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技革命到AI競爭：大國崛起的關鍵變量

劉誠／文

歷史上，全球大國的崛起總是與科技革命緊密相連。

當今時代，全球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恰逢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AI領域的國際競爭也愈演愈烈。從歷史、經濟和政治的視角分析科技革命，并預判AI國際競爭態勢，這值得社會各界密切關注。

歷史邏輯：科技中心的演變

1954年，英國學者約翰·德斯蒙德·貝爾納（John Desmond Bernal）在其著作《歷史上的科學》中，首次系統地提出了“全球科學中心轉移”這一學術命題，探究了全球科學活動主導地位在地理空間層面上的歷史性變遷情況。

1962年，日本科學史家湯淺光朝通過定量統計分析發現，近代以來，全球科學中心按照“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的順序依次轉移，轉移周期大約為80年，這一規律被后世稱作“湯淺現象”周期律。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1992年曾經指出，從歷史上看任何大國的崛起都與科技創新緊密相連，都遵循著“科技創新—國內標準國際化—提供區域和國際公共產品—主導國際輿論”的成長路徑。

也就是說，科技中心是經濟中心、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以及軍事中心的先導力量，是大國崛起的第一步。

經濟邏輯：經濟范式的躍遷

然而，科技革命并不必然引發產業革命。例如，各大文明古國雖有許多偉大的科技發明，卻未能催生出現代工業；意大利作為近代第一個全球科技中心，也未能率先掀起產業革命。

這說明，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科技革命等同于產業革命，二者之間存在一定“鴻溝”。換句話說，科技革命需要實現“驚險一躍”，即通過商業化、產業化、規模化生產，才能轉化為產業革命，這實際上需要形成系統性的經濟范式轉換。

正如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所指出的：“科學的發展不是通過連續和線性的方式，而是經歷一系列‘范式轉換’來發展的。”具體而言，這需要一套從技術到經濟的完整范式，涵蓋生產設備、燃料能源動力、基礎設施、城鎮化、人口結構、市場規模，以及適應新產業發展的社會規則等多個方面。

縱觀全球大國的科技史與經濟發展史，通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GPT）在全社會的普及應用，是實現經濟范式轉換、完成從科技革命到產業革命“驚險一躍”的關鍵所在。例如，蒸汽機啟動了第一次產業革命，內燃機和電氣化技術成為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標志，計算機和互聯網則引領了第三次產業革命。

也就是說，盡管科技革命中全社會涌現出大量發明創造，技術路線紛繁復雜，但從技術經濟范式轉換的歷程來看，關鍵在于抓住其中的GPT技術，并盡快實現經濟范式轉換，從而引領全社會經濟實現躍遷。

GPT作為一個明確的經濟學概念，由斯坦福大學的蒂莫西·F·布雷斯納漢（Timothy F. Bresnahan）和特拉維夫大學的曼努埃爾·特拉伊滕貝格（Manuel Trajtenberg）于1992年首次提出。

在他們看來，技術具有一種樹狀結構，幾個主要技術位于頂端，其他所有技術均由它們派生而來。他們定義GPT具有三個重要特征：普遍適用性、創新互補性以及技術動力性。鑒于GPT的重要意義，經濟學家普遍認為，GPT在國家經濟崛起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政治邏輯：大國的崛起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導致國際權力的集中，進而引發大國的崛起。對此，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論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新范式的中心崛起與外圍擴散。

可以說，科技革命引發的產業革命，天然地推動了世界權力中心的轉移。尤其是，GPT帶來了科技革命以及大國崛起的可能性。

經濟學家關注一個國家如何借助GPT出現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范式轉換以及國際產業和權力中心的轉換機遇，從而推動大國崛起。

有學者強調全球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因為一個大國若要抓住科技變革的機遇，就需要在GPT發展初期積極建設與之相關的基礎設施。

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有技術革命，更有基礎設施、經濟發展范式等方面的全面轉型與變革。比如，航海和港口的發展，曾為英國、荷蘭、西班牙等國家的崛起提供了機遇；鐵路和電報電信曾為美國的崛起提供了機遇；高鐵、汽車、電子元器件、互聯網為二戰后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的騰飛提供了機遇。

權力中心在塑造大國的同時，也會同步形成一些圍繞大國的小國，進而形成中心外圍權力秩序。

有學者深入探討了技術擴散和大規模應用對于大國秩序演變的作用，提出了GPT擴散理論，并指出決定哪個國家能夠擁抱未來的關鍵在于GPT的基礎設施，而不僅僅是在創新領域搶占高地。

與新的GPT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形成產業革命與金融資本相融合的新范式。在這一過程中，新范式要突破舊有社會制度框架的阻礙，在舊有體系斷裂時吸收技術革命的新范式，并與新形成的社會制度框架重新耦合，從而發揮GPT的技術互補性，使其在大國崛起中發揮更大作用。

從中也可以看出，中心外圍的國際權力格局在一定時期內是相對穩定的，中心國家在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外圍國家能獲得技術溢出和產業轉移的好處，彼此相互成就、共同成長。

正如美國著名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于2006年所指出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是核心區經濟快速增長以及相對其他社會興起的主要原因，隨后新技術和產業就會擴散到邊緣區經濟體。

吉爾平還提出，隨著崛起大國的經濟增長率因革新速度變得相對有限而呈低速態勢，其經濟、技術和組織技能的擴散會削弱它對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處于體系外圍的國家的競爭優勢，此時新興國家獲得后發優勢，這推動了國際權力體系的進一步更迭。

第二種解釋是技術主權和技術民族主義。

一方面，依賴與被依賴構成權力。在國際政治理論中，權力工具是指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捍衛其自主權和施加影響力的手段，包括經濟實力、軍事實力、軟實力以及對通信的控制。

從經濟學角度看，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可以被用作競爭的權力工具。由于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很少是對稱的，各國努力發展非對稱性相互依賴，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自主權和影響力。

例如，中國于2013年發起共建“一帶一路”以及“數字絲綢之路”，這表明中國正在削弱美國對作為地緣經濟力量重要支柱的海上運輸走廊的控制。

另一方面，對他國技術的依賴會損害本國主權。倘若關鍵技術受制于人，就會對他國形成非對稱性依賴，影響本國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國際戰略的自主性。

技術不自主，其他方面也難以自主。例如，由于不是技術領導者，俄羅斯幾乎沒有能力與美國和中國的技術生態系統相抗衡。非洲一些國家面臨的一個國際威脅是，在技術積累和實施方面過于落后，從而因過度依賴外國企業而成為“技術殖民地”，這會使其市場飽和并阻礙國內替代品走向成熟。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方法是通過與中國合作，建立本地技術儲備，并將本地產業發展納入全球技術生態系統中。

時代邏輯：AI國際競爭

首先，怎么看這個時代？

當前，全球呈現出多元科技中心、多元經濟中心的格局，競爭態勢愈發復雜。

歷史上存在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一國獨大與全球自由秩序并存。當一國在科技革命中迅速崛起，且其他國家尚不構成威脅時，國際分工會鞏固該國對戰略產業、運輸走廊和金融工具等地緣經濟權力杠桿的控制，使其能夠通過全球化放大技術優勢所帶來的市場紅利。

因此，該大國會主張全球化，并愿意分享其先進技術。與此同時，具備技術基礎的追隨者通過模仿和學習逐漸成為新興國家，它們有很強的動力推動技術更快地擴散，進而形成了相對穩定的自由經濟國際秩序。

反之，當經濟權力的集中度降低時，自由秩序預計將瓦解，相關政權會變得更為脆弱，最終可能被重商主義安排所取代，此時國家權力將建立在市場力量之上。

第四次產業革命就發生在這樣一個支離破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美歐日等經濟體對自由貿易的承諾減少，這一重大變化將使它們的經濟戰略變得更加肆無忌憚、更具強制性和破壞性。

其次，怎么看AI？

當今社會已從平臺經濟時代邁入智能經濟時代，從數字化階段進入智能化階段。從中日對比來看，日本實際上抓住了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機遇，但在個人電腦、智能手機和平臺經濟轉型過程中錯失良機。中國抓住了第四次產業革命在個人電腦、智能手機、平臺經濟、新能源汽車、自動駕駛等方面的機遇，但在第三次產業革命中存在歷史遺留的短板（如芯片半導體領域）。

我們亟待研究的是：與第三次產業革命相比，第四次產業革命新在何處？從日本在第三次產業革命中的表現中能汲取哪些經驗和教訓？例如，如何更快更穩地抓住AI機遇，實現人機協作、虛實融合、實智融合發展。

其三，我們如何在這個時代搶占AI國際競爭優勢？

新一輪科技革命呈現出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深度融合的顯著特征，其核心在于以新興科技為驅動力，推動產業結構的根本性變革和生產力的跨越式提升。

首先，新技術的集群化突破形成了新的生產力體系。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計算及清潔能源技術等新興領域的突破，正在重塑傳統產業的生產模式，并催生出智能制造、綠色能源及數字經濟等新興業態。

其次，產業生態的塑造成為經濟競爭的關鍵。與以往的單點技術突破不同，本輪科技革命強調技術系統間的協同發展，促成了上下游產業鏈的生態化重構。以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智能化與電動化的深度融合，不僅革新了汽車制造的傳統模式，更深刻重塑了能源供應、材料科學及軟件開發等領域的協同生態。

最后，產業部門成為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以人工智能大模型為例，隨著大模型成為引領本輪人工智能革命的技術范式，擁有更多數據和算力資源的產業界逐漸超越學術界，成為推動人工智能發展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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