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結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如何反過來影響人口結構

人口結構和經濟發展的循環累積因果。

少兒人口縮減→未來勞動力萎縮→人力資本積累受限→經濟增長承壓；

而經濟放緩或停滯→進一步抑制家庭收入預期與育兒能力→加劇生育意愿下行。

以下圖為例，

人口結構尤其是0-14歲人口數量，會影響到15-59歲人口的數量，進而影響到勞動人口參與率。這里教育的擴張，延長了15-24歲，甚至15-30歲人員進入社會參加工作，進而降低了勞動參與率，勞動參與率最終影響人力資本的積累，最終影響到經濟產出。

經濟繁榮顯著推高育兒成本（涵蓋教育、住房、照護等），加劇生育的經濟壓力。

社會財富積累催生生活方式多元化偏好（如丁克家庭、非傳統伴侶關系興起），疊加房價高企、婚姻成本（如彩禮）攀升等現實壓力，共同導致結婚率與生育率趨勢性下降。

其直接后果是0-14歲人口持續萎縮，進而形成未來勞動年齡人口長期遞減。

此外，預期壽命的提升，增加了60歲以上人口數量，進一步影響了年輕人的各類觀念，甚至壓縮消費，最終導致了企業投資降低，最終降低了生產性實物資本的積累。

以上兩個因素最終使得經濟增長變緩，甚至到最后變成負增長。

以上只是理論分析。

現實中的中國，人力資本的規模效應還沒有發揮出來，過分擔心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參與率降低，忽略了1977年以來，積累的過量受教育群體的創造力。

中國自改革開放和恢復高考以來，實物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積累都經歷了“量質”齊增的同步發展。截止到2024年，中國資本系數（實物資本/GDP）是3.52，資本系數增長速度明顯放緩。

存量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0.5年,也就是初中畢業或者高中輟學的水準，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4年，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

通過對1997年至2024年間中國要素投入生產函數的細致觀察，并結合現實經濟運行狀況的深入分析，揭示一個至關重要的典型事實。在經濟面臨外部沖擊的情境下，政府往往傾向于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增強投資力度或調整高等教育的錄取率及培養規模。這些措施的本質在于通過擴大實物資本或人力資本的存量規模，并與外部沖擊形成交互作用，從而間接影響后續的全要素生產率。然而，盡管這些努力看似合理，但實際效果卻不盡如人意。

具體來說，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存量規模在擴張過程中，并未能有效發揮其應有的規模效應或外溢效應。這意味著，盡管政府試圖通過增加資本存量來刺激經濟增長，但由于缺乏高效的資源配置和合理的利用機制，這些資本并未能充分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在面臨外部沖擊時，深入探討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時，存量實物資本、人力資本的規模效應與ad-hoc impacts對存量實物資本、人力資本的交互效應（即調控效應）顯得尤為重要。

其中，Yt為t時期地區生產總值，Kt為t時期的資本存量， Ht為t時期的勞動力投入， Aexp()代表了技術水平，即全要素生產率。 1-a為資本的產出彈性，a 為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

投資規模與教育規模的增加在受到外部沖擊后同時擴張的現象，確實可能表現出一定的共線性特征。這種共線性暗示著實物資本積累與教育資本積累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替代效應，而非互補效應。

具體而言，當經濟系統面臨外部沖擊時，如政策調整、市場需求變化等，企業和個人可能會同時增加對實物資本（如生產設備、基礎設施等）和教育資本（如教育投入、人力資源培訓等）的投資。這種同步擴張的現象可能是由于投資者認為兩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績效，從而在資源分配上形成競爭關系。

1997-2024年間中國投入產出關系表達式如下：

中國經濟增長函數的估計表明，影響GDP的三個因素，實物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和TFP，對GDP增量的源泉進一步分解，可以求得各個要素的貢獻度。由于生產組織與管理水平提高、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制度變遷等變化難以觀測。因此扣除了資本投入、勞動力投入和TFP貢獻以后，可以求得不可觀測值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計算結果表明，1997年至今，資本積累一直是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力量，其貢獻率遠遠超過勞動力投入和TFP的貢獻率。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的貢獻度為正，但貢獻度一直較低，并且在2019年開始呈現負向作用。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以2008年為界，之后對經濟增長大多數年份都是負值。

從圖中可以看出，1997—2011年，我國潛在GDP增長率基本處于較高水平，2012年以來，潛在增速逐漸下降，而實際GDP增長率基本在潛在GDP增長率上下浮動，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的缺口可清晰反映出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變化，與我國宏觀經濟的經驗較為吻合。2012年至今，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同步放緩，產出缺口逐漸縮小。這可能表明該階段實際經濟增長率呈現出的特征，主要由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引致，因此實際經濟增長率下降不是周期性的，而是一種長期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