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怎么總在「破防」？

沒有真正的中產，這身份建立在不穩定的資產估值和高額的負債之上

「中產破防了。」

反復刷到這句話，山姆上架了好麗友，「中產破防了」；孩子放假去的夏令營太貴，「中產破防了」；看到了講失業生活的電視劇，「中產破防了」；什么也沒干就因為到了 35 歲，「中產破防了」。

為什么中產容易破防？

這是最容易提出的問題，但其實也是個陷阱，因為背后是默認的前提：存在一個叫「中產」的群體，而這個群體的特點，就是「容易破防」。

但有沒有可能，問題出在這個前提本身？

人類學家豪道斯·魏斯的書，《我們從未中產過》，觀點明確：中產階級，作為一個穩固的、客觀存在的實體，其實并不存在。它是一套被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一個關于社會流動的現代神話。

這個神話很成功。

它用「中間」（Middle）這個詞，許諾了一個關于個人奮斗就能向上流動的夢想；同時，它又巧妙地抹去了「階級」這個詞背后的一切對抗性。

它為我們每個人，都量身定做了一個角色：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的第一責任人。我們人生的所有成敗，都被歸因為自己的選擇。成功是你投資得當，失敗是你咎由自取。

在關于山姆上架好麗友的討論里，我用了「故事」這個詞，因為關于中產的身份認同，并不基于穩固的權力，也不基于真實的生產，而是基于「故事」，一個無數個原子化的個體，在市場中憑借個人努力自由沉浮的故事。

但問題是，系統從來沒有真的給這些個體自由，這些個體的自由，依賴的是系統的穩固。

比如房子。稍微有些金融常識的不難知道，我們不擁有房子，我們擁有的是一份長達三十年的債務合同。房子的價值，與我們的居住體驗無關，它由利率、貨幣政策和金融市場的潮汐決定。這是一種被金融化了的財產，它的本質是不穩定。

比如孩子教育。要投資孩子的未來，這句話到處都能看到，背后的邏輯是「人力資本」，而從孩子出生開始，我們就要不斷投入，無休無止，期待這「人力資本」能夠增值，于是對孩子的愛，也卷入了經濟積累的冰冷計算中。

比如職業工作。失業、裁員如今甚至已經不再是新聞，沒有勞動者敢說自己的工作是穩定的，幾乎每個人都是隨時可以替換，替換之后還會說這是「優化」，是「降本增效」，意思是你的存在讓系統效率變低。

「中產」這一身份有著根本的悖論。它建立在個人投資的承諾之上，而這些投資（房產、教育、工作）的基礎，卻被一個更大的、個人無法控制的系統所侵蝕。所有的系統性風險，最終都轉嫁給了每一個獨自承擔的個體。

「破防」，正是這種個體在承擔系統性風險時，必然出現的應激反應。

這是個體的焦慮和不幸，那下一個問題是，為什么稱之為「中產破防」？或者說，個體的焦慮，如何演變成一場公共的、持續的輿論狂歡？

這背后，是一臺高效的敘事機器在運作。它由媒體、算法和每一個參與圍觀的我們共同構成。

首先，它利用了一個敘事真空。

過去，我們有一個清晰的故事：「天道酬勤」。這個故事承諾，努力就會有回報。但當現實不再支撐這個故事時，它就失效了。我們失去了談論自身處境的語言，不知道該如何解釋自己的努力與回報之間的巨大鴻溝。

「中產破防」的故事，就在此刻應運而生。它簡單，充滿了戲劇性，能輕易地激發情緒。它填補了這個敘事真空，成為了后「天道酬勤」時代，最主流、最能引發共鳴的新故事。

其次，媒體與算法，扮演了「焦慮商人」的角色。

它們將復雜的社會問題，比如財富分配不均、公共資源緊張、產業結構調整等，打包成一個個簡單的、情緒化的「破防」產品。而像小紅書這樣的平臺，則將這個過程推向了極致。

小紅書上，大家不再僅僅是講述故事，而是提供了一份像素級的「身份說明書」。它把一個抽象的身份，拆解成無數個具體的、可以通過消費實現的步驟，然后構建了一個「制造焦慮」與「販賣解藥」的完美商業閉環。

最后，我們每一個觀眾，都參與了這場「合謀」。

我們為什么會圍觀這些故事？

對于身處困境的人，這是一種共鳴。看到別人為同樣的事情崩潰，能確認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在風暴中。這種圍觀，是一種簡便的心理確認。

對于旁觀者，這或許是一種印證。它驗證了某種刻板印象：「他們果然如此」。在一種被壓抑的社會情緒中，看到「體面人」的墜落，帶來了一種復雜的感受，有同情，有慶幸，也不可避免有幸災樂禍。

還有一個現象，越來越多的人，拒絕說自己是「中產」。

這是一種微小的「不合作運動」。

他們也意識到，沒有真正的中產，這身份建立在不穩定的資產估值和高額的負債之上，搖搖欲墜，隨時可能失衡，想要維持這個位置，人們就得不停加班內卷，自我驅動，自我剝削。

他們也厭煩了周圍的意識形態灌輸。營銷機構和各類 「專家」 還在不斷地包裝和美化這個身份，制造出一個遙不可及的樣板間，這放大了現實與理想的落差。

所以，當人們看清這套話語本身就是一種將人卷入不平等結構的意識形態工具時，選擇拒絕，就成了一種理性的、清醒而沒有代價的抵抗。

但真的徹底拒絕嗎？

我看到一種普遍的矛盾。許多人在口頭上、在思想上，已經徹底拋棄了 「中產」 的幻想，他們嘲笑消費主義，批判 「內卷」。但在實際行動中，他們卻又常常被迫按照 「中產」 的劇本在生活。

一種很常見的小紅書筆記，是低價買到了好看的衣服，這里面的矛盾在于，賣衣服的人試圖在逃離「消費主義」，但這個人可能沒意識到，展示行為本身，也是「消費主義」的一部分，也寫在中產劇本里。

類似的事情還有，一個清醒地認識到教育投入產出比極低的父親，可能依然會咬著牙把孩子送進輔導班，因為他找不到其他更可靠的路徑；一個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斷舍離」 心得的年輕人，可能依然會為了一個帶有身份符號的商品而支付溢價。

我們不能說這是「虛偽」。魯迅說：「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做夢的人反而是幸福的。」我們的處境，是另一種「鐵屋子困境」。

我們的意識可能覺醒了，但行動的選項卻沒有增加。我們可能看到了游戲的荒謬，但我們依然身在游戲之中，并且常常不得不遵守它的規則，因為退出游戲的代價，我們可能無法承受。

所以我們最終的問題，不是「中產到底容不容易破防」，「破防」不一定是壞事，能讓更多人意識到自己所處之地的荒誕，只是我們意識到這個系統的問題之后，究竟如何繼續生活？

這指向了一種更深層次的主體性危機。當我們的思想無法指導我們的行動，當我們的信念無法在現實中找到落腳點時，人就會陷入一種深刻的虛無感。

這或許能解釋，為什么 「躺平」、「擺爛」 這些詞會如此流行。它不是真正的放棄，而是在這種意識與實踐的巨大鴻溝面前，一種無力的、消極的抵抗。

這問題很難有個答案，已經是哲學家的命題，不過依然可以聊聊，我們能做什么。

如果我們的恐懼源于一種隨時可能「墜落」的敘事，那么出路，就不可能是在這套敘事里找到一個更安全的位置。試圖通過更昂貴的消費、更激烈的競爭來加固自己的地位，無法改變腳下土地的性質。

真正的出路，在于主動走出現有的敘事，建立屬于我們自己的新支撐體系。

我們需要從一種「縱向」的敘事，轉向一種「橫向」的敘事。

「縱向」的敘事，是關于攀爬和墜落的。它的世界里只有上和下，成功和失敗，人與人之間是競爭關系。人生由市場估值，價值由消費定義。

而「橫向」的敘事，是關于聯結和創造的。它不再癡迷于階梯上的位置，而是轉向我們身邊的人，轉向我們自己的內心。它關心的是：我能創造什么？我能與誰產生聯結？我的價值，由什么來定義？

這可以落實到幾個具體的行動中。

重新定義「資產」。 我們要從依賴外部市場估值的「租用資產」，轉向建立真正屬于自己的「所有資產」，去掌握真正的技能——不是那些依附于特定公司、隨時可能被替代的崗位職責，而是你自己的、可遷移的、能創造價值的手藝。它可以是編程，是寫作，是木工，是烹飪。是那些能讓你獨立于任何一個平臺，都能創造價值的能力。

重建「關系」。 我們要從基于功利計算的「人脈」，轉向建立真正的關系。這意味著去投入時間和情感，構建基于互助的社群、鄰里、朋友關系。一個社區的育兒互助小組，一個線下的讀書會，一個周末同行的朋友圈。在這些具體的、充滿人情味的聯結中，我們能找到原子化的個體所不具備的韌性。

重塑「自我」。 我們要從被消費符號定義的「品味」，轉向建立真正的自我。這意味著由內在標準來塑造自我認同。你的價值，由你的學識、你的品格、你的創造力來定義，而不是你開什么車、用什么品牌的手機。

用這些具體的、微小的、真實的行動，我們可以來對抗那個宏大的、虛假的、無處不在的系統。這種抵抗，或許微不足道，但它能讓我們在荒謬中，重新找到意義的支點。

畢竟倘若醒來的人足夠多，便未必沒有打破鐵屋子的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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