健體魄，提高武技技能，以及學習禮儀、培育尚武精神和陶冶情操的重要價值，也是一種體現“士”貴族身份、地位和榮譽的象征，是培養“文武雙全”人才的必備教育內容和教育手段。在現代社會中，每一位習武者都應以“士”為標準，擁有“士”的精神和高貴靈魂，用“士”的思想、精神與道德規范要求和激勵自己，努力追求武術技藝和武德精神之“道”的境界，成為“中華武道”的忠實追隨者、衛道者和踐行者。在現代教育中，武術教育仍要成為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它可以培養學生尊師重道、誠實守信、堅忍不拔、嚴于律己、修身養性、寬容謙和、自強不息、持平守中等優秀的德行，培養文武兼備“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國家和社會棟梁之才，它對培育和弘揚民族”士“的精神、促進青少年學生身心健康具有積極作用。中華文明的崛起離不開士大夫精神。我們當代中國從事文化建構，從事精神文明建設，需要我們珍惜寶貴的士文化財富，所以特別值得深入挖掘這種士大夫精神。

國術是以國家和民族名義的文化最高象征，具有崇高的地位和重要價值。武術之所以被稱為國術、國魂，它的一個重要特性就是能折射出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弘揚中華武術文化，就是要弘揚崇德尚武、自強不息、精忠報國的武術精神。中華武術不僅僅是套路、技擊、強身，其核心價值是蘊含著濃厚的中華文化，以及承載著的尚武精神。練武的目的在于“強種御侮”和“愛國、修身、正義、助人”。練武之人要心靜，需要有堅強的毅力和恒心，各種動作基本功要有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堅持不懈和不斷努力。“冬練三九，夏練三伏”，“一日練一日功，一日不練十日空”，磨練意志，培養品德，樹立自信，強健體魄，鍛煉自強不息、克服困難、逆流而上的精神。一個沒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同樣，一沒有脊梁的民族勢必會被世界的潮流所淹沒。古往今來，畏懼戰爭、貪圖安逸、尚武精神墮落的民族注定要遭受衰敗和欺凌，從而會走向沒落；全民尚武、崇尚榮譽的國家才會贏得尊重，才能防侵拒辱。培根說：“任何國家之所以偉大，主要在于是否有尚武的人種。”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離不開思想文化和精神的振興，其中重要的是包含尚武精神。中國武術伴隨中華文明傳承至今，它是捍衛中華民族文明迄今屹立不倒的重要的文化組成部分。“文有諸子百家，武有中華武術”，文治武功，文韜武略，文武兼備，不可割裂。尚武精神是一種社會道德和精神力量，它必將能夠引導中華民族攜中國文化走向精神與物質并存的高度文明，是國家以文化崛起、文明進步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之一。尚武絕不是逞勇好強、窮兵黷武，它是一種維護正義、俠義胸懷、懲惡揚善、枕戈待旦、精武強能、效命疆場的勇者風貌，是喚起和激活深藏于人們身軀內的剛烈與血性，是國家和民族危難時置之死地而后生、舍生忘死的勇氣和力量。中華民族亟待需要重塑尚武精神，“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崇尚剛健勇猛之美，提倡尚武之風，推崇“居則有禮，動則有威”的作風，修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善養天地浩然之正氣，激發人們對剛毅之美的向往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和擔當。

武術之本質是生存之術、戰爭之術、養生之術、悟道之術，修行之術。它與中華文化與文明有著深厚的淵源與聯系。武術擁有消弭戰事、維護和平的實力，作為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生存技能，伴隨著中國歷史與文明發展，走過了幾千年的風雨歷程，成為維系這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魂”和承載中華兒女生命與文化基因構成的“魄”。尚武精神是中華民族不向強暴與邪惡勢力屈服的堅強性格和莊嚴自強的民族魂魄，是永不言敗的拼搏精神，是視死如歸的英雄主義氣概，是“以戈止武”維護和平的實力與力量。武術植根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沃土中，其形成發展和成熟的過程也深受傳統文化的滋養與影響，養育了一代又一代武林豪杰和英雄人物，成為中華民族的脊梁和驕傲。提振武術發展必須從根本抓起，將武術教育融武術技術和傳統文化為一體，將之上升至文化的高度，使之成為培養民族尚武精神的有效途徑和方法。承傳武術絕不能離開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底蘊，否則就會使武術成為是“無源無水、無本之木”。在武術教育的具體實施中，每一位武術傳承者，要對武術教育事業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對武術教育的完善與發展進行不斷研究和探索。在國外，韓國跆拳道和日本柔道等早已成為學校教育的必修課程，武道運動非常普及，用以傳承本民族優秀文化，培養學生堅忍不拔的精神和毅力。武術教育的地位要高于其它體育教育，武術不只是一項強身健體的體育運動，它飽含著深厚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智慧與民族文化。在中國義務教育階段，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真正將武術教育納入總體教育體系之中，或執行的強度和力度不夠，或流于形式，這都與國外的做法相差甚遠，中小學武術教育的缺失和不足是當前武術教育面臨的突出問題。中小學武術教育是培養武術人才的源泉和搖籃，要進一步改革武術教育體系，讓青少年受到武術文化的熏陶和影響，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增強愛國思想。通過武術教育，傳授武術技術與文化，增強體質，塑造精神，以武術中的哲學思想、道德規范和文化內涵，來表達對于中國武術文化精神的繼承和發展，培養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剛健有為的精神，以及“勇者無畏、仁者無敵”的先民“武士”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武術精神鐵骨錚錚，剛健有為，浩氣撼山岳，大義秉春秋。在中華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影響下形成的武術精神，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

（2020年4月8日，庚子年，農歷三月十六）

作者簡介：盧飛宏，原名盧緒波，字翰林，號浮來居士，別號東方飛宏，東海盧氏，飛宏子，中華文圣拳全國總會副會長、秘書長，非遺武術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傳承人，中國當代武術名家，中國民間宗教武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世界華人運動會中國山東分會濟寧分會副主席，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專家，山東省青少年非遺武術教育研究中心研發專家，吉林省武術科普專業委員會高級顧問。《文圣拳武學三部曲》編者，即第一部《圣拳經典》（作者：盧飛宏、張麗光），第二部《文圣論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冊）等約300余萬字的武學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