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德毀佛：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急功近利

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突然發難，開啟只持續四年的建德毀佛運動。盡管時間很短，卻直接改變南北朝后期的政治-宗教版圖。

過去，很多人將原因單純歸結為經濟，忽略掉背后的強化集權色彩，以及保持耕戰體制常態化的結構性訴求。

撲朔迷離的動機

北魏太武帝時期就搞過滅佛運動

早在446年，北魏太武帝就下令實施過滅佛運動。其中雖有經濟動機，但更多是希望壓制舊鮮卑貴族，維護自己的皇權集中。結果自然是遭遇普遍的陽奉陰違，連太子都會暗藏僧侶于深宮之中，并且在自己駕崩后就立即半途而廢。

更為糟糕的是，這場風波形成嚴重內耗，一直到數代人后都沒有消化完畢。原本強勢的北魏，就在日積月累的矛盾振蕩中轟然倒塌。先是分為東西兩部分，繼而由權臣的北周和北齊完全汰換。雙方為江淮以北的半壁江山互相廝殺，又不約而同的選擇同佛教達成和解，期望大幅緩解社會矛盾。

北魏后期與東西分裂時代佛寺的恢復速度極快

與此同時，兩個勢如水火的敵對政權，正逐漸出現差異變化。作為優勢方的北齊，大體遵守舊制，以原本的六鎮殘部維持軍政框架。北周則由于資源不足，被迫沉下去大搞府兵制，進而催生漢化程度更高的關隴集團降生。到宇文邕繼位后，更是將戰略主動權牢牢握在手中，幾乎是要穩操勝券。

這就讓建德毀佛的原因看著并不單純。既非大功告成后的卸磨殺驢，又不是急于求成的斂財暴行，而是呈現出某種不可逆的既定方針。

北周與北齊的對峙格局

簡單來說，我們可將宇文邕的真實動機分為四類：

1 人口失控--北魏末年到北齊，全國僧尼據估計已達200—300萬之眾，占總人口比例的10%—15%。若再算上寺院的依附人口，幾乎每10人里就有1人為利益而遁入空門。

2 土地與賦稅流失--因為寺院田產享有“不輸租調、不服徭役”特權，所以有充沛財力兼并良田。例如北周治下的關中、河洛一帶，佛寺所占耕地比例高達20—30%，直接影響府兵制賴以維系的均田—租庸調體系。

3 兵役缺口--僧尼可免徭役又不出兵，對日益擴大戰事的北周而言已是嚴重掣肘。若要徹底攻滅北齊，必須將這部分人口納入耕戰隊伍。

4 強化皇權--在572年誅殺權臣宇文護后，武帝已經獨攬大權，又擔心自己的成果被反攻倒算。故而要完全削弱地方豪族與寺院的“國中之國”，消滅皇權難以徹底觸及的法外領地。

寺廟的特權與財富成為被盯上的重要原因

無比慘烈的四年

宇文邕的畫像和臉部復原

當然，重啟消失多年的毀佛運動，不可能靠一道詔書就簡單完成。因此，宇文邕精心布置前后四個階段，以層層加碼的手段予以迅速推進。

公元567年，授意由佛門改宗道家的的衛元嵩呈遞《省寺減僧表》。首先提出把“寺產耗國、沙門逃役”與國家財政、軍政掛鉤，作為大動干戈的輿論準備。

佛道之爭被宇文邕用來充當輿論工具

公元569—73年，主持召開七次御前大會，讓儒釋道三教公開進行辯論。雖然結果不如人意，還是強行要求和尚、道士們聽自己宣講《禮記》，擺明要用儒家統一思想的決心。

公元574年，武帝在5月15日頒布“斷佛道二教詔”。其內容細致且繁多，但歸結起來無非取締寺廟、沒收土地、強制還俗和財產充公。僅長安、萬年、涇陽等地，就有2800余所寺觀被拆，以至于在后世考古考古領域，形成大量出土殘佛像、碎經磚的特殊斷層。

大片寺廟天朝被納入朝廷賦稅體系

作為懷柔手段，一個月后又下令設立建通道觀。通過120名和尚、道士日講經書，維持皇權與教權的最后體面。實為思想監控，否則也不會派軍隊嚴加看管。當年冬季，又用5萬賞錢的尺度鼓勵民間相互舉報，嚴防貴族、富戶們私藏僧侶。

三年后，這場毀佛運動的成效迅速彰顯。在將300萬僧尼強制還俗后，不少壯丁被編入府兵體系，短期內讓北周軍隊規模增加一倍。

北齊滅亡后毀佛運動又在鄴城推廣

宇文邕借機對衰落的北齊發動致命一擊，繼而將新政推廣到關東地區。尤其是在鄴城，下達過三日內盡毀寺廟的奇葩號令，加速最后一批佛像熔毀。許多僧眾不堪受辱，只能攜手逃亡南朝尋求庇護。

當然，北齊的轟然倒下，立刻引起突厥勢力關注。武帝為絕后患，倉促組織軍隊北伐，卻在途中感染惡疾。僅僅7天時間，就因惡瘡遍體而痛苦死去。

北周兼并北齊后兩年就遭篡位

北周宣帝匆匆繼位，不得不暫緩前任的毀佛運動，允許民間私鑄小型佛像。但寺院地產仍屬朝廷所有，確保府兵們不至于因戰爭停息而躺平擺爛。

可惜，父親制造的社會矛盾，很難靠兒子的局部微調就予以平息。僅僅兩年時間，真正的權臣楊堅就公然篡位，用自己的隋朝徹底取代北周。而且形式上徹底否定建德毀佛，下令全國范圍內抽修寺廟、雕像，轉抄被隱藏起來的海量經文。

隋朝的成功離不開宇文邕的助攻

總結

宇文邕的暴死可能不是果而是因

無論從什么角度看，宇文邕的建德毀佛運動，都是一場得不償失的急功近利。雖然總有辯護者堅信，政治人物只服從于短期利益，卻無法解釋周期拉長后的反噬效應。

當時，北周已經在與北齊的爭霸中占據高位，根本沒立國之處的存亡危機。若采用后來隋文帝的制度性限制，用度牒頒發、僧籍考試、要求納稅等方式予以調節，同樣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攫取海量資源。

北周的經濟始終不夠發達

反倒是吃相難看的鐵腕推行，為自己死前的最后爽一把消耗太多人心。我們很難將突然暴死結局與毀佛行徑掛鉤，但人在生命即將凋零之際，確實容易變得剛愎自用而沒有任何耐心。

顯然，這場只持續四年的階段性運動，更多是指向王朝內部的貴胄勢力。所謂滅佛毀寺，不過是消除某些灰色地帶，擠壓新舊貴族的經濟緩沖帶。隨后的全面動員與滅國殺戮，同樣是要將資源集中于帝王一人之手。乃至勝利后都不搞任何實質封禪，反而急著將總體戰機制常態化，無疑是對麾下擁泵的防范大于信任。

這就怪不得關隴貴族們要鋌而走險，推舉楊堅充當頭面人物，徹底終結宇文氏的短命江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