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飛宏：士的獨立人格與精神信仰(摘錄)

摘錄:《中國士文化的道義哲學研究》
士的獨立人格與精神信仰

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奠定階段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崩壞”，“天下無道”，社會秩序混亂，在這樣的情況下，士大夫自愿承擔起社會責任，重建社會秩序，成為“道”的社會秩序維護者和價值承擔者。《論語·里仁》孔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衛靈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章》）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曰：“無恒產而有恒心，唯士為能。”（孟子·梁惠王》）三圣之言，皆強調“士”治天下、護道義、愛人民的公共品質。自古華夏民族具有“士”的精神，士者，智信仁勇義也。士講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士推崇“道”與“德”的統一。“八德”是士人的人生觀和律己、修身的基本標準。士文化的本質和精髓，在于人講立身之道，在于國論治國之道，它是民主主義的雛形。士有風骨、有氣節、有精神，有著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追求。士對民族、對國家忠心不二，為了理想和信念，為義為忠，舍生取義。士為天下計，賤名利，輕生死，知不可為而為之，有殉道主義的精神，為后世之楷模，為世人所敬仰。社會在進步，歷史在發展，士這種敢于犧牲的殉道精神是非常寶貴和重要的，這些精神對于重塑現代社會中國人的性格具有積極和重要的意義。士文化飽含著善良文化基因，是剛柔并濟、博大精深和充滿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人文思想中積累的豐富碩果。文化是民族的血脈，而士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根本思想文化，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發揮過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士的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支柱，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生命基因。現代文化傳承昭示著迫切需要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士文化，國家和民族需要士之德操、思想、情懷與精神的回歸。

“士”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士人是華夏文化真正的承載者、繼承者和弘道者。士文化萌出于封建時代，但它并不是沒落的封建文化，而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積淀的優秀文化。士文化雖然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中逐漸衰落，并使社會士階層不斷消失，從而也使民族和社會“精神精英”文化的傳承隨之衰亡。但士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激勵著有識之士扛起文化傳承的大旗，繼續肩負起國家與民族前進發展的重任。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士”的精神內涵也不斷隨之而發生變化，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八股取士”是明清統治者加強專制統治的重要措施，禁錮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扼殺了民眾的聰明才智，阻礙了文明文化的進步發展，同時也阻止了人才的培養，對民族發展的危害極大。中國近代飽受帝國主義侵略與瓜分，喪權辱國，以及割地賠款的屈辱，重要是清政府的封建專制統治造成的惡。它反映了封建統治者的腐朽無能，是清朝的文化專制、奴化教育導致了中國積弱貧窮和民眾心理素質懦弱。另一方面與國人的“士氣”不張和士文化的衰落有著重要關系。更重要的是封建社會長期“重文抑武”“重文輕武”以及“禁武”的政策造成的嚴重后果，喪失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封建專制文化將士人鑄造成了缺少“士氣”與骨氣的“儒生”，致使中華民族精神確少了陽剛之氣，培養了國人的奴性，麻木了國人的精神和靈魂，軟化了國人的脊梁和筋骨，扼殺了國人后天的競爭力，以致這讓炎黃子孫飽嘗了切膚之痛的近代史教訓。中國“士”的精神被長期封建專制統治所閹割，不斷隔斷了中國士文化的發展，也逐漸扭曲了民族靈魂和性格。現代社會中國人最主要缺乏是“士”的精神培養和士文化的教育，要讓中國人具有士的信仰和精神，士的氣節、思想和品質，讓士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撐，從而讓這個民族不斷迸發出噴薄向上的活力和生命力量。士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絢麗的瑰寶，必將以其輝煌的精神和思想在未來歷史發展進程中大放異彩。重視儒、釋、道、墨、兵等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大力弘揚民族尚武精神，培養國人堅定的信仰與血性，對于重塑中華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以及增強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都具有重要意義。它可以培養出國人為民族利益而獻身的精神，塑造民族高貴的品格，使每一個中國人都能成為有堅定信仰的人，成為有責任擔當的人，敢于維護正義的人，以及為民族大義而舍生忘死的人。

從春秋戰國時期士大夫精神基本形成，到秦漢時期，再到魏晉、宋明、晚清、現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歷程。在這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士大夫創造、形成了十分豐富的精神文化。“士”具有自由的思想，有崇高的人生追求，無論面對何種艱難困苦，都能保持本真。孔子的弟子顏回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他卻能“不改其樂”。“士”能做到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絕不會為了物質利益而變節。“士”的形是劍，象征著精神、勇氣與智慧的完美結合，古代讀書人無論多窮困也要仗劍而行。文士愛劍比武士有過之而不及，這是“士”崇道尚武精神的重要體現，代表著身為士族的氣節、風骨、勇氣與尊嚴；它是一種精神和身份地位的象征，也包涵著禮制和修身養德的含義。如西漢初年軍事家韓信早年窮困潦倒時，但仍佩帶寶劍以彰顯身份。古代文人佩劍反映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書劍”文化，也體現了中華民族靈魂中要求文武兼備的理想人格追求。《禮記》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自秦漢以來，對這句話的解釋都是“庶人沒有資格受禮遇，大夫擁有特權不受刑”，這種解釋，與原話的本來意義是違背的，這是“以封建的特權觀念去解釋帶有原始性質的、以天神報這為根據、以血緣宗親行正義的遠古刑禮觀的一種曲解”。另一說，所謂“士可殺不可辱”，意思是刑法不能加在大夫身上，“士”這些貴族一旦發現自己犯了過錯，不恥于受審、上刑場；士認為上刑場是受到了侮辱。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春秋戰國時期是思想最為開放繁榮的時期，也是道德和知識能夠唯一比肩財富地位的崇高時期。有些君主為了得到一些賢才的幫助，經常對“士”免去君臣之禮，以禮相待，平起平坐，表現了對“士”的充分尊重和崇尚。中國古代的“士”有獨立人格與高尚操守，為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隨著時代的變化，“士”的身份雖然發生了某些變化，但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及信念卻始終沒有改變。士大夫有相當強烈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或者說主人翁意識，這是造成他們有張揚的個性，以及敢于維護正義和統治者對抗的重要原因。“士”之獨立人格是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的主干支持，有“士”在，“士”的精神就在，“士”的人格就在，中華民族、中國文化就能繁衍延續。沒有了獨立人格，“士”這個階層也就不存在。“士”的精神獨立、自強不息品質，成為鞭策中華兒女不斷開拓進取的永恒的精神力量。

《呂氏春秋》“士容論”：“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朗然不儇，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朅。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士”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與抱負。諸侯以國為己任，大夫以家為己任，而士以天下為己任。士不論文武，最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先天下之憂而憂，承擔擔負天下興亡的責任意識，為理想而獻身，視名節為一切的精神。正是這種匡扶濟世，胸懷天下，救黎民于水火的高貴品格成為中國歷代士人的精神支柱。士有“志于道”的堅定信仰追求，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情操，有熟知經典與禮樂射御書數的知識技能，有社會道德綱常的教化維護，以及詩文琴棋書畫及優游山水的生活雅致。中國古代那些膾炙人口的故事，大多是由士擔任主角的，如秉筆直書的齊史，安貧樂道的顏回，“人固有一死，或重或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司馬遷，捐軀死國的顏真卿，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居廟堂之高而憂其民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譚嗣同等等，是他們的精神推動了中華民族滾滾前進的巨輪，他們是中華民族永恒的脊梁。戰國時代偉大的詩人和政治家屈原，具有崇高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忘我的斗爭精神和性格，他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信念，不屈不撓的堅強斗爭意志，壯懷激烈的氣節和風骨，以民為本憂國憂民的情懷，融注著中華民族偉大而悠久的精神，顯示出民族的無窮力量。屈原精神代表一種追求卓爾不凡的精神，是一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正是這種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勵那個時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探索，為中華民族創造出燦爛輝煌的文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是一種殉道的精神，這是人類高貴的一種精神，當自己信仰的道義遭到毀滅，寧愿選擇與道義同時毀滅，也就是選擇與道義永遠同在。“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是一個人為君王所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的豪邁氣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一群人內心世界對責任與道德的使命感。《呂氏春秋·士節》：“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中國歷史上那些名臣賢相及志士仁人胸懷天下，安貧樂道，通達生死，恪守名節的道德規范，無不讓人心懷崇敬和敬仰。

士大夫是中國歷史上形成的一個特殊的集團，他們是知識分子與官僚相結合的產物，是一種文化的結晶體。中國古代文化中，士大夫階層政治文化的地位尤為重要，他們獨立衍生出來的士大夫文化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和價值觀。士大夫精神是以文載道。它是心憂天下，以節死國的忠烈；它是心寬體胖，寬宏大量，不為五斗米折腰；它是勇敢的大無畏，它是視死如歸的決心與忠貞，它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士大夫以自身的文化教養、道德自律、社會責任心，承膺著蘊蓄傳統文化、推動社會文明發展的使命。這一泛集體階層，始終代表著當時最先進的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士大夫精神以天下為己任，將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每當國難臨頭之際，他們都前赴后繼地流血犧牲，激勵萬民起而救亡圖存。中華民族歷盡劫難而始終沒有被滅亡，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中國的士大夫精神往往跟中國傳統國學，包括傳統哲學、文學、歷史有密切的關系。特別是中國古代豐富的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如諸子百家、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這其實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達和追求。《呂氏春秋卷十二·季冬紀·士節》：“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獨立人格是“士”的精氣神和脊梁骨。如果沒有獨立人格，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也就失去了主干支持，也就沒有中華民族精神的延續，中國文化就將會在一團軟泥似的“士”的身上斷裂湮滅。士作為專制制度下的一個特殊群體，它在先秦時期具有獨立性人格，隨著時代變遷，漸漸產生了人格分裂，大多數“士”為了生計溫飽，不得不形成對君主的人身依附。而那些入仕的“士”，在權力腐蝕下，不能知行合一，產生了對價值觀的背離，腐敗變質。在長期的封建專制社會中，很多知識分子成為“道”的背離者，在統治階級的淫威和利誘之下，失去了信仰，隨波逐流，自感墮落，遺臭萬年。信仰是道德的源泉，一切道德都來自于信仰，信仰是決定一個人人格的基礎。一個沒有堅定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同樣一個沒有信仰的人是可怕的。民族有信仰，人民才團結、有道德，國家才有力量，社會才能進步。讓我們走進歷史，感受中國傳統文化中那股生生不息、傳承至今的精神力量之士的精神，讓這種噴薄向上的精神在當今社會中綻放出更加絢麗的風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我們要建立對“士”精神的支柱信仰，崇尚“士”和英雄文化，用“士”和英雄精神激發前行力量。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坐標，是民族崇高的精神圖騰，是國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郁達夫在紀念魯迅大會上說：“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個有英雄卻不知敬重愛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儒家是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漢武帝時期為維護中央集權制的需要，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從而使儒家文化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它對中華民族精神形成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獨尊儒術”是中國文化發生轉折的重大“事件”，它從思想和文化方面加強了中央集權，打擊壓抑了其他諸子各派學說，不利于促進學術的繁榮，也不利于社會的文明進步與發展。儒家學說是華夏民族的文化精華之一，它已滲透傳統文化的血液之中，極大地影響著中國文化的每一個領域。但社會只存在著一個思想，也必然會使文化走向僵化和變質。而一個國家思想的專斷必然導致權力的專斷，社會必然會走向腐敗和墮落。歷史上一段時期中國之落后，實際是一種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社會的鏡子，而未來則是文化的鏡子。儒家思想和文化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中，被統治者加以整理、重熔和改造，將孔子“仁、義、禮”歪曲為愚忠、愚孝、愚民文化，使之成為有力于穩定和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儒家文化作為先秦顯學，失去了其內存靈魂，被淪為封建專制的“替罪羊”“殉葬品”。

墨家倡導愛無差別的價值觀，“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即要求每個人都不分你我、不分貴賤、不論種族、不管血緣地去愛一切的人。這種思想為儒家所宣揚的官尊民卑、嫡尊庶卑、男尊女卑、親親為大、親疏有別、職業分等為等級的思想所不容。墨家“兼愛、非攻”的主張在中華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具有重要進步意義。墨家是富民強國之路、治國興邦之道，積極構筑儒墨互補之橋梁是實現中華文化當代復興的有益嘗試與可能路徑。

（公元2020年5月8日，庚子年，農歷四月十六）

作者簡介：盧飛宏，原名盧緒波，字翰林，號浮來居士，別號東方飛宏，東海盧氏，飛宏子，中華文圣拳全國總會副會長、秘書長，非遺武術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傳承人，中國當代武術名家，中國民間宗教武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世界華人運動會中國山東分會濟寧分會副主席，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專家，山東省青少年非遺武術教育研究中心研發專家，吉林省武術科普專業委員會高級顧問。《文圣拳武學三部曲》編者，即第一部《圣拳經典》（作者：盧飛宏、張麗光），第二部《文圣論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冊）等約300余萬字的武學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