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的“美國黨”能否成為美國政治“第三極”？

當地時間7月5日，近期幾度在“挺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反特朗普”間橫跳的超級富豪馬斯克（Elon Musk）宣布成立“美國黨”，揚言將讓該黨成為“打破驢象之爭的關鍵”、“民主和共和黨外美國的第三個政治選擇”。

盡管不少外國圍觀者熱議紛紛，但絕大多數美國本土政治評論員卻對此持審慎甚至漠視的態度。

何以如此？因為美國的“黨”（Party）和其它國家的僅僅是同名的不同概念而已。

包括美國的鄰國加拿大，“黨”都是基于相同或相近的政治訴求聚攏在一起的人們從事政治活動的注冊團體，表達這種政治訴求本身才是“黨”存在和活動的意義所在，選舉則只是其日常活動的一環。由于當代社會政治訴求千變萬化，因此“黨”不僅數量繁多而且分合變化無常，許多小型政黨生存發展數十年，可能一次頂級選舉都未參加過，也有些僅僅在本鄉本土“一畝三分地”生存發展的地方性政黨。

而美國的“黨”卻僅僅凸顯“選舉”和“籌款”兩個功能，其它功能都在為這兩個功能服務，甚至不妨說連“籌款”也是在為“選舉”功能服務，相反，即便政治訴求迥異的人也可能為了共同的選舉或籌款目標聚攏到同一個黨的框架下，馬斯克甚至特朗普都有在兩黨間反復搖擺的前科，民主黨總統的內閣擁有共和黨籍部長或相反也是司空見慣的，不論籌款時倒戈或組閣時跨黨搭班子，都不需要退黨甚至特別聲明，也不會有人真的大驚小怪。在“中間選民”大行其道的時代，所謂“民主共和黨人”或“共和民主黨人”甚至成為美國議會政治的主角，持有相近政治訴求卻因選舉利益不同而站在對立陣營（或相反），在美國司空見慣，而在其它國家則幾乎一定會導致政黨的重新整合（如原是社會黨骨干的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因政治訴求差異整合出全新“前進黨”）。

單純凸顯選舉、籌款功能的美式“黨”一方面鈍化了黨派的政治訴求差異化功能，另一方面讓黨務簡化為單純的選舉保障和選舉競爭，如此一來本應是“多選一”的政黨政治在美國也簡化為典型的“yes or no”二選一，民主黨和共和黨既然沒有鮮明的政治訴求差異，那么繁多的政治多樣性就可以很方便地被任何一個黨的框架覆蓋——“只要讓自己的代言人選上不就好了”？如此一來，“yes”和“no”足以滿足一切選舉需求，而民主黨和共和黨恰好滿足了一個yes和一個no。

當然，即便如此也還是有人會執拗地選擇“兩樣都選”或“兩樣都不選”，但顯而易見，就像一張注明“二選一”規則的考卷一樣，在美式兩黨制框架下“兩樣都選”、“兩樣都不選”的答題者既十分稀少，也注定獲得無限接近零分的成績——而這樣的選擇在美國正是“第三黨”。

熱衷于數據統計的美國人曾經為“第三黨”悲慘的參選史做了一份總結，其“成績單”近乎慘不忍睹：成績最佳的是曾任共和黨主席。美國總統和著名統帥的老牌政治家西奧多.羅斯福（Teddy Roosevelt），他的“公牛與駝鹿黨”（Bull Moose Party）在1912年總統大選中“榮獲亞軍”，獲得88張選舉人票和27%普通票，壓倒了共和黨，但脆敗給民主黨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這也是“第三黨”迄今唯一一次打破民主、共和兩黨的“萬年決賽格局”；二戰后“第三黨”表現每況愈下，1968年白人至上主義者、代表“美國獨立黨”（American Independent Party，知名度最高的“第三黨”）參選的前阿拉巴馬州長華萊士（George Wallace）獲得45張選舉人票和13%的普通票，作為第三黨候選人表現僅次于羅斯福，他也是迄今最后一位獲得過選舉人票的“第三黨”候選人；1992年億萬富翁佩羅（Ross Perot，同樣代表獨立黨）獲得19%普通票，卻連一張選舉人票都沒獲得。佩羅是二戰結束以來獲得普通票最多的“第三黨”候選人，且財力豐厚，這樣的一位挑戰者居然“零選舉人票出局”，表明美國兩黨制更趨成熟，“第三黨”別說獲得全面勝利，就連偶爾“偷雞”的機會都不多了。

近年來勢頭最猛的“第三黨”是成立于1971年的美國自由黨（Libertarian Party），該黨連續參加了10多屆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中不乏曾以共和黨或民主黨候選人身份當選參眾國會議員甚至州長者、著名政論雜志主編、億萬富翁和科技巨頭等名人，前新墨西哥州長、加里.約翰遜（Gary Johnson）、前馬薩諸塞州長威廉.維爾德（William Weld）、《自由共和國》雜志負責人彼得森（Austin Petersen）、電腦反病毒公司老板麥卡菲（John McAfee）等都曾出現在該黨政府總統候選人或提名競爭單上——然而如此既努力又有毅力的“第三黨”，其候選人得票率歷史上僅一次超過1%（1980年，候選人克拉克Ed Clark，得票率1.01%），從未在總統大選中獲得哪怕一張選舉人團票。

馬斯克在美國政壇和社會的知名度、號召力顯然遠非西奧多.羅斯福可比，甚至從相對角度也遠遜于華萊士，充其量只能媲美同樣曾是美國頂流富豪且有漫長參政歷史的佩羅，加上其“變色龍”屬性和“杠桿投機”天性在網絡時代暴露無遺，注定很難持久凝聚美國高端政治家和基層政治活躍人士的持久關注，更難持續吸附他們放棄駕輕就熟的yes or no體系，在一門標準化命題的考試中押寶“奇葩閱卷者”，去選擇在答題時質疑考題本身。

日前完成初選的紐約市長選舉似乎提供了一個旁證：公認且自證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出生于烏干達的印度裔政治家曼達尼（ Zohran Mamdani）選擇以民主黨候選人身份參加，并在初選中脫穎而出，而他如此選擇是受到同樣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OC）提點，后者同樣選擇加入民主黨體系，并成功以民主黨人身份當選眾議員。這兩位左翼政治家通過“保留政治訴求”加入yes or no框架并獲得成功，而民主黨則通過接納他們收獲選舉勝利，他們在美式政黨體系下各自獲得了自己的基本利益（美式政客需要借助兩黨體系在更高平臺表達自身訴求，美式政黨只要能勝選并不計較自己的候選人有多少“政治色差”），只要不觸犯眾怒，在各自平臺遵循最基本的黨派紀律（如一名眾議員，在黨派規定“統一投票”的個別場合不能“任性”，其它時間則隨意），就不會引發麻煩——一如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伯尼.桑德斯幾（Bernie Sanders）乎在所有議程上都“相性不合”，但他們卻在美國政治舞臺上頂著同一個“驢頭”相安無事幾十年。

正因如此，馬斯克組建“美國黨”以挑戰特朗普的統治只能是下策——因為他此舉意味著不僅以特朗普或共和黨，而是以yes or no的美國政黨體系框架為挑戰對象，這幾乎毫無勝算，考慮到馬斯克的“變色龍”屬性，他的“美國黨”弄不好會成為一只不能語冰的夏蟲。

那么有沒有中策和上策？有。

中策是“帶答案投入特朗普的對手黨”，即爭取以民主黨候選人的身份在某一層級擊敗特朗普或其代理人（考慮到特朗普已不能再參選，在合適層級或區間狙擊其代理人還是有機會的）。

上策則是“帶答案投入特朗普的黨，并逐漸置換黨內的特朗普因素”。只有置換并覆蓋掉特朗普的選項，才最有機會且最“治標治本”地能夠復制“特朗普式成功”——事實上他正是用這一招將一個長期充斥新保守主義色彩的共和黨，在幾年間改造成躁動不安的紅脖子MAGA黨，而特朗普核心支持者最大的戰斗力保證“只認特朗普本人”，在特朗普一天老似一天且已任滿兩任的當下，正是若隱若現的最大命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