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前兩本書都入選文津圖書，這個年輕品牌立住了！

文/朱寶元 東方出版中心副總經理

本文字數雖多，但讀起來毫不費力！

商務君按：一個出版品牌，雖然沒有當下市場追捧的“大爆款”，但策劃出版的前兩本書就入選文津圖書，且均已加印4次。就這樣穩扎穩打，東方出版中心·時刻人文兩年多出版了32種書，總凈發貨超過16萬冊、1500萬碼洋，基本上每本新書都能入選多個榜單。圖書的影響力也為這個年輕的品牌帶來一批忠實讀者，他們主動幫忙推廣產品，讓時刻人文走得更長久。

“時刻人文”是東方出版中心的自有圖書品牌，設立于2022年12月。為什么設立這個品牌？ 先把話說遠一點。

我國出版界有兩個“東方”：一個是東方出版中心，一個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東方出版社。一般的直觀反應，提到“東方”，自然覺得出版社應該叫“社”，首先想起的也就是東方出版社。我到東方出版中心工作后，每遇人搞混，總要解釋一番。

其實，東方出版中心有很好的歷史積淀，前身是成立于1978年11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簡稱“大百科上海分社”），承擔了第一版《中國大百科全書》7卷的編輯工作，以及全部卷冊的校對、印制、發行工作，王元化先生在建社之初就調來工作，后任臨時黨組成員。同時，大百科上海分社還用知識出版社（滬）的副牌，出版針對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讀者的圖書，如錢偉長主編的《多學科學術講座叢書》、倪海曙主編的《現代化知識文庫》等，在1980年代產生了很大影響；現今讀者比較熟悉的余秋雨《文化苦旅》，就是用該副牌最早在1992年3月出版的。

在東方出版中心成立45周年時，執行董事、黨委書記陳義望同志讓我籌備“東方出版中心歷史陳列展”，我翻閱檔案、查找圖書館和舊書網，整理出大百科上海分社和知識出版社（滬）出版的圖書和期刊共630余種。

1995年，大百科上海分社含知識出版社（滬）及海峰印刷廠重組成立東方出版中心，2002年成為中國出版集團成員單位，也是集團唯一在北京之外的二級單位。

重組后，東方出版中心在圖書和期刊出版之外，還有園區的建設經營，這是與一般出版社只出書刊不同的地方，也是取名用“中心”的原因之一。

在圖書出版方面，東方出版中心較好地繼承了大百科上海分社的學術出版傳統，堅持專業立社的出版方向，如在大百科上海分社《中國學術叢書》的基礎上，推出《東方學術叢書》；重版《文化苦旅》，推出“文化大散文”系列、《白玉蘭文學叢書》；出版的汪涌豪、駱玉明主編《中國詩學》獲得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獎，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的《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911）》行銷10余年；還在中國出版集團的領導下，與商務印書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共同出版國家出版基金項目“世界歷史文庫”，承擔了76種之中的40種，是當時較早系統引進出版區域國別史前沿著作的大型叢書。

“時刻人文”品牌的設立

我最初知道東方出版中心是在1997年下半年。《文化苦旅》火熱，我正讀高一，在校門口馬路地下過道的書攤上花了10塊錢，買了本盜版書。20多年后，沒承想就到東方出版中心工作了。入職之初，我做的是營銷發行的工作，之后開始做編輯。在這之前，雖然也接觸過編輯工作，但只是偶爾做文字編輯，沒有做過策劃和出版全流程。

任何有志做一個出版人的編輯，都會有出好書的自我期許，我們也是如此。2021年底，我就開始與同事們模仿著逐步探索。首先考慮到的就是設立一個圖書品牌。這對東方出版中心而言，有提高某一類產品集中度和品牌辨識度的現實需要；對我們這些編輯來說，也是職業與專業、興趣的一個結合點。當然，也受到出版界眾多成功圖書品牌的吸引，還有我們對能夠探索有成的渴望。

結合我們的文史專業與興趣，在取品牌名稱時，考慮以寬泛的歷史類圖書為主，取名“時刻人文”——時間因有人的存在而被賦予意義，而有鏡鑒于歷史、努力在當下、追尋向未來。在2022年12月時刻人文第一種書上市時，我想了一個Slogan——“以知為力，識見乃遠”，并寫下了這樣一段話：“聚焦中國和全球歷史上的重要時刻、事件與人物，出版具有可讀性、知識性、思想性的優質人文社科圖書。在大變局時代，讓我們汲取歷史與人生的智慧，照亮勇毅前行的道路，走向更為美好的未來。”

當下的日常生活讓我們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變化、社會變遷、時代變幻、世界變局的交互張力，這是我的生活體驗，也可能是很多人的生活感覺。我們想通過出版的圖書為更多讀者擴展人生視界，豐富對當下時代的思考，保持有韌性的樂觀精神。我從柳公權的碑帖中選取了“時刻人文”的四字標識，柳字筆力遒勁、極有筋骨，也算是我們對自己、對這個圖書品牌和對出版的圖書能夠蘊藉有味、堅韌向上的自我期望。

兩本書幫我們立起了品牌

2022年12月是時刻人文品牌和第一本書面世的時間，在這之前一年一直在醞釀選題。選題方向上，主要集中在“中國研究”和“世界歷史”兩大類，但不以學科為限，以適當保持品牌和選題的開放性。

我們的第一個選題和出版的第一本書，是重版錢存訓先生的《書于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選這本書，與我的專業有關。在讀歷史文獻學專業博士時，老師給我們開列的閱讀書目中就有這本書。不過，書只能在舊書網上買到，價格也貴，我和同學是從圖書館借出復印閱讀的。此書雖然最后修訂于2002年，但作為中國書籍史的一部經典，結構體大思精，論述簡潔明了，還沒有被替代，是一本很好的入門讀物。之后，我輾轉聯系到錢存訓的侄子錢孝文先生，商定2022年該書英文初版問世六十周年時推出紀念版，我們在疫情中開始了編校工作。

“校書如掃落葉”，此書雖經4次修訂，但編校過程中還是發現了不少問題。作為60周年紀念版，相較于2002年版又增加了一些前后輔文，收錄了許倬云《百五人瑞：錢存訓先生一生行述》一文，邀請沈津撰寫了紀念版序言，收錄了夏含夷為英文增訂再版本撰寫的后序，增補了英文本的《重大考古發現（1899—2000）》《中國文化、書籍與文字記錄年表》兩個附錄和參考文獻；錢孝文還增補了《錢存訓書史著述編年》，提供了書前插圖，并最終審定書稿。整個編校出版過程，我與錢孝文通信不下200封，與他對增補的內容、遇到的問題、封面設計與版式字體等進行了事無巨細的溝通討論。這是我全流程編輯出版的第一本書，也是第一次比較切身感受到圖書出版需要作者方與編輯的緊密合作。

我們的第二個選題是王宏志教授的《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該書從翻譯角度，通過挖掘大量一手中外文獻，細致考證了中英第一次外交的詳細經過，澄清了不少歷史史實，揭示了文明交流中翻譯的重要作用，在世界大變局背景下具有借鑒價值。2022年6月此書繁體版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后，我受這個主題吸引，即開始聯系版權。這本書是王教授近20年研究的結晶，他很珍視，內地已有一位出版人跟進這個選題兩年多。當時，我給王教授寫了很長的郵件，介紹東方出版中心和我們的出版計劃，并在一個周五的晚上與他通話到晚上10點多。最終雙方簽署了出版合同。

這本書能夠被“截胡”，我們的“窮追不舍”是一個因素，而更重要的是王教授的第一本簡體字版圖書《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就是由東方出版中心在1999年出版的，當時的責任編輯是雷啟立，現任華東師范大學黨委委員、副校長。兩人保持著長久的友誼，王教授在多家出版方中做選擇時，征詢了雷校長的建議，雷校長不忘“老東家”舊情，一錘定音，我們也因此相識。因為這本書，我們與東方出版中心的老作者、老同事重續前緣，延續了東方的傳統，很是高興。

2023年6月10日，朱寶元（右）與王宏志在上海圖書館（東館）

兩本書出版后，得到了很好的反響，先后入選第十八、第十九屆文津圖書，《龍與獅的對話》還入選了2023年第二十四屆深圳讀書月“十大好書”、2024年南國書香節十大好書推薦榜，各類榜單也應上盡上。兩書出版至今均已加印4次。這對我們是很大的鼓舞。

選題求新而不獵奇

編輯雖然是雜家，但必須是立基于自己專業的雜家，尤其是在閱讀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從我們兩年多來的出版經驗看，相對專業的學術書要比所謂大眾通俗的泛泛讀物，更有內容價值、明確的讀者群體，也就更有銷量。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不要低估讀者的閱讀能力，也不要高估我們對市場的把握能力。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總結。所以，時刻人文的選題始終堅持專業性第一，求新而不獵奇，在專業性與市場性之間保持一定的張力。

時刻人文的選題目前以“拿來主義”為主，主要出于兩個考慮：一個是引進版圖書，海外出版社和作者不太挑出版方，這對新圖書品牌來說，屬于不拒絕的友好；另一個是引進版圖書經過了海外出版社的一次篩選，在內容質量方面有一定保證。在選擇引進時，我們在考慮可讀性、知識性、思想性三原則的基礎上，主要從國內出版和閱讀的角度著眼于“兩新”——新論題、新啟發。

在籌備的第一年，由于還在摸索階段，我一年內讓版權經理詢權300多種圖書，最后簽約不到10種。這種遴選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看書的內容、看在同類選題中的前沿性和獨特性、看國內的市場情況及是否適合我們出版。出版現在越來越“卷”，任何一個圖書品牌都無法做到像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那樣，能夠將同類主題整齊劃一地收入囊中。由于各種原因，我們雖錯失了不少好書，不過也從中了解到了國內出版社和圖書品牌在關注些什么，尤其是那些競價的圖書，更是如此。

由于首先要考慮控制成本，我們選題時更偏向青年作者的圖書，像李華的《歸葬》、謝偉杰的《東漢的崩潰》、蘭德（Brian Lander）的《惟王受年》、馬碩（Maxim Korolkov）的《古代中國的帝國網絡》、黃庭碩的《南國多秀士》、嚴昊的《胡馬度陰山》等，都是作者在博碩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出版的第一部學術著作。這些圖書在本研究領域有其獨特的視角，在讀者市場方面也有一定的可讀性，除最后一種是今年5月出版的，其他的半年內都實現了加印。

另一方面也注重經典作者的選題。如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宋史專家梁庚堯的著作在東方出版中心出版多年。我們又引進了他的《北宋的改革與變法》《南宋朝野論王安石與變法》兩部新作，重版《中國社會史》和《宋代科舉社會》，推出“梁庚堯作品集”，4種圖書去年出版至今已實現凈發貨近3萬冊。此外，還出版了著名比較文學學者張隆溪的《中國文學史》和《作為發現的世界文學》，美國著名漢學家顧立雅的《中國之誕生》；今年8月還將出版著名蒙古學家札奇斯欽的《蒙古秘史新譯并注釋》《蒙古黃金史譯注》，目前正在編校錢存訓的《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以及南洋研究的著名學者許云樵和韓振華的著作。

梁庚堯作品集

總之，我們選書都在無形中受當下時代、生活境遇、自我思考和閱讀需求的影響，希望選擇的每一本書都有出版價值和閱讀價值。同時，也在積極挖掘原創選題。

與志同道合者共同出好每一本書

時刻人文在出版過程中，尤其是翻譯著作，我們比較注重三個方面：譯者選擇、作者審稿與內容增補。

在譯者選擇上，最理想的當然是作者自己翻譯，《作為發現的世界文學》《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就是張隆溪和陳忠平教授自己翻譯的。但這樣的作者可遇不可求，找尋譯者，我們會先征求作者意見，請作者推薦，因為他們更了解本專業的研究者。如果沒有，我們再選擇合適的譯者。

時刻人文已出版的書，有不少是資深譯者翻譯的，如《1368：中國與現代世界之形成》是董建中老師的譯作，張正萍、周保巍、余靜穎、羅鳴、王一鴿老師分別翻譯了《富與窮》《信用的風險與承諾》《流氓、極道與國家主義者》《美國個人主義的根源》。這些譯者有著豐富的翻譯經驗，盡心盡力，這對譯稿質量是很大的保證。

同時，我們還大膽啟用新的譯者。《東漢的崩潰》是作者推薦他的學生和研究助理劉子鈞來翻譯的。《惟王受年》《古代中國的帝國網絡》是作者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朱騰教授推薦王澤和楊姚瑤翻譯前書、尹嘉越翻譯后書，他們都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在讀博士生。《中國文學史》是請人推薦文化學博士黃湄來翻譯。《中國之誕生》是請人推薦現在愛丁堡大學讀古典學博士的于歆硯來翻譯。還有《奧斯曼的樹下》譯者白賢達、《野獸之魂》譯者李根等。這些譯者都是第一次從事整部書的翻譯工作，專業研究和中英文俱佳，尤其是都比較珍視自己的第一本譯作，認真嚴謹，在翻譯中不僅能盡力做到“信達雅”，而且還指出了一些原著中的錯誤之處，并加以修正。

對于相對熟悉的選題，在翻譯開始前，我都會與譯者就翻譯體例進行溝通，并請他們先試譯幾頁，我從編輯和專業角度做些修改，以便后期較快地進行編校。不太熟悉的選題，就讓責任編輯跟譯者溝通。編校完成后，也會請他們重新審閱，最后尊重譯者的意愿，請他們撰寫譯后記。

書稿翻譯或編校完成后，再與作者溝通，介紹翻譯的情況，請他們審閱譯稿，就翻譯與編校中的問題與他們商量，征求他們的意見。張隆溪教授在黃湄譯完《中國文學史》后審閱了一遍，我們三審三校之后又審閱了一遍。同時，我又向他建議保留書中他英譯的古代詩文，中英對照，相得益彰。蘭德、馬碩、謝偉杰也都審閱了譯稿，提了修改意見。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的《中國夢境》是比較難譯的一本書，我們先是找顧漩，后來又找羅啟權來翻譯，但在審稿時覺得譯文不夠順暢，我又用半年時間對照原文作了修改，并與羅啟權和校譯者陳霞教授作了溝通，請他們審閱修改。之后，我就翻譯體例、一些不太理解的關鍵語句和術語，給康儒博寫郵件，請他指教，最后定稿。為此，我寫了一篇譯后記附在書后，說明了翻譯的過程和體例，把羅啟權對該書主題的闡釋也加了進去。

經過與作者的這些溝通，可以說，我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得到了作者的認可，也讓作者了解了我們端正的態度，彼此間有了更多的認識，建立了信任。由此也簽下了作者的新書，像王宏志的《硝煙中的對話》、張隆溪的《作為發現的世界文學》、陳忠平的《跨太平洋的華人播散族群》、康儒博的《中國的夢與自我修行》等都是因有第一次合作的信任之后，才有第二次合作的結果。有的作者還主動給我們介紹其他學者的書。

有些引進的書，是照原版內容出版的。有些書，我們也琢磨著增加一些附加內容。如《書于竹帛》《龍與獅的對話》《東漢的崩潰》《惟王受年》《古代中國的帝國網絡》《中國文學史》《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等，我們都請作者或讓作者方請專業領域的著名教授，撰寫簡體中文版或中譯本序言。這是通行的做法，也是一個版本的記錄。

有些書，我們增加的前后輔文會多一些，如上文提到的《書于竹帛》，還有今年6月剛出版的顧立雅的《中國之誕生》，這本書1936年問世后，一直沒有中譯本。在翻譯該書英文版內容的同時，我請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撰寫了《顧立雅與我》作為中譯本序言，他還熱心地建議增加顧立雅在1934年和1935年到殷墟發掘現場的照片，以及顧立雅在該書出版50周年時的演講、錢存訓等在顧立雅追思會上的發言和2010年他在芝加哥大學孔子學院成立時的演講《孔子與芝加哥大學》。我又聯系錢孝文先生，收錄了錢存訓《記美國漢學家顧立雅教授》一文；他也熱情提供了多幅有關顧立雅的照片，以及1957年和1961年顧立雅夫婦分別寫給錢存訓的兩封信件的掃描件和釋文。此外，還收錄了顧立雅于1930~1940年代發表的《釋天》《原道字與彝字之哲學意義》《梅迪生——君子儒》三文。最后又請徐堅、鄭威教授撰寫了兩篇推薦序。這些前后輔文和照片，能夠讓讀者更全面地了解《中國之誕生》的內容和價值，也能“讀其書，想見其為人”。

希望能夠帶動更多年輕編輯參與，贏得讀者認可

時刻人文目前只是一個品牌，并沒有成立單獨的工作室，主要是我帶著分管編輯部門的幾位年輕編輯一起來做。基本的想法是，實踐出真知，讓年輕編輯通過參與全流程出版較快地了解如何做書，找到自己的興趣和出版方向，形成自己的“書感”。這也算是落實“東方班子”聯系年輕編輯的機制之一。

最初主要由我來找選題，聯系作者、譯者，參考一些學術雜志和大型出版社、出版品牌的書，確定編校和注釋體例。編輯初審之后，我會詳細地二審或三審，并讓他們與作者、譯者和設計、印制等具體溝通。剛畢業入職的編輯，一兩本書下來，不僅能夠掌握這個品牌的編校規范，并且能夠提出需要商量的問題。

幾位有經驗的編輯已經可以獨立策劃，像《奧斯曼的樹下》《臆造南洋》《拜別唐山》《生長于斯》《野獸之魂》《1723》《環球共此食》都是兩位編輯自己提出的選題，還有一些原創選題尚在編校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開始不斷擴大自己的作者、譯者、封面設計和營銷資源，在選題、編輯、營銷推廣上有了更多的想法，積極性、主動性也更充足了。總之，我們希望時刻人文這塊石頭落到東方的出版池子里，能夠泛起更多的漣漪。

雖然編輯是“為他人做嫁衣裳”，但我們還是希望能把這“衣裳”做得好些，讓作者穿出去和讀者看起來即使不是光彩奪目，也起碼能夠適宜得體。所以，在注重編校質量的同時，對于時刻人文的圖書封面，不采取叢書整齊劃一的風格，而是根據每本書的主題和內容單獨設計，只統一品牌名和襯頁。

內容好的書不一定賣得好，在多樣性、碎片化的閱讀時代，營銷更為重要。時刻人文的書相對專業，從一開始，我們就沒有抱著大賣的期望，只希望能夠保本微利，并靠持續積累，產生一定的品牌影響。

起步時，我們可資憑借的營銷資源不多，只開設了時刻人文的微信公眾號，由我和一位編輯共同編發推文。《書于竹帛》和《龍與獅的對話》首先依靠作者的影響和資源。尤其是《龍與獅的對話》，作者請黃克武、李雪濤、鄒振環教授寫了推薦語，還請一些學者撰寫書評。我又請黃興濤、羅新教授推薦。以此為基礎，我和編輯們一起聯系薦書的公號和達人，推送書訊、書摘、書評，逐步產生了影響。目前，我們也基本遵循這一模式，先借助作者的影響，通過編輯和社內營銷發行渠道來盡可能地推廣。編輯通過一本本書的推廣，建立了微信群，也積累了一批營銷達人。營銷發行部門也在不斷豐富私域流量，形成了榜單推送和各渠道推廣的機制。不過總體來看，我們的營銷還需要向成熟的圖書品牌學習。

眾人拾柴火焰高，時刻人文兩年多來共出版了32種圖書，總凈發貨超過16萬冊、1500萬碼洋，每種書首印四五千冊、平均發貨超過5000冊；去年年底之前出版的22種圖書，有13種實現加印；今年5~8月新出了10種，預計年底能出到40種。雖然相較于一些知名品牌，我們的圖書沒有爆款，不夠熱鬧，品種數量和發行規模也不算太大，但一步步做下來，基本上每本新書都能入選多個榜單，引起一定的關注，也不斷積累起一批主動幫我們推書的熱心讀者，以及關注我們品牌的讀者群，贏得了不少的認可和鼓勵。這些都是我們繼續前進的動力。借此機會，向所有我們認識的、不認識的給予過時刻人文幫助的人表示感謝！

今年以來出版形勢嚴峻，而面對AI等新技術，出版變革的步伐也在加快。正如現代印刷技術促生了現代出版產業，AI等新技術催生新的出版產業、顛覆傳統出版產業也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無法預測新變革的力度會有多大、速度能有多快，只能把握好當下，做好每一本書，并不斷進行新的探索。

2011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沈昌文先生背著雙肩包，坐在展館外面臺階上靜靜地翻書，這一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許我們一輩子都達不到他所成就的高度，但盼望有幾本經手的書在我們退休之后還能夠繼續出版發行，也希望能像他一樣愛書到老。

*本文圖片由時刻人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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