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喊冤被刑事立案，律師努力檢察院撤訴

一起看似簡單的交通事故，當事一方的王某認為交警處理不公，通過網絡平臺喊冤，公安機關以妨害作證罪、尋釁滋事罪對其立案偵查。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趙琮律師、海南海石律師事務所姚文乾律師介入后，通過搜集證據、與辦案機關溝通、選擇恰當的辯護策略，取得了檢察院撤回起訴的良好效果。

趙琮律師

2017年7月8日，王某獨自駕車，行駛中與對向車道的一輛載有兩人的汽車相撞，三人均失去行動能力，被路過群眾救援后送醫，后交警大隊認定王某負主要責任。

據王某及在場參與救援的四名證人回憶，對向汽車內的二人（施某、楊某）身上有明顯酒氣，可能存在串駕情況，但交警大隊在事故后未進行酒精測試。

王某不服，提起訴訟，要求對向汽車內的二人承擔責任，并找到四名在場施救的證人，通過代書、錄制視頻等方式收集證言，作為民事訴訟的證據提交。

歷經一審、二審、再審，王某敗訴，其依法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履行判決書確定的賠償義務后，王某通過信訪渠道反映問題，并通過社交平臺發聲，認為交警大隊相關人員在處置事故時存在故意包庇的情況。

2022年8月，當地交警支隊向刑偵中隊移交線索，認為王某發布的信息污蔑了有關部門形象，構成尋釁滋事罪；其向法院出具的四份證言系虛假證言，構成妨害作證罪。

隨后，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趙琮律師、海南海石律師事務所姚文乾律師介入此案，經過兩位律師不懈努力，自2023年9月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至2025年5月檢察院提起公訴，最終獲得了不起訴決定。

趙琮律師、姚文乾律師介入后，首先為王某爭取了取保候審，有針對性地明確了本案的多個切入點，認為本案具有一定的打擊報復嫌疑，公安機關、檢察院認為王某構成妨害作證罪有拔高硬湊之嫌，并不斷搜集、固定當事人無罪的證據：

兩位律師認為，首先，四名證人沒有出具違背自身認知的虛假證言。經詳細逐句比對發現，四名證人在民事訴訟證言和刑事案件筆錄中，對“是否酒駕”、“是否串駕”表述一致，其證言不是虛假供述。

其次，構成妨害作證罪要求在行為上采取“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在結果上對司法秩序造成實質性影響。

兩位律師認為，王某讓四名證人出具證言，是基于互相認識的人情關系；且三級法院都沒有采納這些證言，未對司法秩序造成實質影響。

此外，王某在民事敗訴后，首先依法承擔了賠償責任，而后通過信訪等方式主張權利，明顯不具有擾亂司法秩序的主觀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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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案，“法度Law”對話了代理該案的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琮律師，請他對此案的辯護過程進行了分享。

Q

你們是在什么情況下接手這個案子的？

趙琮律師：我和姚文乾律師接手案件時，當事人因妨害作證罪、尋釁滋事罪兩個罪名被拘留，處于公安機關提請檢察院批準逮捕的階段。

據了解，當時偵查人員著重收集了當事人在互聯網上反映民事案件情況、認為涉案單位及個人沒有秉公執法辦案的證據材料，例如微博文章截圖等，認定王某系“編造歪曲事實，損壞人民警察、人民法官的形象，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

Q

當時有哪些證據對王某最為不利？

趙琮律師：比較不利的證據，一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及幾份民事訴訟裁判文書，當事人在窮盡了民事手段后，仍無法推翻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的結論，難以在法律上充分地證明對向車輛中的兩人存在串駕、酒駕情況。

二是幾名證人在刑事案件階段形成的詢問筆錄，由于各種因素，證人對民事訴訟中的證人證言展現了一定的猶豫態度，如稱自己只是簽名、不是親手所寫等。

但是，在妨害作證罪刑事案件中，存在三種事實：一是現場實際發生的客觀事實，二是民事訴訟認定的法律事實，三是證人在現場看到的主觀事實。妨害作證罪關注的，就是證人是否如實反映了自己看到的主觀事實。

對證人而言，只要其按照自己的認知、記憶如實陳述在現場看到的主觀事實即可。這是我和姚文乾律師在法庭著重向法官強調的意見，不能讓民事訴訟中認定的法律事實擾亂本案審理。

Q

接手本案后，你選擇的辯護切入點主要有哪些？

趙琮律師：核心辯護角度是各證人沒有出具虛假證言。

一方面，證人拍攝了現場救援視頻，對向車輛上的兩個人分別被從駕駛座、副駕駛座救出車外，呈現了一定的面部特征，且視頻的畫外音有圍觀群眾在討論“酒味”的情況，證明當事人王某所說的就是現場客觀事實。

另一方面，我和姚文乾律師詳細對比了幾名證人自案發以來的所有陳述，包括文字證言、視頻證言、交通事故案件卷宗中的詢問筆錄、刑事案件卷宗中的詢問筆錄、民事訴訟當庭作證時的庭審發言等，并對有關“是否酒駕”“是否串駕”“如何得知駕駛員是誰”等問題進行了逐一篩選。最終發現，證人對上述問題的陳述內容是基本一致的，他們沒有違背自己記憶。只要證人在提供證言時如實供述了其所了解的情況，就不能認定為作偽證。

此外，我們還從妨害作證罪對行為方式、結果的要求上進行了重點辯護。

妨害作證罪要求行為人“以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指使他人作偽證，行為人使他人作偽證的方式，必須具有與暴力、威脅、賄買等具有同等程度，這種方式必須對證人或他人有極強的影響力。這既是法律條文的明確要求，也是《刑事參考案例》確認的裁判原則。四名證人出具證言、出庭作證，是基于與王某的人情，也是基于還原展示客觀事實的公民義務，與妨害作證罪的行為要求相差較遠。且三級法院都沒有采納幾名證人的證言，明顯未對司法秩序造成實質影響。

同時，我們曉之以情、動之以理，闡述王某沒有妨害作證罪的主觀故意。

王某從來沒有意圖擾亂司法機關的庭審秩序，相反，他內心確信對向車輛二人存在酒駕、串駕的情況，卻無法在民事訴訟法庭中取得證據上的優勢，因此通過遞交證人證言、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等方式以還原案發現場情況。

窮盡民事訴訟手段仍敗訴后，王某第一時間履行了法院裁判文書確定的義務、進行了賠償，爾后才通過信訪等手段維護自身權利，反而證明了他對法院、對司法權威的遵從。

Q

在制定方案和預測結果時，本案最大的風險或不確定性因素是什么？你們做了哪些準備？

趙琮律師：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于本案的報案過程。

由于當事人通過互聯網、信訪等渠道發聲，認為辦案人員存在未對對方進行酒精測試等情況，故當地交警支隊向刑偵大隊移交了犯罪線索，有通過刑事手段息訪罷訴的意圖。

為此，我和姚文乾律師將案件的這一重點背景向檢察官、法官進行了多次傳達。在溝通中，辯護人反復向辦案人員強調，本案具有復雜背景、且明顯不符合犯罪構成，作為承辦人，檢察官、法官應當對案件質量負責，從證據、法律上進行嚴格論證把關。

Q

本案代理過程中，你認為最具挑戰性或最棘手的問題是什么？

趙琮律師：如前述問題所述，辯護人擔心案外因素對本案的審理結果產生影響。且案件戰線較長，公安機關從立案到移送審查起訴歷時一年多，檢察院歷時近一年提起公訴，從立案到第一次開庭歷時近三年的時間，更增加了案件的不確定性。

在此過程中，需要不斷跟進案情走向，判斷辦案機關想法及傾向，針對性地進行溝通。

Q

當事人被錯誤刑事立案且長期訴訟，是否建議其提起國家賠償？

趙琮律師：沒有建議提起國家賠償。

當事人王某雖被拘留，但是2022年11月檢察院認為無逮捕必要、未批準公安機關的逮捕申請，且本案不存在違法拘留、拘留超期的情況。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的，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所規定的賠償范疇，故未建議當事人提起國家賠償。

Q

結案后，你是否對本案進行了復盤總結，有哪些可以分享的經驗？

趙琮律師：持之以恒的溝通是成功辯護的重要一環。

審查起訴過程中，我和姚文乾律師多次與檢察官進行溝通，對本案的背景、證據合法性、罪名構成等問題發表意見，自2023年9月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至2024年4月檢察院退回補充偵查、2024年8月提起公訴，檢察院對是否提起公訴的問題有過多次考量。

一審開庭結束后，我們再次前往法院，與承辦法官就庭審中的核心問題當面交涉溝通，將案件全貌、當事人心理狀態完整呈現至法官眼前，建立良好的辯審溝通渠道，為最終檢察院不起訴打下了扎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