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bnb（愛彼迎）出走三年后，國內城市民宿回暖了嗎？

愛彼迎退出中國：背景與影響

全球共享民宿巨頭退出：2022年5月，Airbnb（愛彼迎）宣布將于當年7月30日起關閉中國大陸的本土業務，僅保留出境游服務。

這意味著其在中國下線約15萬套房源和體驗項目。退出原因主要在于新冠疫情沖擊下國內出行大幅萎縮，以及本土民宿市場競爭過于激烈，運營成本高企。

事實上，Airbnb近年中國區收入僅占全球約1%，在國內在線房源規模也遠小于攜程、美團、阿里系平臺：

截至2021年, 途家在線房源超230萬套、木鳥民宿90萬套、小豬民宿80萬套、美團民宿70萬套。相比之下，Airbnb在中國僅約15萬套房源，競爭優勢并不明顯。

市場震蕩與行業反應：愛彼迎退出的消息登上熱搜，引發房東和用戶熱議。一些依賴單一平臺的房東擔憂失去客源，但國內同行迅速反應：途家當日即開通“綠色審核通道”，提供“一鍵上線”等服務，便利愛彼迎房東遷移至途家平臺。

不少用戶對Airbnb關閉境內服務表示惋惜，但也有觀點認為短期影響有限——疫情期間本就出行低迷，Airbnb流失的訂單可被其他平臺承接。

有分析指出，消費者信任層面，由于國內平臺對房東管控更嚴格、糾紛介入更積極，許多國內用戶本就更傾向于攜程系、美團等預訂渠道。

Airbnb的退出在業內被視作“水土不服”的結果：其倡導的“共享式民宿”未能在中國復制國外個人閑置房屋共享的體驗，反而要與職業房東運營的“泛民宿”模式競爭，難以勝出。

總的來看，Airbnb退出在象征意義上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但并未動搖國內民宿行業格局的根本——頭部四強格局（途家、美團民宿、小豬、木鳥）仍然穩固。

有OTA分析師直言：“目前影響不大”，真正的考驗將出現在疫情好轉、旅游需求釋放之后。長期而言，Airbnb離場反倒加速行業競賽：巨頭會趁機擴張，而在“不缺平臺、缺好房源”的情況下，可能會有細分定位的新平臺趁勢崛起。

疫情三年：城市民宿的洗牌與重創

需求驟降與房東退場：2020年初疫情暴發，城市民宿行業遭遇“急凍”。

以首都北京為例，2020年2-4月各大平臺集體暫停北京房源預訂，原本的旺季戛然而止，首次出現行業“死亡”名單，大批民宿經營者被迫退出或轉行。

據一家北京民宿品牌聯合創始人回憶，疫情過后北京大量城市民宿主選擇離場，他們將部分房源改做長租；該品牌在京運營的民宿從原有100套銳減至不足50套，并不得不將業務轉移到南京等外地城市。

職業“二房東”模式陷入困境：許多城市民宿原本由創業者通過長期租賃公寓、裝修后短租盈利（即“包租二房東”）運營。

然而疫情期間長時間零入住，使這些高投入、高杠桿模式難以為繼，不少二房東撐不住房租成本紛紛退場。

據報道，途家在2020年不得不裁員40%，并叫停了自營的“斯維登”服務式公寓業務以求生存，將重心轉向長租托管和線上平臺。

小豬民宿則在疫情中艱難支撐，直到2021年9月引入阿里飛豬戰略投資，雙方抱團取暖以共渡難關，這也側面說明獨立平臺已難以單打獨斗。

總體而言，過去三年里民宿行業經歷了一輪大洗牌，中小玩家加速出局，資本投資熱度明顯退潮。

監管環境全面收緊：疫情期間，各地政府乘勢規范短租民宿這一“灰色地帶”，城市民宿的準入和監管顯著加強。

北京出臺史上最嚴新規：2020年8月北京市發布《關于規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征求意見稿）》，提出居民樓內經營短租須符合小區管理規約或征得全樓業主書面同意。

這一近乎苛刻的條款被業內解讀為對城市民宿職業二房東的直接否定，相當于宣判了他們的“死刑”。

同年12月該規定正式落地，核心區民宿全面禁止，其他城區也要求辦理包括房屋產權證明、治安責任書、鄰里同意書等“六證”才能恢復上線。

北京城市民宿因此遭遇“二次死亡”，大批無法達標的房源被清退，經營者直呼“沒法干了”。

不僅北京，全國多地都強化了對城市短租的管理：公安、文旅等部門要求平臺實時報送訂房數據，加強治安和消防管控；

2023年2月1日起國家文化和旅游部實施《旅游民宿基本要求與等級劃分》行業標準，將民宿分為甲、乙、丙三級，并由各地動態監督執行。這一系列措施結束了城市民宿此前“野蠻生長”的無序狀態，但也推高了合法經營門檻。

許多無法辦證的小型民宿被迫永久關停，曾經混雜于居民樓內的違規日租房逐步退場。消費者信心波動：監管趨嚴一方面提升了安全性，另一方面頻繁曝光的違規案例也讓部分消費者對城市民宿心存顧慮。

例如成都有小區業主集體投訴廉價非法民宿擾民，甚至發生入住人員尾隨盜竊等安全事件，反映出“住改商”（住宅改經營）模式隱藏的隱患。

這些負面輿情直接導致部分用戶對民宿住宿持謹慎態度，轉而選擇更標準化的酒店。因此疫情三年間，城市民宿在監管高壓和信任考驗下經歷了深刻調整，散亂低質的供給被加速出清。

資本理性與行業重構：在前些年的創業熱潮中，大量資本涌入民宿賽道，催生“民宿獨角獸”競逐。然而疫情讓投資者趨于理性。

2019-2021年，多家民宿平臺融資停滯，甚至傳出裁員瘦身的消息。例如，小豬民宿在拿到2018年F輪融資后鮮有大動作，疫情后與飛豬合作實為抱團取暖；途家早年獲得攜程系注資，疫情中也放棄重資產擴張轉而修煉內功。

據統計，截至2021年底，中國民宿在OTA平臺注冊總數約15.3萬家，但同期近三年每年吊銷注銷的相關企業數量逐年攀升（2019年683家、2020年925家、2021年1150家），顯示行業的“亞健康”狀態。

市場出清與集中：經過多輪洗牌后，在線民宿預訂已形成“強者恒強”的局面。目前途家（攜程系）、木鳥、美團民宿、小豬等構成第一梯隊，擁有最大規模房源和用戶流量。

腰部以下的平臺要么被并購（如螞蟻短租并入途家），要么銷聲匿跡。在滲透率方面，中國民宿客棧在住宿市場的占比仍不到3%，遠低于歐美約20%的水平。這既反映出過去幾年增速放緩的現狀，也意味著未來若供給規范、需求復蘇，仍有巨大上升空間。

中國主要城市民宿預訂量恢復趨勢，指數化對比

三年后的復蘇：城市民宿回暖跡象

需求強勁反彈：隨著中國于2023年全面放開疫情管控，壓抑多時的旅游需求集中釋放，民宿業迎來了快速復蘇。2023年被稱為民宿行業的“豐收年”。

權威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民宿平均入住率同比增長56%，已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87.23%。今年“五一”假期更是創造紀錄：途家平臺民宿預訂量比2019年同期增長了2.7倍，平均客單價達520元。

超過七成訂單為跨省旅行住房，顯示人們跨地區長途出游的需求強烈。熱門旅游季各大城市的民宿往往“一房難求”：

例如2023年“五一”期間，淄博等網紅城市民宿預訂量暴增近40倍，德宏、甘南、汕尾等小眾目的地增幅也超過10倍。

2023年國慶黃金周同樣火爆，途家報告顯示國慶假期國內熱門城市民宿訂單量較2019年增長150%，其中成都高居民宿預訂熱門城市榜首。

攜程數據顯示亞運會舉辦期間（2023年9月底）杭州及周邊協辦城市酒店和民宿基本滿房，杭州酒店預訂量同比暴增8倍。廣州作為一線城市也迅速恢復了旅游吸引力：

2023年“五一”期間廣州市接待游客量和文旅收入均超2019年同期，高星酒店預訂量同比增長近4倍，民宿預訂量增長超3倍。

這些數據表明，2024年，國內城市民宿市場整體已走出低谷并強勁反彈。

供給側恢復與新玩家：需求回暖的同時，供給端也在加速重建。2023年全國有超過2萬家民宿新開業或重新開業。許多此前轉做長租或歇業的房東重返短租市場，新加入者更是源源不斷。

據途家統計，2023年上半年平臺新增房東人數較2019年增長了77%。尤其值得關注的是，Z世代（95后為主）的年輕房東占比激增，占新增房東的七成左右。

大量懷抱民宿夢想的90后、00后投身這一行業，為市場注入新鮮活力和創意玩法。同時，一些新的平臺和模式正在涌現或走紅：

例如，有的創業者通過微信、抖音等自媒體直接獲客，跳過傳統OTA建立小而美的民宿品牌；還有一些本地生活平臺和短視頻應用開始介入民宿預訂與宣傳，提供內容種草驅動的新流量渠道。

另外，酒店業者也跨界涉足民宿領域，一些精品酒店集團推出“公寓民宿”子品牌，將酒店的標準化服務與民宿的場景體驗相結合，豐富了城市住宿的選擇。

總體而言，在后疫情時代的復蘇浪潮中，中國民宿業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新格局：一方面，頭部平臺繼續壯大（途家等利用其規模和資金優勢擴充房源、提升服務）；

另一方面，差異化定位的細分玩家找到機會（如專注某一城市或主題的預訂平臺、小程序等）。業內人士甚至稱2023年或成為民宿行業“迭代元年”，新的生態正在形成。

當然，這股回暖之勢能否持續，還取決于平臺和房東能否抓住疫情后用戶行為變化，提供更優質的產品和體驗。

2023年主要民宿平臺房源數量對比（萬間）

本土民宿平臺：策略演變與差異化

Airbnb退出后，國內民宿預訂市場實際上由本土平臺主導，它們在多年的競爭中各自形成了獨特的發展策略，與Airbnb時代有所不同。以下是主要玩家的概況和策略：

途家（Tujia）–“行業老大”，品質與渠道并舉：成立于2011年，背靠攜程系資源。

途家通過并購整合了螞蟻短租、去哪兒公寓等同行，構建了攜程民宿、去哪兒民宿、途家、自營公寓等“五大入口”矩陣，在線房源覆蓋國內400多個城市、超230萬套。

策略上，途家強調“平臺+自營”雙模式，此前運營過斯維登品牌公寓提供酒店式服務。

雖2020年暫停自營板塊斷尾求生，但近年途家繼續發力品質管控：推出房源驗真計劃，派遣自有團隊對300+城市的房源逐一實地核驗，從地理位置、設施景觀到衛生死角全面把關，去除夸張美化的濾鏡。

此外升級房東信用體系，把誠信分納入評級，對爽約、坐地起價等行為“一票否決”，以此提升平臺服務水準。途家的優勢在于龐大的流量和資金支持，加上注重標準化和品質的運營，使其在后Airbnb時代穩居龍頭。

小豬民宿（Xiaozhu）–“阿里系賦能”，下沉與內容并重：小豬成立于2012年，被稱為“中國版Airbnb”之一。

2017-2018年連續完成E、F輪融資后躋身獨角獸，阿里巴巴、云鋒基金等都是股東。疫情后，小豬積極尋求與阿里生態協同：2021年飛豬旅行直接入股小豬并達成戰略合作，雙方打通會員和流量，共抗風險。

策略上，小豬一方面瞄準鄉村民宿藍海，將目標放在廣闊的鄉村度假市場。小豬管理層表示，讓中高端游客在農村“留得下”是關鍵，高品質鄉村民宿供給不足正是機會。

另一方面，小豬大力發展內容營銷，培養內部內容運營團隊服務房東，通過淘寶直播、短視頻等方式推廣特色民宿。疫情期間小豬就聯合飛豬、淘寶開啟民宿主播帶貨，幫助海南、云南等地民宿線上引流。

此外，小豬與阿里云合作開發智能門鎖、IoT設備，提高房源的數字化管理水平。與Airbnb強調“社區歸屬感”不同，小豬更注重本地化的運營支持，例如與地方公安系統數據對接實現住客實名校驗，以確保合規和安全。

總體而言，小豬依托阿里生態在下沉市場和鄉村旅游上另辟蹊徑，同時利用互聯網技術和內容為房東賦能，走出了一條本土化的發展路線。

木鳥民宿（Muniao）–“輕資產平臺”，專注高性價比：木鳥成立于2012年，在激烈競爭中生存下來并形成自己特色。

不同于途家、小豬曾嘗試重資產運營，木鳥始終堅持純平臺的C2C輕模式，沒有自營物業包袱，因而抗風險能力較強。

據公開報道，木鳥在2020年最艱難的幾個月里連續實現盈利。策略上，木鳥主打高性價比和本地生活：平臺房源既包括城市公寓，也覆蓋大量風景名勝周邊的特色客棧。

截至2021年底木鳥號稱在海內外500多個目的地有90萬套房源，用戶超1000萬。木鳥注重運營效率和用戶體驗，在價格、取消政策等方面給予消費者更靈活的選擇。

例如提供更長的核銷期、更彈性的退訂規則，以降低用戶預訂民宿的顧慮。同時吸引個人房東積極入駐，通過降低服務費等方式擴大供給。

木鳥的路徑證明，輕資產模式在困境中更具韌性，它滿足了對價格敏感且追求差異體驗的廣大用戶群體，是國內民宿OTA版圖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美團民宿–“超級平臺賦能”，側重場景融合：美團依托自身超級App的流量，自2017年前后涉足民宿短租領域，迅速成為重要玩家。

策略上，美團發揮其本地生活生態優勢，將民宿預訂與美食、景點門票、周邊游等服務打通，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它的定位偏重滿足大眾出行和本地周邊度假的需求，房源以經濟型、公寓型為主。

美團民宿通過龐大的用戶基礎實現低獲客成本，并利用美團信用體系、支付體系為用戶提供便捷安全的交易保障。據美團公布，平臺房源已覆蓋全國300多個熱門城市，數量約70萬套。

在運營上，美團民宿注重標準化：推出類似酒店的“榛果民宿”品質認證，精選高評分房源，提升服務一致性。

同時，美團以補貼和流量激勵房東，曾在2019年前后投入數億元補貼新房東，引導優質供給上線。借助美團強大的技術和數據分析能力，房源推薦更加精準匹配用戶偏好。

可以說，美團民宿將民宿預訂融入其生活服務帝國，以“場景化+低成本”打出差異牌，與途家等深耕旅游的OTA形成互補。

相比Airbnb強調社區文化，美團更像是在做本地版的Booking，把民宿作為住宿產品的一種，追求交易量和用戶留存。憑借背后集團的資源支持，美團民宿在后疫情時代發展迅猛，市場份額持續攀升。

總體來看，本土民宿平臺經過多年的探索，更貼近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在政府監管下主動合規經營，在用戶服務上提供7×24客服介入、押金擔保等本地化措施，在房源拓展上打通線上線下資源（與房產中介、物業合作獲取房源）。

這與Airbnb早期主要依賴個人分享閑置房源的模式有很大區別。如今的中國城市民宿平臺更像多邊服務商：既要對接C端游客，又要賦能B端房東，還需要協調社區、政府關系。這些平臺的發展策略反映出Airbnb時代遺留問題的解決之道——本土化、標準化、差異化。

2023年“五一”期間民宿預訂量同比2019年增長

監管、競爭與“擠出效應”

盡管城市民宿回暖明顯，但行業仍面臨一系列核心挑戰，制約著進一步發展。這些挑戰包括嚴格的監管合規要求、來自多方面的競爭壓力、服務標準化不足等。

此外，鄉村民宿和酒店業的興盛對城市民宿也形成一定“擠出效應”。

合規監管壓力：正如前文所述，城市民宿已不再是監管盲區。當下民宿經營者必須滿足房屋產權證明、消防安全、公安登記等一整套要求方可合法營運。

在一些大城市，小區居民和物業對短租住房的反對情緒強烈，政府為維護社區安全也采取消極態度。

例如北京明確核心區全面禁止短租，其他區域也需鄰居同意才行。即便在旅游城市成都，今年也出現市中心公寓業主聯名投訴民宿擾民的案例，引起街道和多部門現場整頓。可見“住改商”模式在各地普遍存在爭議，民宿業者常陷入與社區的矛盾之中。

頻發的治安和糾紛事件已敲響警鐘：對經營者而言，不遵守規范將可能被取締甚至觸法；對平臺而言，放任無證房源上線則承擔連帶責任。

監管趨嚴在長期有助于行業健康，但短期內無疑增加了經營成本和難度，不少中小房東因此打退堂鼓或轉入地下。

嚴格監管也導致“私下交易”滋生，一些城市的民宿可能在無證狀態下隱秘運營，使消費者權益缺乏保障。因此，如何在規范與發展之間取得平衡，既杜絕安全隱患又留存合理空間，是當前政策環境下城市民宿面對的首要挑戰。

質量參差與信任挑戰：城市民宿素以個性化、多樣化見長，但這也帶來了服務質量難以統一的問題。

由于行業進入門檻不高，大量缺乏酒店管理經驗的個體涌入，導致服務水平良莠不齊。一些民宿存在宣傳不實、衛生不佳、臨時毀約漲價等現象，消費者投訴日漸增多。更有甚者，不少運營者盲目定高價卻未提供匹配的品質。

分析指出，相較酒店，許多民宿并未建立起完善的服務標準，卻先行提高了定價，造成“質次價高”的詬病。這背后有投資模式的原因：不少所謂民宿并非房東自有閑置房，而是創業者高價買下或長租改造，希望快速回本盈利。

高投入和急功近利導致壓縮成本，服務不到位，最終損害了消費者體驗。一旦用戶在民宿住宿中頻頻遇到踩雷，難免對這一業態失去信任并回流酒店。

因此，如何提升整體服務質量和誠信度、建立行業口碑，是民宿企業和平臺必須直面的挑戰。

近期出臺的國家民宿等級標準以及行業協會準備設立的消費者熱線，都是為了解決質量信任問題，通過標準化、品牌化來重塑消費者信心。但標準的落地和執行需要時間，在此過程中行業信任赤字仍需逐步彌合。

競爭與擠壓：城市民宿面臨來自多方的競爭。一方面，酒店業經過疫情洗禮后卷土重來，并利用自身優勢搶占市場。

今年旺季許多地區出現“酒店業績亮眼 vs 民宿遇冷”對比，引發“酒店搶走了民宿風頭”的議論。

實際上，由于定位不同，酒店和民宿并非簡單此消彼長的關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大批中檔酒店、經濟連鎖酒店在恢復營業后，以更高的服務標準和打折優惠吸引客人，使得民宿原本的價格優勢被削弱。

酒店經過充分競爭，在安全衛生、設施配套上建立了可靠口碑，而民宿如果持續曝出負面體驗，就難免流失客源。

所以有人說“打敗民宿的不是酒店，而是民宿自己”——那些不規范經營、破壞聲譽的民宿拖累了整個行業形象。另一方面，鄉村民宿與近郊度假的火爆也對城市民宿形成“擠出效應”。

疫情三年，不少城市居民轉向郊區和鄉村尋找寬松的度假空間，促使鄉村精品民宿和露營等新業態興起。

各地政府也大力扶持鄉村民宿作為鄉村振興抓手，例如北京在2021年啟動“鄉村民宿示范”，推出名廚下鄉、評定星級等系列措施，計劃五年評定星級民宿1000家，幫扶轉型數千家農家樂。

政策紅利傾斜下，北京鄉村民宿蓬勃發展，而城市民宿卻因安全隱患高、擾民投訴多，處境截然相反。

不僅北京，許多熱門旅游城市也出現“景區周邊民宿火爆，市區普通民宿乏人問津”的局面。

今年“五一”，小豬平臺數據顯示鄉村民宿訂單量同比大增7倍，遠超城市民宿增幅。隨著跨省游恢復，原本留在本地住民宿的客群重新選擇遠方山水，城市民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這部分替代性需求。

因此，城市民宿必須尋求差異化競爭之道，不能再寄望于“一窩蜂”收割流量，而要在品質和特色上勝出，才能與酒店及鄉村民宿共存發展。

供給過剩與內卷：值得注意的是，在復蘇熱潮中隱藏著結構性過剩的隱憂。由于看好疫后市場，不僅老房東回歸，大批新人涌入，甚至各類資本也重新布局民宿，導致供給端擴張迅猛。

據統計，僅2023年全國新注冊的民宿相關企業就有約9.03萬家，同比暴增139.9%。民宿企業總數已接近30萬家。

供給快速膨脹的同時，需求增長雖強勁但存在季節性和地域不均衡。一些熱門景區假期人滿為患，但非熱門地區、平日時段許多民宿閑置率仍很高。

供大于求的情況下，從業者被迫陷入價格戰：不少網紅民宿在暑期旺季都將價格“攔腰斬斷”以招徠客人，但即便腰斬仍出現入住率不理想的狀況。這種無序競爭既損害收益，也降低服務品質（因為價格內卷會壓縮服務投入）。

行業內卷之下，今年“五一”后就有不少民宿主開始拋售轉讓房源、直播帶貨自救，可見部分經營者已難以為繼。可以預見，復蘇表象下民宿行業將經歷新一輪優勝劣汰：真正有特色、高口碑的“優等生”民宿會脫穎而出，而缺乏競爭力的供給終將被市場淘汰。

Z世代與差異化驅動的機遇

從財經評論的視角展望，城市民宿在經歷洗牌陣痛后，未來仍蘊含值得關注的投資與增長機會。

尤其在Z世代消費崛起和旅游體驗升級的大趨勢下，民宿行業如果順勢而變，依然大有可為：

1. 年輕一代驅動新需求：Z世代（90后、00后）正在成為旅游消費主力，他們對住宿有著不同于以往的偏好——追求個性化、多樣化和沉浸式體驗。

調查顯示，民宿消費者中60%以上是年輕人，他們選擇民宿不只是為了一張床，更看重住宿承載的社交、文化和情感價值。

許多年輕客人在民宿里拍照打卡、開派對、甚至辦求婚儀式，把民宿當作旅游目的地本身，而非簡單的旅途附屬。

這意味著新一代消費者愿意為獨特體驗買單，而民宿天然具備提供此類體驗的優勢。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2023年途家平臺上高端民宿（每晚千元以上）訂單量比2019年增長近30%，帶有“整院”“私家花園”“山景/海景”等特色標簽的民宿預訂量激增50%~180%。

年輕用戶拒絕千篇一律的標準化酒店，更向往深入本地的生活方式，這種需求正是民宿大展拳腳的舞臺。因此，城市民宿若能抓住Z世代心理，打造出“可體驗、可社交、可分享”的產品，將擁有強勁的增長潛力。

2. 新房東群體賦能供給：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不僅是消費者，也是民宿供給端的新生力量。近年來大量高學歷的90后、95后加入民宿房東行列，他們往往是兼職經營（“斜杠青年”），帶著自身的一技之長和興趣愛好辦民宿。

例如有養殖螃蟹的房東在自家民宿里提供釣螃蟹、果園采摘體驗，吸引志同道合的客人。數據顯示，2023年上半年途家新增有收益房東4萬人，其中約七成為95后。

這些年輕房東更樂于親力親為（95%以上選擇自己打理而非委托他人），具備互聯網原住民的思維和社交傳播能力。

他們擅長運用新媒體為民宿宣傳，善于根據客群喜好設計活動和空間，使民宿更具活力和話題性。

可以說，新一代房東正在重塑民宿供給側生態：更有文化品位、更注重互動體驗、更快速學習進化。這為行業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創意和改進動力。

在資本看來，有這批高素質青年從業者加入，民宿賽道的長期人力資本基礎更為穩固，也提高了誕生新品牌、新模式的可能性。

3. 差異化與品牌化帶來溢價：未來民宿行業的成功要素之一在于差異化競爭戰略。如前所述，千篇一律、缺乏特色的民宿將難以打動挑剔的消費者。

而那些深耕主題和品質的民宿更容易脫穎而出并贏得忠誠客群。近年來已經出現一些城市民宿品牌將設計、美學與本地文化相融合，打造出網紅級別的“美宿”，一房難求且價格不菲。

這說明市場愿意為優質民宿支付溢價。品牌化也是趨勢之一：過去民宿多為單打獨斗的個體戶，未來通過連鎖加盟或品牌賦能，推出穩定水準的產品，可以獲取規模效應和用戶信賴。

事實上，2022年以來已有資本開始關注民宿品牌連鎖機會，比如投建主題民宿集群或高端民宿莊園等。

內容營銷與社群也將助力品牌建設，成功的民宿往往運營自己的粉絲圈層，通過微信、微博、小紅書等沉淀用戶，實現復購和口碑傳播。

財經視角看，這種輕資產、重運營、強IP屬性的民宿品牌具有可復制性和擴張潛力，可能成為下一步投資熱點。

4. 市場縱深與滲透率提升：目前民宿在中國住宿市場的滲透率僅約3%，遠低于歐美的20%。這意味著未來仍有巨大發展空間。隨著旅游業在后疫情時代全面振興，國內旅游人次和消費有望持續增長，龐大的增量市場等待挖掘。

結語

三年歷經沉浮，國內城市民宿正站在新的起點上。Airbnb的離開并未使這片市場荒蕪，反而倒逼本土玩家更快進化。

疫情的沖擊淘汰了弱者，也培育出更成熟理性的業態環境。面向未來，城市民宿要走的路，是一條在標準化中保持多樣，在競爭中凸顯差異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對于投資者而言，民宿行業不再是簡單燒錢博流量的故事，而逐漸顯現精細化運營和品牌價值所帶來的長期回報。

Z世代的熱情、資本的回歸以及政策的引導，都在為民宿經濟注入信心。誠然，挑戰依舊存在——監管、服務和競爭的難題需要持續應對。

“民宿的主題功能是住宿，但這不是唯一功能”。它承載著更豐富的體驗和文化價值。只要牢牢抓住新生代消費者對“不一樣的旅行”的向往，提供酒店無法給予的獨特體驗，城市民宿依然大有可為。

在消費升級與文旅融合的浪潮中，民宿作為體驗經濟的一環，有望迎來新一輪成長。對于這個曾飽受打擊的行業而言，真正的春天或許才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