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灰姑娘：跨文化視野下的美國身體時尚、城市與消費主義

“驚人的相似”

1919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道了一場圍繞“理性鞋履運動”展開的醫學會議。編輯在報道中直言不諱地批評當時風靡美國都市的高跟鞋與尖頭鞋，認為它們對女性身體造成的傷害，并不亞于中國的纏足。文章提出了一個頗具沖擊力的比喻：高跟鞋，是“美國版的纏足”。該文還配上題為《我們能否批評中國》的插圖，指出中國的傳統纏足與美國的“荒謬”（nonsensical）鞋履之間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鞋型狹窄緊束、足弓被迫彎曲、鞋尖尖細（圖1）。

圖1：高跟鞋與纏足的比照，《紐約時報》，1919年12月12日。

事實上，灰姑娘童話在全球各地流傳的版本已經向我們彰顯了這種跨文化的交匯與聯結。比德國童話版本早約一千年的中國版的灰姑娘——葉限的故事最早出現于9世紀，與格林童話相比：兩者都包含遺失鞋子、尋找與鞋匹配之足以及王室婚姻等關鍵情節。

19世紀末20世紀初，全球帝國擴張與排華浪潮交織，中國的纏足被塑造成“野蠻”“落后”“父權壓迫”的象征。隨著西方在太平洋地區的加速擴張，纏足成為美國借由種族化的“差異”話語來確立其文明與種族優越性的關鍵場域。這種敘事不僅服務于西方社會對中國的他者化想象，也融入了中國反纏足運動的話語之中，并長期嵌入中國現代化的宏大敘事與歷史記憶之中。而美國社會中同樣束縛女性身體的高跟鞋與尖頭鞋，則被包裹在時尚、消費與個人選擇的語言之中，成為“現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然而，如果我們暫時放下“文明”與“野蠻”“現代”與“落后”的二元對立，會看到一個早已被遺忘的事實：在太平洋兩岸，不同文化以貌似“截然不同”的名義，塑造著高度相似的女性身體。

這一歷史線索，是筆者在研究美國排華法案實施過程中，對華人女性身體的討論中意外浮現的。在檢索歷史報刊中與“小腳”相關的材料時，預期出現的只是關于纏足的記錄，結果卻出人意料地發現了大量關于“小腳選美比賽”的報道，以及白人女性通過穿著更小碼、窄身尖頭鞋來追求纖足之美的討論。隨著進一步追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地的歷史報刊，在這些常被視為輕佻、娛樂的消費文化的文本中，一種跨越國界的足部審美標準逐漸顯現出來。

然而，這些廣泛散落在報紙、雜志與廣告版面中的信息長期未被認真對待，不僅僅是因為過于“日常”。女性的足部深深嵌入二十世紀之交關于現代性、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論述之中。這樣的話語，以壓倒性的優勢占據支配地位，頑固地拒絕另一種詮釋的可能。女性身體，成為西方界定非西方社會“文明程度”的關鍵尺度。迄今為止，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學界，對中國纏足、西方束腰或選美文化各自都有較為豐富的研究。然而，無論在學術討論還是公共輿論中，纏足往往被視為一種獨特的“東方傳統”，而西方女性的足部時尚卻鮮少進入研究視野。對“差異性”的強調，反而遮蔽了另一條同樣重要的歷史線索：相似性與共通性。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后，中國的畫報、報刊與雜志開始注意到西式高跟鞋與纏足之間共享的足部審美標準（圖2、圖3）。高跟鞋逐漸取代纏足，成為中國都市女性追求現代時尚的新象征。諷刺的是，這種以“現代”之名建立起來的全球審美等級體系，恰恰深植于傳統女性氣質與身體期待之中。在維護白人文明與西方中心地位的過程中，它遮蔽了審美標準在全球流動中的復雜路徑，也在本土及世界各地留下了深遠的身體后果。

圖2：《纏足與穿高跟鞋是同樣的防害衛生》《民間旬刊》，1930年第8期。

圖3：《三寸金蓮與高跟鞋》，《圖畫京報》1928年第6期。

如今，灰姑娘式的浪漫敘事并未真正退場，從銀幕形象到紅毯文化，尖頭高跟被不斷賦予性感、成功和自我實現的意義。城市、地域與女性氣質之間的聯結，亦顯得自然而尋常。與此同時，整形手術、醫美產業與社交媒體放大了對“完美身體”的焦慮，疼痛被包裝為“自我投資”，對身體的極端苛刻被贊美為“自律”。符合主流期待的身體，依舊被視為通往認可、愛情與階層躍升的資本。當然，男性身體也并非置身事外，增高整形、八塊腹肌與肌肉線條，同樣塑造著對當代理想男性氣質的想象與規訓。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與現實交匯處，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一個多世紀前的報紙版面、城市街道與商場櫥窗，重審那段早已被視為“邊角材料”的身體歷史。

被“看見”的腳：城市、消費與女性身體的新焦點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報刊對于女性鞋履時尚以及足部美學的討論顯著增多。這一變化，與制鞋業在工業化進程中形成的規模化生產與全國性市場密切相關。與此同時，城市生活也在改變女性身體被“看見”的方式。人口密度的上升，日益擁擠的街道、無處不在的櫥窗與廣告，加之服飾改革使得裙擺變短，女性的雙足第一次頻繁暴露于公共視野之中。鞋子不再只是實用品，而成為女性身份、品位與階層的象征。

腳，成為新的審美焦點。

報刊和雜志緊跟其后。在時尚和美容專欄中，女性被教導如何“管理”自己的腳：如何站立、如何行走、如何通過穿更小的鞋碼來塑造“優雅”的腳形。廣告反復強調纖小、窄瘦的腳是理想女性氣質的重要標志，而高跟鞋與尖頭鞋，則被塑造成實現這一目標的“現代工具”。

都市女性對于纖巧雙足的追求，成為報刊和媒體報道反復書寫的主題。19世紀末的美國女性時常將雙足擠進比實際尺寸偏小的鞋子來追求纖巧的效果，這與今日女性通過減肥和隆胸等來提升吸引力與社會資本如出一轍。《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等媒體曾繪聲繪色地描述女性“將5號的腳硬塞進3號鞋”的情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報道往往將“小腳熱”解釋為女性的虛榮與自愿選擇，從而將市場壓力、媒體推波助瀾與審美規范的結構性力量，悄然轉移為個體責任。

當中國的纏足在同一時期逐漸成為現代化與民族主義敘事中的批判對象時，美國媒體卻開始將女性足部與城市形象緊密相連。這種關聯迎合了新興城市居民的身份認同，卻往往使女性身體淪為公共譏諷與羞辱的對象。例如，《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在1881年評論道，“據說最美的雙足屬于新奧爾良的女士，她們的腳普遍纖巧而豐潤；而最丑的，毫無疑問是在芝加哥，這里的腳型大多像葡萄干盒子（raisin-boxes）一般”。

報刊評論甚至將女性足部作為界定國家差異的特征，這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對傳統理想女性美的執迷。1899年《洛杉磯時報》就指出，“在歐洲，德國與蘇格蘭女性被認為腳最大，而西班牙女性，尤其是安達盧西亞人（Andalusians），則以腳最小著稱”。在這些看似輕松、娛樂性十足的評論中，女性的身體被轉化為一把隱秘卻有效的標尺，用以衡量城市氣質、國家差異乃至文明等級。

“尋找灰姑娘”：當城市為小腳而競爭

如果說廣告與時尚專欄是日常的身體規訓，那么在美國城市風靡一時的“小腳選美比賽”，則將這種規訓推向了公共狂歡。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各大城市相繼舉辦名為“尋找灰姑娘”的足部選美比賽。其靈感源自家喻戶曉的灰姑娘童話：唯有擁有“合鞋之足”的女性，才能贏得愛情與階層躍升。

足部選美比賽的興起，與美國城市擴張、制鞋業規模化、消費文化興盛以及現代報業的消費主義轉向密切相關。盡管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已有零星的足部競賽，但真正的高潮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不僅遍及芝加哥、華盛頓特區、紐約、波士頓、洛杉磯、辛辛那提、印第安納波利斯等美國城市，也出現在巴黎和倫敦等全球時尚中心。為吸引公眾目光并促進消費，報刊、鞋店、劇院、博覽會和交易展覽會往往既是組織者，也是主要贊助方。足部選美比賽既能拉動報刊銷量，又能帶動鞋類銷售。比賽所用的鞋子以及獲勝者的足部石膏模型，常被長期陳列于商店櫥窗、展覽會、藝術工作室或劇院，以吸引顧客、游客或藝術家駐足。這類比賽往往迎合主流審美，強化了女性美的主流規范。

雖然足部選美比賽的起源時間與地點難以考證，但美國的此類活動很有可能受到法國的啟發。早在1867年，美國媒體就報道了巴黎的此類傳統：巴黎“小腳協會”（Société des Petits Pieds）由擁有最小腳的成員擔任主席，直至被新的競爭者所取代。在比賽過程中，一只“灰姑娘式”的鞋子被用作“檢驗參賽者資格的標準”。這種以鞋為尺、以童話為名的身體篩選邏輯，隨后在美國被進一步制度化與商業化。

1893年，《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舉辦了一場規模空前的“芝加哥灰姑娘”比賽。此時，芝加哥哥倫布博覽會正在舉行，這座新興工業城市急于在全國乃至世界舞臺上證明自身的現代性。在圍繞世博會舉辦權展開的城市角逐中，現代性不僅體現在工業實力與城市景觀上，也被投射到市民的身體之上，女性的足部成為芝加哥與紐約媒體輿論戰的重要載體。1889年，麗納·A.邁克爾斯（Rena A. Michaels）教授在一次面向熱衷參與世博會的芝加哥女性的幽默演講中指出，紐約媒體對芝加哥的“最后一擊”，將會是宣稱“芝加哥女性的腳大得驚人”（“Their Hearts Are In It,” Chicago Tribune, 26 October 1889.）。事實上，在這一公開調侃之前，芝加哥作為美國“大腳女性之城”（city of big-footed women）的形象，已在全國范圍內流傳。

1893年2月，《論壇報》號召芝加哥女性挺身反駁這一污名，將比賽包裝為一場捍衛“城市榮譽之戰”。參賽者需提交腳部各部位的精確尺寸（圖4），主辦方特別定制了一雙“水晶鞋”作為評判標準。最終，超過一千名女性報名參賽。優勝者的緞面鞋被陳列展示，其腳部數據與實物圖樣刊登在報紙上，供公眾圍觀、比照、討論與消費。編輯們一方面以幽默的口吻嘲諷穿不進鞋的女性為灰姑娘“惡毒的繼姐”，另一方面又精心刊登讀者來信與“抗議”以制造爭議、刺激銷量。女性既是被觀看與測量的對象，也是報紙、廣告與城市榮譽敘事的共同消費者。

圖4：1893年足部選美比賽的廣告，《芝加哥論壇報》，1893年2月5日。

盡管世紀之交見證了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到有償勞動、高等教育、政治組織和體育團隊之中，但1907年，《論壇報》再次舉辦類似比賽時，核心標準并未改變。不過，為避免遭到批評，編輯們不得不調整宣傳策略，有意識地用“完美”取代“小”。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新策略卻將比賽推向了另一個極端：“雙腳必須自然，且在各個細節上都必須符合理想足型的標準”。這種對女性“完美”的追求，進一步強加了一種理想女性身體的權威規范。

《論壇報》在比賽宣傳中還巧妙地融入了歐洲審美，以幫助該報既規避潛在的爭議，又得以繼續宣揚對小腳的崇拜。為了強調歐洲美學核心的理念——“自然美”，該報刊登了一則配有眾多法國美女赤足照片的廣告，并附上畫家、雕塑家、鞋匠和醫生的觀點，這些言論一致批評執意穿著偏小鞋履的女性。然而，在這些照片的中心，一幅身著華麗禮服、宛如公主的女性插圖卻暴露出真正的期待：獲勝者應當能夠輕松地將雙腳滑入那雙極其纖小的水晶鞋（圖5）。事實上，用于檢驗參賽者資格的黃金水晶鞋，比1893年比賽所用的鞋子還要短1/6英寸。

圖5：1907年足部選美比賽的廣告，《芝加哥論壇報》，1907年9月22日。

在這一時期，公開展示女性足部仍被視為帶有情色意味的行為，但足部選美比賽通過童話敘事、城市聲譽、“完美”與“自然美”等話語的包裝，并輔以藝術插圖與攝影圖像，不僅激發了公眾的好奇，也提供了一種被社會認可的、新的觀看女性身體的方式。相較于1893年以文字與數據表格為主的報道形式，1907年的宣傳升級為整版“專題”報道，配以女性足部乃至全身的照片。獲獎者查爾方特夫人的照片被置于版面的中央，清晰地展示了她的面容、身體以及穿著長襪的雙足（圖6）。她的足模，甚至被用于芝加哥藝術學院的教學。

圖6：1907年足部選美比賽的廣告，《芝加哥論壇報》，1907年12月15日。

美國足部選美比賽所生產的修辭與圖像，不僅將纖巧雙足塑造成理想女性之美的象征，使公開展示女性身體顯得自然正當，同時也頑固地維系著對女性氣質的傳統期待。在“現代”“自然”與“童話”的名義之下，一套高度規范化的身體標準悄然延續。

纏足：中國“他者”還是“灰姑娘的姐妹”？

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纏足被塑造成中國“他者”的象征，與對“灰姑娘之足”的贊美形成鮮明對照。在排華風潮正盛、傳教士宣揚“拯救中國女性”的語境下,《芝加哥論壇報》在1893年比賽中刻意與纏足劃清界限，明文規定任何中國式畸足不予參賽。然而，這種刻意的“保持距離”恰恰反映了編輯們對兩種小腳文化相似性的欲蓋彌彰。

兩種足部實踐固然存在區別，但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媒體、醫生講座與女性雜志普遍承認，兩國女性在“自我毀足”的實踐上并無本質差異，只是程度不同。高彥頤的研究進一步揭示，高跟與尖頭鞋原本即為中國鞋履文化的一部分，西方高跟鞋與“金蓮鞋”在造型和視覺效果上高度相似。路易十五式高跟與滿族“花盆底鞋”都旨在營造足部纖巧的視覺幻象。考古與文獻資料表明，明代的纏足與世紀之交美國的足部比賽都普遍追求窄長而非后來追求的極端縮短、足弓隆起的腳型。十三世紀到十五世紀間，金蓮鞋的長度大約介于5英寸至8又4/5英寸之間，與1893年比賽公布的最小尺寸（圖7）和兩次芝加哥比賽使用的水晶鞋的尺寸幾乎一致。

圖7：部分最小足部尺寸的數據匯總，《芝加哥論壇報》，1893年2月12日。

更深層的相似性體現在社會象征意義上。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小腳都被視為階級地位與婚嫁資本的象征。正如束腰在歐洲象征上層女性的優雅與閑逸，小腳在美國語境中也被解讀為女性無需從事體力勞動、由男性供養的身體標志。《論壇報》報道中的獲獎者多來自富裕階層，其美足被視為丈夫財富與社會地位的標識。從中國“葉限”傳說到芝加哥的比賽宣傳，皆重申了“以足擇偶”的幻想。這一比較發現，有力地挑戰了將歐洲與北美視為唯一時尚中心，并由此向世界輸出現代性的既定假設。

諷刺的是，這套觀念并未止步于對白人女性的規訓，也投射到在美中國女性身上。纏足一度在移民審查中被視為上層階級與道德修養的象征。即便進入二十世紀下半葉，在試圖展示華人女性現代化、爭取美國社會接納的過程中，華人選美宣傳冊仍強調這些女性“已從對落后纏足的模糊記憶，邁向當今的細高跟鞋”。這種表述顯示，美國華人社群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能真正解構“東方與西方”“纏足與高跟鞋”之間的二元對立。

由此可見，在現代性話語與種族化審美的交織中，美國的灰姑娘與中國的纏足女子被并置為同一性別理想的兩極，她們的身體共同承載著關于文明、階級與女性氣質的全球想象。

全球時尚的等級秩序

二十世紀之交，小腳審美并非美國獨有。英國、法國等地的女性同樣通過穿著偏小的高跟鞋來追求纖足之美，甚至不惜進行腳趾切除等極端手段，以“削足適履”。足部選美比賽也迅速超越國界，成為一種跨國流動的消費與娛樂形式。1900年，澳大利亞的一家雜志受加利福尼亞州小腳選美比賽的啟發，發起了尋找“澳大拉西亞灰姑娘”(Cinderella of Australasia)的評選活動。1911年，《馬尼拉快報》（Manilla Express）舉辦比賽，試圖尋找西班牙足部最小的女性。1919年，《倫敦每日郵報》（London Daily Mail）則為“足部最小的女演員”提供了“一只鑲有漂亮寶石的18K黃金高跟鞋”作為獎品。女性在這些活動中獲得了進入公共空間乃至跨國流動的機會，但卻始終被限定在傳統性別期待所設定的框架之內。

美國媒體對歐洲高雅文化、古典藝術與知名白人女性的反復贊美，持續塑造了一套以歐洲審美為頂點的等級體系，并強化了一種“可供模仿”的審美標準。1907年頒發的“雷卡米爾”（Recamier）水晶鞋，便以法國著名社交名流朱麗葉?雷卡米爾（Juliette Recamier）來命名，據稱，其設計靈感源自一幅描繪法國王后舞鞋的名畫，借由藝術、歷史與貴族氣質的聯結，為小腳之美賦予文化權威。

《論壇報》的編輯們還大量刊登歐洲白人藝術家作品中呈現的足部圖片（圖8），從古希臘、羅馬雕塑如《美第奇的維納斯》（Venus De Medici），到法國雕塑與繪畫中的優美足型。與此同時，那些頻繁往返于大西洋兩岸、享有國際聲譽的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女演員，也被塑造成當代美足的典范。藝術、舞臺形象與大眾媒體在此交織，共同構建出一種以中產階級白人女性身體為核心的跨大西洋的“想象的時尚共同體”。

圖8：1907年足部選美比賽的廣告，《芝加哥論壇報》，1907年9月8日。

在這套全球審美等級體系中，歐洲被確立為“美”的源頭與尺度，而中國及其他非西方社會，則被固定在“落后”與“異類”的位置上。正是通過這種“一捧一踩”的建構，美國得以一邊批判纏足，一邊對自身的小腳時尚保持沉默。即便偶有反對的聲音出現，也往往很快被淹沒在對歐洲審美的崇拜與消費文化的喧囂之中。

被歷史塑形的身體

回望這段歷史便會發現，所謂“現代文明”并非與身體壓迫天然對立。恰恰相反，它往往以看似更精致、更隱秘的方式，在全球消費主義的擴張中延續并重組既有的性別與文化秩序。當對身體的嚴苛期待被重新包裝為時尚、審美與個人選擇時，這些規范反而獲得了更難被質疑的正當性。

通過將中國纏足塑造成文化“他者”，美國社會得以回避對自身文化的深刻反思。這一過程，不僅遮蔽了不同社會中女性身體經驗的相似性，也在全球范圍內建構起一套以歐洲時尚為中心的審美等級體系。隨著這一體系滲透進全球鞋履時尚觀念的流動，也形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陷阱：它削弱了對美國身體時尚的批判性思考。將白人審美自然化為優越標準，使得白人女性在傳統父權文化與美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結構性局限，反而難以被正視，從而進一步壓縮了地方性與全球性變革的空間。

當纏足在中國被確立為落后的象征并逐漸消亡之時，西方社會卻并未放棄對“纖足美”的追求，而是將其重塑為現代女性的象征。美國廣告商與媒體借助歐洲藝術與都市意象，打造出一套極具說服力的商業語言。在消費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推動下，纖足崇拜以現代化的姿態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地重新出現。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以上海等國際化都市為代表的“現代女性”告別了纏足，但取而代之的，卻是同樣裹挾著性別期待的高跟鞋與尖頭鞋，以及女性身體與城市氣質、地域認同之間被自然化的聯結。

盡管葉限的故事早已淡出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灰姑娘的神話仍在全球流轉，持續塑造著人們對女性之美的想象。鞋履時尚的形式不斷更替，但直到今天，高跟鞋依然是好萊塢電影乃至全球多國影視作品中塑造女性魅力的重要道具。身體與消費主義的緊密結合，也使其成為車模展、商品營銷與直播帶貨等場景中反復被調用的流量密碼。

一個多世紀前，《紐約時報》將高跟鞋和尖頭鞋比作“美國版的纏足”，看似開啟了一場關于女性健康的自我批評，卻在與他者比較的過程中，為自身文化中的身體規訓保留了退路。真正需要反思的，或許并非哪一種鞋履更“文明”，而是這種不斷通過他者來確認自身現代性的觀看方式本身，如何阻礙人們想象生活的另一種可能。重審身體的歷史，正是要揭示那些被命名為“時尚”“自律”與“現代”的選擇，如何在不同時代與不同社會中被生產出來，又如何在充斥著權力博弈的全球傳播與流動中，持續塑造著我們的身體經驗與自我認知。

身體從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我們無法抽離的存在本身。也許我們一時難以撼動全球審美等級體系及其與消費主義之間的緊密糾纏，但對身體歷史的追問，正是對這些“理所當然”的一次必要松動。在這一松動之中，我們得以重新理解身體如何被歷史塑形，也為一種遲到的自我和解，留下可能。

（本文改寫自作者發表的英文論文。文章原題：“Fashioning Female Feet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US Cinderellas, Chinese Alterity or Global Beauty?”，刊載于Gender & History, Vol.36 No.2 July 2024, pp. 493–518.）

注釋：

Dorothy Ko, “Jazzing into Modernity: High Heels, Platforms, and Lotus Shoes,” in Valerie Steele and John S. Major, eds., China Chic: East Meets W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41–53, here p. 145; Dorothy Ko,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48–49, 191; Dorothy Ko, 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97–104.

Elizabeth Berger, Liping Yang and Wa Ye, “Foot binding in a Ming Dynasty Cemetery Near Xi’a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leopathology, 24 (2019), pp. 79–88, here p. 84.

Ko,Cinderella’s Sisters, p. 189.

Judy Tzu-Chun Wu, ‘“Loveliest Daughter of our Ancient Cathay!”: Representations of Ethnic and Gender Identity in the Miss Chinatown U. S. A. Beauty Pageant’,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31 (1997), pp. 5–31, here pp. 8–9.

“Woman’s Vanity,”Bow Bells, 28 September 1877; “Intellectual Feet”; “Small Feet in Peru,”Bow Bells, 8 March 1865, p. 133; “Now Women Cut Off Toes to Force on ‘Toothpick’ Shoes,”Richmond Times-Dispatch, 25 June 1922.

何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