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洋、溫美芬 ：數字極簡主義與數字權利的悖反及其調適

數字極簡主義與數字權利的悖反及其調適

樊洋1 溫美芬2,3

(1內蒙古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西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3贛南科技學院文法學院)

DOI:10.19524/j.cnki.10-1009/g3.2025.02.099

在數字化浪潮全面滲透個體生活、社會交往與文化實踐的當代語境下，數字極簡主義日益成為一種回應信息過載與技術異化的生活哲學與行為策略。本文以“數字極簡主義與數字權利之間的張力”為核心議題，從個體心理、社會行為與技術政治的多維視角，系統剖析了數字極簡主義者的實踐邏輯、類型表征與認知悖反，揭示了其作為當代人對數字技術秩序反身性回應的深層圖景。通過對“純”“半”“假”三類數字極簡主義者的經驗分析，文章不僅揭示了技術與權利之間復雜的交互機制，還指向一種更具整合性與開放性的調適路徑，旨在構建數字社會中個體自洽、權利均衡與文化倫理再建的思想圖譜。

文章首先明確數字極簡主義的基本理念，即在信息冗余、社交泛化和算法操控的數字世界中，個體通過“斷舍離”策略，有意識地減少技術使用，從而重建對注意力、現實交往與自我認同的控制權。在這一過程中，技術從“生活主導者”重新回歸為“生活輔助者”，數字極簡主義者力圖在現實生活中恢復人之主體性、社會性與行動自由。然而，這一實踐并不只是單純的技術使用習慣，更涉及深層次的價值沖突與權利抉擇。當數字極簡主義導致對數據主權、信息獲取權、數字表達自由等基本數字權利的主動擱置乃至否定時，個體如何在技術拒斥與權利保護之間進行平衡，成為本文關注的理論與現實雙重命題。

文章借助田野訪談與文本分析，提出“純數字極簡主義者”“半數字極簡主義者”與“假數字極簡主義者”三類理想類型，并揭示其各自與數字權利之間的行為張力。純數字極簡主義者以徹底斷連技術為目標，通過主動放棄社交賬號、數據財產與線上身份等數字資產，以“數字斷食”實現對技術統治的抗拒。這類群體通常以精神衛生、自我恢復與生活秩序重建為動因，體現出強烈的主體自覺與反技術姿態，展現了一種“消極自由”理念。而半數字極簡主義者則傾向于理性調適，通過邊界設定、信息管理與數字外包等策略，實現技術使用的“最小必要性”，既維系對技術的效用依賴，又規避其潛在風險，強調自我主權與數字秩序共存。而假數字極簡主義者則常將極簡主義作為標簽與潮流，表面宣稱斷連、實則深陷數字成癮，以“極簡生活”進行數字人設建構與情緒資本攫取，呈現出一種以虛擬形式強化自我認同的悖論行為。

文章進一步指出，數字極簡主義與數字權利之間的張力，本質上是個體對技術效益與數字主權邊界的認知斷裂。一方面，數字極簡主義者往往因“技術焦慮”“社交疲勞”產生對數字權利的情感拒斥，忽視了數字生活的正當性基礎；另一方面，數字權利也非技術的自然附屬，需要經由理性選擇與公共協商而建立。文章借助海德格爾、德波與馬爾庫塞等思想資源，將數字極簡主義者的行為動機與現代性批判、主體性危機以及數字意識形態的權力運行聯系起來，發現純極簡主義者傾向于“必須保衛現實”的意識形態防御，半極簡主義者反映出“對技術同化的不滿”，而假極簡主義者則陷入“等待戈多”的身份焦慮與話語空轉之中。

面對多重張力與行動異質性，文章指出調適之道應基于“包容他者”的對話倫理，一方面在認知上正視技術作為社會存在結構的復雜性，理解技術既非中立性工具也非全然異化之物；另一方面，在實踐上應探索數字權利與數字節制的共生路徑，構建個體、平臺與制度之間的協同治理框架。同時，呼吁數字極簡主義應超越自我管理的工具理性，轉向構建數字文明倫理的社會理性，將其轉化為對技術與人、效率與自由之間關系的結構性反思與文化重塑。數字極簡主義最終不應成為一種逃避性的生活標簽或精致化的消費主義時尚，而應成為個體在數字時代進行自我認知、公共參與與倫理實踐的一個可持續支點。

作者簡介

樊洋，內蒙古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溫美芬，西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博士研究生，贛南科技學院法學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民商法、知識產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