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干成事的人，無非是摸透了這4個字

內容來源： 2025年8月2-3日，筆記俠于山西晉中舉辦的PPE課程2025級第三模塊【歷史學·道與術】。 分享嘉賓：張國剛 ，清華大學資深文科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筆記俠PPE政經哲導師。

決策，意味著有很多不同的策略需要做出取舍和決定。

企業決策，真正的智慧在哪兒？在于能把看上去矛盾的東西給揉在一起！

企業生存法則的最高境界，不是什么死守一套道理不放，而是動態平衡——在“道”（根本目標、想要的最佳結果）和“術”（具體的方法、謀略）之間靈活調節！

在這個變化快得嚇人的世界里，如何既要守住根本底線（道），又要有能力找到靈活的路子把難題解開（術），在復雜的世界里真正“成事”？

希望今天的內容能幫你打破那些自己可能都沒意識到的思維定式。

西方管理學中有這樣一個道理：一個企業家，如果他的腦海中能容納兩個完全相反的理念，他就一定能成事。因為不要執著于單一觀念，有執念的人往往是大學教授。

所以，聽完大學教授的講解后，一定要保持警惕，他只講了一方面的道理。能講多方面道理的人很少，這就是所謂的圓融通博。

實踐中這樣的人很少。識時務者為俊杰，俊杰與儒生和俗士的差別就在于此。儒生和俗士只講一種道理，儒生高調，俗士鄙俚，而俊杰在比較通透，明白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道理。

筆記俠的PPE（政經哲）課程也是如此。大凡天下之學問，萬事成敗皆不出道與術這兩大范疇。天下之學問，萬事成敗皆在這兩個維度上。道是方向，術是方法；道是規則，術是謀略。如何合規又符合利益最大化，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對于我們這些實踐工作者，尤其是企業家和創業者，要抓住道與術。術的問題更多，所以接下來的課程主要圍繞術來講。

01

反內做事，要學會變通

曾國藩只讀兩種書：修身讀經，經濟讀史。修身做人，經書能告訴你做人的道理；而經邦濟世，經濟天下，則需讀史，因為史書能提供操作的案例。

所謂經濟，即是經邦濟世之意。那么，讀什么史書呢？曾國藩自己曾說：“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乎司馬溫公《資治通鑒》。”

晚清羅遵殿曾是浙江巡撫，在太平天國時期，全家投水自盡，唯獨兒子羅少村因在外讀書而幸免于難。后來，在家中辦理喪事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人都前來吊唁，因此他得以結識曾國藩。

羅少村寫信給曾國藩問讀什么書，曾國藩回信說：“你就讀《資治通鑒》這本書。”這段話收錄于中華書局的《曾國藩書信集》中，其中有兩句話尤為關鍵：《資治通鑒》能夠“窮物之理，執圣之權。”它不僅闡釋了事物的道理，還洞悉了唯有智者才能領會的權變之術。

這種思想在《資治通鑒》中也有體現，即“行權立斷，違經合道”。

以東漢末年何進殺宦官的案例為例，最初何太后不同意殺宦官。

（筆記俠注：何太后在做皇后的時候，殺死了漢靈帝的王美人，漢靈帝特別生氣，差點廢掉何皇后，后來多虧張讓等大宦官說情才給保下來，所以何太后不想讓哥哥殺掉宦官集團的人。）

何進無奈之下偷偷請董卓等外面的軍閥進京，結果引發了天下大亂。表面上看似尊重太后意志，實則使自己陷入被動。何進的幕僚陳琳建議他果斷采取措施，違經合道，先斬后奏，再向太后匯報。

陳琳講的就是中國智慧的核心：違經合道，守正出奇。可惜何進沒有聽從這個建議。

在中國古代的禮儀中有嚴格的男女之別，禮制規定叔嫂之間“不通問”，意思說是小叔子與大嫂見面不能直接對話或問候，容易引起各種嫌疑。

傳遞東西更是不可以，如果真要遞東西給對方，就要先放在桌上，讓他自己來拿，這就稱為“男女授受不親”。

有個叫做淳于髡的人問孟子說：“那么，如果嫂子掉到水里，小叔子可以用手去拉她嗎？”

孟子回答說：“嫂嫂掉在水里而不去拉，這簡直是豺狼！男女之間不親手遞接東西，這是禮的規定；嫂嫂掉在水里，小叔子用手去拉她，這就是通權達變。”

儒家最講究通權達變，如果凡事都只求一板一眼不會變通，在儒家看來就是小人的表現。

所謂“違經合道”。什么叫“道”？就是更高、更全面的一個利益，而不是我個人某種狹隘的利益。因此我們企業家做事時，必須在“經”和“道”的問題上搞清楚。

02

“經”與“道”的三大唯度

關于“經”與“道”，有三大維度。

第一個是常規道理（經）與根本利益（道）

就是我們剛才講過的“叔嫂不通問”（經）與“嫂溺援之以手”（道）。“叔嫂不通問”是常規的道理，“嫂溺援之以手”是根本利益，為的是救人第一。

常規道理當然需要遵守，日常生活工作也應當如此運轉。俗士堅守常規道理，儒生更是將其升華為普世真理。但我們必須關注根本利益，救人一命最為重要，這是根本。

第二個是一般程序（經）與最佳結果（道）。

比如倉庫著火了，你馬上向領導報告倉庫起火，這是程序正義。

有人認為我們應該堅持“程序就是正義”的觀點，比如程序的對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遵守程序以維護秩序，而非正義。哪怕判決有誤，我們也需要遵守，否則像特朗普的支持者那樣沖擊國會，豈不是亂了套？

但這其實是西方的邏輯，他們將所有利益置于程序和規則制定過程中，因此格外重視規則。規則一旦制定，便按規則行事。

然而，中國的智慧在于程序不能完全替代一切。在制定和遵守程序時，我們追求最佳結果。一般情況下按程序行事，但在特殊情況下，程序需靈活變通。

第三個就是理想（經）與現實（道）。

理想非常重要，但是你不要把它當作操作指南。

公平、公正、公開，這是理想，但是現實往往是不盡如人意的。只能接近理想，不可能完全實現所謂的理想狀態。通往理想之路更是會曲里拐彎，就像我們開車去一個地方一樣，我們必須左右轉彎，如果一直直行那肯定不行。

所以，在我們的生活中也是這樣，我們大家都有美好的理想，但是那只是一個方向，一定要務實。

03

人生智慧，一份為四

一分為四是中國古代的智慧。孔子曾說“可以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這里分了四個層次講不同層級的人際關系。

第一種人際關系是“可以共學，未可與適道”，這意味著大家一同學習并不容易，我們可以共同學習，但未必能互相為師。

第二種人際關系則是我們這些志同道合的人，“可與適道”，在這個小圈子里，大家理念一致，這已經是一個更高的層次了。

第三種人際關系是“可與立”。即便我們志同道合，也未必能成功，若能合作成功，已屬不易。

最難的是通權變，要理解時勢的變化。這是第四種人際關系：“可與權”。

面對問題，家事、國事、天下事，有各種解決方案，左、中、右；剛、柔、適度，等等。最關鍵的是第四種“權變”。如同下圖：

具體來說，左是一種辦法，右也是一種辦法，嚴是一種辦法，慈也是一種辦法。理想的狀態是剛柔兼濟，嚴慈結合。

比如，在金融政策中，鷹派主張加息，鴿派主張減息，鷹派強調國家調控，而鴿派則傾向于市場調節。理想的情況是讓國家和市場這兩只手都發揮作用。

然而，其中的關鍵在于“權”的變化。因此，我們需要學習的正是這方面的知識。你看，任何一個方面都可以被視作心靈雞湯，都是一種道理。但如果這些道理不與實際問題、實際情況和環境相結合，它們就變成了教條。

這個情境就是“何人、何時、何地、何事、何故”，這五個“何”決定了我們應該采取左還是右的策略，或者略左還是略右。當然理想的情況是“中”。

因此，我們強調不左不右，實際上就是一左一右的平衡，這是核心思想。

看過孔子，再來看孟子的人生哲學。

《孟子·盡心上》這一篇內容講：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楊子就是楊朱，他講“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一毛不拔。這就是講很自私，唯我。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頂就是頭頂，踵就是腳跟，墨子磨光頭頂，走破腳跟，只要對天下人有利，他就去做。

這跟楊子完全相反。

子莫這個人主張折中，折中就接近正確。但折中沒有權變，就好像固執在一點上。人們之所以厭惡固執這一點，是因為它損害了正道，抓住了一點而廢棄了其余。

如果不懂得權變，光是執中，光是那個理想的目標，既為人又為己，總是想著“雙贏”，你就是一種偏執。

所以，我們講要“違經合道”。

孟子笑話了一個叫尾生的人，留下一個典故叫“尾生之信”。

尾生跟姑娘談戀愛，約好在哪個橋墩下見面，說不見不散。后來姑娘沒來，他就等著不見不散，結果漲水了他還不走，他就被淹死了。

這件事就說不知權變的人，就像這個尾生一樣迂腐愚蠢。

孔子在《論語》里，就評價過管仲。管仲是齊國公子糾的老師，公子糾的對手是自己的弟弟公子小白，當公子糾和公子小白共同的哥哥齊襄公被殺的時候，這兩個人跑去臨淄爭奪國君的位置。

兩撥人在路上遇到了，跟隨公子糾的管仲一箭差點把公子小白射死，還好小白命大，這一箭剛好射在皮帶鉤上面，留下個典故叫“射鉤之仇”。

后來公子小白即位，公子糾自殺，管仲在好友鮑叔牙的推薦下出任齊國的相國，輔佐小白也就是后來的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霸業。

于是孔子的學生子貢就問孔子說：“管仲這個人很糟糕，不仁吶。他原來跟公子糾做事，公子糾被齊桓公（公子小白）逼迫自殺，管仲還做了齊桓公的相國。”

孔子就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匡正了天下，直到今天民眾還在享受他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恐怕我們也要披頭散發，穿向左開襟的衣服了（筆記俠注：假如沒有管仲輔佐齊桓公，中原地區的人都會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擾甚至被統治）。管仲這樣的人哪能像普通人那樣恪守小節，自殺于小山溝里，而誰也不知道呢。”

孔子這話的意思是：作為精英，你要從國家民族利益考慮問題，這也是“違經合道”的具體體現。

好的人生亦是如此。以張良為例，我來談談他的進退之道及其變通之智。

秦末亂世時，張良也曾召集數百人起義，但后來他發現劉邦更勝一籌，便決定不當首領，轉而輔佐劉邦，將自己的這些人馬交予他。

這就像我們企業中，有時不必自己創業，跟隨他人也能成事。

記得有一次在上海授課，一位寧波女生分享她的經歷：她認為自己做衣服無法與杉杉、雅戈爾這種大公司競爭，于是決定將工廠賣給他們，轉而生產配件。

她投資數百萬購置設備，專門制作衣服上的標簽，每個衣服標簽的金額雖小，但利潤率高，累積起來也十分可觀。

這讓我聯想到張良，他不圖高位，甘愿輔佐

我曾問學員，是想當老板還是職業經理人？兩者有各自的行事法則。《易經》中的乾卦、坤卦早已闡述這些道理。有人用《易經》算卦，這只是普通興趣，但《易經》本質上是一種應對不同情況的復雜思維模式。

張良輔佐劉邦后，積極出謀劃策，直言不諱。從彭城受命到楚漢之爭，他始終盡心盡力。然而，劉邦稱帝后，張良選擇沉默，因為局勢已經發生了變化。

舉例來說，劉邦欲換太子，張良不發一言；分封大臣時，張良亦保持沉默。這是因為，他深知言而無益，反而可能招致禍端。

張良在太子之爭這些事情上一句話不說，你不能說他太自私，不關心國家大義和漢室安危，這是因為他即使講了也于事無補。

他和呂后說：“咱們皇上在危難的時候，經常聽我的建議，現在天下安定了，因為喜歡小兒子想換太子，這是他們父子骨肉之間的事情，我們做臣子的沒有說話的份”。

后來呂后執意讓張良幫她想辦法，張良給她出了個主意：請出商山四皓做太子的輔佐。

一天，劉邦與太子一起吃飯，他見太子背后有四位白發蒼蒼的老人。問后才知是商山四皓。這四位老先生上前說道：“我們聽說太子是個仁主，又有孝心，禮賢下士，我們就一齊來作太子的賓客。”劉邦知道大家很同情太子，又見太子有四位大賢輔佐，消除了改立趙王如意為太子的念頭。

魏征曾問唐太宗，是要他當忠臣還是良臣？忠臣直言進諫，哪怕被殺；良臣則考慮效果，助君成事。

張良的智慧在于，他明白在特定情況下，沉默亦是明智之舉。無論是處理太子之事，還是平息將領不滿，他都巧妙應對，達到預期效果。

最終，張良在劉邦去世后，選擇退隱，修身養性，多活了十幾年。這啟示我們，在政治江湖中，進退取舍需審時度勢，相機行事。

所以做人做事的領導力，皆可一分為四：進退止代表不同應對策略，需根據時勢靈活運用。

對應當下的市場政策，“進”就是凱恩斯的政府調控，“退”就是哈耶克的自由經濟（看不見的手），“中”是兩種政策手段都用，同時發揮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

這是一個理想，很難達到兩個條件都是對稱的，但是兩個工具都會用，看在哪種情況下哪種工具多用點，“權”是兩種手段的變化和力度。

中西文化在此亦有差異，西方更順本性，而中國則講究權變之道。

04

企業家應該怎樣做決策？

在我們企業進行經營決策時，由于我們面對的問題并非單線條，所以我們在做決策時，要堅持“四句話原則”。

第一，聽取多數人的意見。

這樣做的目的是了解大家的利益關切，以便在出臺政策時，大家能夠接受，減少阻力。不要僅憑一己之見，而要多層次、多角度地聽取意見，了解大家的利益關切。

第二，與一部分人商量。

這里說的不是與少部分人商量，而是要與各領域的專家商量，與他們商討可以打破自己的知識壁壘和蔽障。

第三，拿自己的主意。

最終，你要根據自己的判斷做出決策。為什么？因為他們在業務層面考慮，而你要從政治層面考慮；他們從專業角度出發，而你需從全局出發；他們關注當下，你則要考慮整體，包括財務部門、研發部門、銷售部門等。這時候你就要想，該如何做出這個決策？

第四，要輕個人得失。

這里的“個人得失”是指不要只考慮自己能獲得多少，而要把企業的長遠發展放在首位。即使當下個人看似有些吃虧，但企業的穩步發展才是最重要的。公司好了，個人就會好。

以上原則，顯示了尊重利益的不一致性。

從曾國藩的“經史之辨”，到孟子的“嫂溺援手”，再到張良的“進退有據”，貫穿始終的只有一個核心：“違經合道”的智慧，然后我們的領導力依據情境一分為四：進、止（無為）、退、權（可進可退可止——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成大事者，必能兼容矛盾，在“道”的燈塔指引下，靈活運用“術”前行。

企業家決策的“四句話原則”：聽多數人的意見、與少數人商量、拿自己的主意、輕個人得失，正是這種智慧在現代商業領導力的濃縮。

杰克?韋爾奇說：“你可以拒絕學習，但你的競爭對手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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