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永信出事，驗證了一個網絡輿論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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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燕志華

這兩天，網絡都在談論少林寺的釋永信，話題熱度比一個落馬的大老虎官員影響還要大、還要持久。這種現象是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一、釋永信之罪，不僅在刑事，更在于斷了中國人的精神后路

和尚和大學老師一樣，在任何社會都代表一種貴族身份。中國也概莫例外。作為貴族并不一定擁有更多的財富，僅僅代表社會地位較高，是一種精神貴族。

但是作為社會貴族，他們也要承擔很多的社會責任，比如嚴格在社會約定俗成的框架內做事，一旦逾越了這個框架，就打破了社會心理期待，很容易引發社會的質疑，由此不光個體的形象坍塌，而且還容易引發社會信任的風險。精神貴族是個文明契約現象，需要彼此遵守，彼此尊重。

比如大學老師，需要守住知識分子的人文底線，如剛正不阿、人格獨立、傳道授業、不隨波逐流、不趨炎附勢，乃至“君子固窮”等，一旦沖破這個底線，人們看待知識分子的眼光就變了，如果知識分子當了官或者發了財，人們也就不再把你當做知識分子了，視你為官員或者企業家了，那又適用另外一種標準了。社會大眾敬仰精神貴族，但是由此提出的要求，其實是很苛刻的。

再如和尚，你的責任就是念好經，守戒律，做善事，為世人守護好一個“精神后花園”。

所謂“后花園”，就是一條精神后路，人們如果在塵世受挫，起碼還有個地方可以成為精神庇護所，即便不能剃發出家，身入空門，但是可以常來寺廟走走，感受深山古寺的脫俗氣息，或者可以居家“調素琴，閱金經”，從而獲得一時的棲息之所。

中國人自古以來崇尚“儒釋道”三教合一，這構成了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獨特的精神世界。在出世和入世之間達成一種微妙的平衡，受到挫折時候能夠出世以逃避現實，獨自療傷，精神恢復之后又能積極入世以經世致用。這種進出自如、自我調節的精神機制，蘇軾是個典范，他命運多舛而一生豁達，所依賴的，不過就是儒釋道，這使他成為儒林領袖，成就了他的生前身后名。中國人歷來相信，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但是憑借“儒釋道”構筑的“狡兔三窟”的進出機制，人們可以自如地應對各種磨難。

但是釋永信之罪，在于破壞了這種精神通道和人生自我救贖機制，讓人們在市場經濟大潮席卷的時代，突然發現被切斷了精神后路。如果說，城市化對于鄉村的摧毀，在于讓人們失去了故鄉，那么釋永信對于佛門的商業化，則讓人們在內卷的時代，精神無處可逃，淪為焦慮的精神囚徒。

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萬物皆可商業化，被兌換為貨幣，人們對此抱著無可無不可的態度，但是人們認為佛門是一方凈土，是塵世的精神寄托。當釋永信對于佛門下手的時候，人們就突然感覺有些過分了。可以說，正是釋永信觸及了這個商業禁地，觸動了很多中國人的文化禁忌，由此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敏感人物。有些人夸獎釋永信的商業才能，但是顯然用錯了地方。在這個禁忌之地，才能越大，帶來的傷害也越大，正如弓箭如果瞄準了錯誤的方向，力氣越大，偏離越遠。

但是人們又難以確認，釋永信的商業化是否真的不對？

其實，宗教和商業的關系，早就有了答案。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論證了新教倫理如何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現實社會中，西方社會的宗教也激勵人們以勤奮工作、賺取金錢來回報上帝。中國的“儒釋道”并不排斥商業，寺廟的香火，是一種經濟心理交換的生生不息。

但是釋永信不同之處在于，他將佛門的角角落落、一香一冊都進行了明碼標價，并沒有促進人們對于佛法的信仰，反倒讓人們由此失去了敬仰之心。從此之后，社會再無精神后花園，都淪為世俗之地。

二、釋永信出事，驗證了一條網絡輿論規律

釋永信今天出事，之所以引發人們的普遍關注，在于網民在心理上一直在期待這一天，如同在期待第二只靴子的落下，而這一天等得太久。所以當它終于落下的時候，網絡爭相傳播，本質上是奔走相告。

為什么說是第二只靴子？第一只靴子什么時候落下的？是在他大規模啟動了商業化、切斷了中國人的精神后花園之后，就已經嚴重地冒犯了社會大眾，成為大眾公敵，再加上網絡上的各種情婦、私生子的傳聞，以及豪車出入的場景，完全顛覆了人們心目中的少林寺方丈的固有想象，這種信息和圖文視頻，使得人們將其和世俗腐敗直接聯系了起來。那個時候，第一只靴子在人們心理上已經落下了。第二只靴子，不過是人們希望看到實錘，或者看到相關部門出手的那一天。

他的經歷，驗證了一種普遍的、但是人們又習焉不察的網絡輿論規律，那就是當一個人被網民普遍質疑，而且這種質疑從未消散的時候，那么網民的質疑大概率是對的。

正如人們一直質疑釋永信是有問題的，但是一直沒有確切證據，即便多年前相關部門為他正名過、證明情婦和私生子都是“假新聞”，但是這種網絡質疑從未消失過，他的形象一直是灰色的，直到今天，隨著相關通報的出現，才最終證實，網絡此前所有的質疑都是對的。

所謂網絡輿論，可以認為是相當數量的網民對于某個人物、某個事件持有的共同觀點或者類似看法。網絡輿論沒有對錯之分，但是當相當數量的網民持有差不多看法的時候，他們人多勢眾，無論是喧囂還是沉默，其帶來的后果都是驚人的，或者總會帶來后果的。這有點類似古人所說的，“前夫所指，無疾而終”。

為什么這個網絡輿論現象基本是對的？我們可以進行如下論證。

論證一：如果一個人的言行遭到網民普遍的質疑，那么他大概率冒犯了普遍的道德倫理，違背了生活常識。道德是群體的約束力，冒犯道德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生活常識具有真理的力量，因為它是千百年來沉淀下來的人生經驗，在代代相傳中如同基因一樣堅如磐石，當下的觀點和做法如果違背它，無異于以卵擊石；

論證二：如果質疑一直存在，那么表明支持他的正面信息太少或者沒有，表明他獲得的社會肯定也非常少，或者正面的信息不足以覆蓋和壓倒質疑的信息，這意味著他的社會正面價值的比例是小的，而負面比例更大；

論證三：如果質疑一直沒有消失，那或許意味著他的行為一直都在增加人們的質疑，一直是作為網民群體的對立面，加劇了這種沖突；

論證四：這種群體的質疑是一種群體的詛咒，網民在群體心理上希望看到他出事，并推動這種期待自我實現；

論證五：質疑信息，意味著他并未獲得相關部門或者有力部門的高度信任，甚至可能也在抱以觀望，否則出于聲譽形象的保護之需，可能會為他改善網絡不利信息；

論證六：一直以來普遍的網絡負面信息，會令他認識并接受了自己在網民心目中的這種網絡形象，并在社會壓力下和潛移默化中，將此形象確認為自身氣質，無形中影響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由此又惡化了他的網絡形象，類似于“破罐子破摔”，這又增加了質疑性信息。

通過這些簡單的論證，我們可以認為，這種網絡輿論實際會推動自我實現的，從而成為一種規律。這種輿論現象的本質，是網民群體的情緒和心理是一種力量，形成了一種看不見的合力。

就以釋永信來說，多年來網絡質疑從未消失，而且他動輒出入豪車的視頻圖文，更加增加了這種負面的不利信息，他也接受了這種質疑性圍觀，并習以為常，逐漸將之合理化、正常化，甚至認為是一種“名人效應”，他越發地按照這種性格邏輯行事，最終其自我認知和網民的道德要求之間，出現了巨大的落差。在他將一切都合理化的時候，網民卻在等第二只靴子落地。他的最后出事，不過是驗證了這個網絡輿論，真實而有力。

三、釋永信帶來的風險，以及給我們的警示

釋永信在網民質疑性的圍觀中，歷經多年不倒，時間長度跨越十年，網絡質疑從未消失，他生活于網民的復雜目光中，不一定惴惴不安，也可能心安理得，但是群體圍觀構成了一種環境，環境終究會改變人。如今他終于倒下，網絡輿論表現為民心大快。他由此帶來的風險也是很大的。

首先，釋永信和宗慶后的先后“倒下”，客觀上沖擊了人們心底的道德秩序。

此前，宗慶后在生前主動和被動塑造的“布衣首富”的形象，轟然倒塌。他的主動言行，證明他看到了道德的力量，他的被動，證明公關部門塑造的公眾形象，是可以架空他的。雖然人們在心底接受宗慶后作為富豪和企業家，其私生活未必像普通人那么傳統，但是他的日常言行和宣傳人設，和身后的真相，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由此跌下神壇，對于社會大眾的心理形成了強烈的沖擊。

時隔不久，同樣作為社會知名人物的釋永信也出現形象坍塌事件，即便人們對此猜疑已久，并且樂見實錘落下，但是真到了這一天，人們依然感到了巨大的震撼。

兩件事情一前一后，分別沖擊了人們內心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這傷害了人們關于道德的信仰，對于形象宣傳和道德說教，或許會出現嚴重的抵觸心理。再加上他們都有官方的榮譽和身份，無疑對于公信力也有沖擊。

穩定的道德觀念，本身是一個社會最底層的秩序。但是近期兩個社會名人在此領域先后出現問題，無疑會威脅這種社會秩序。網絡的猜疑論、“陰謀論”會因此形成更肥沃的土壤，社會的誠信體系、營商環境、輿論宣傳，會成為犧牲品。

其次，人才人事考察，網絡的負面信息具有參考的價值。

今天的大數據時代，一個社會名人在網絡上常常有較多的相關信息，梳理一下全部信息，從中找到正負面信息的比例，再對照一下現實中的評價體系，可能是具有價值的。

這種負面的信息，其實就是網絡輿情，他在線下社會的所作所為，都會引發關注，從而成為網絡上的正負面信息。中性的、負面的信息更容易引發圍觀。他們在現實社會中容易以宣傳、包裝為自己拓展影響力，但是它初衷是自私的，那就很難直面道德的直視。人們的道德直覺是敏感的，也具有洞察力，當他說的和做的不一樣的時候，這種反差之間，會暴露出人性的很多真相。圍觀者的猜疑，本身是一種社會監督，表現在網絡上，就是網絡輿情。

當然，有的輿情是同一批人反復制造的結果，但是基本是可以進行信息的清洗和甄別。

其三，要敬畏網絡輿論和群體的道德直覺。

一般而言，網絡輿論形成的背后，是一種群體的心理和情緒在起作用。他們在現實社會不一定有機會發聲，也可能不敢或者無力發聲，但是網絡是弱者的武器，他們可以在網絡空間表達自己的觀點。當更多的人表達了同樣或者類似觀點的時候，網絡輿論就形成了，這意味著更多的人在線上展示力量。

這種網絡輿論，可以是喧囂的，也可以是沉默的；也可以是有形的，比如留言、跟帖，也可以是無形的，比如只看不說。但是道德是坦率的、赤裸裸的，人們如果支持一件事，在圍觀的時候總是大聲說出來的，如果人們反感一件事，那么圍觀的時候可以是沉默的，沉默中有千言萬語，震耳欲聾。

這種道德直覺并不意味著它在當下和未來就是對的，因為道德具有時代性，也是隨著時代而變化的，社會發展，反倒是經常犧牲道德。但是在社會的某個發展階段，集體道德就是一種社會秩序，如果某個做法冒犯了集體道德，引發眾人不滿，會形成嚴重的沖突。

這提醒我們，如果某個改革創新的做法在出臺的時候，可能過于超越，會不合時宜，這時候就需要研判后果，或者做好知識普及、輿論宣傳，獲得民眾的理解、諒解。這個過程，本質上是和民心打交道。和民心打交道，是政治社會領域永恒的挑戰性話題。

少數公眾人物，包括地方領導干部，可能會面對這種網絡輿論現象。在干部選拔“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要求下，這種網絡輿論具有群眾監督的意義。在走過數十年快速發展的城市化時代之后，今天的人才考察、干部選拔需要“以德服人”，更有利于形成穩定的合力。

作者簡介：

1. 燕志華 博士

2. 高級記者/紫金傳媒智庫研究員/輿情管理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