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學派，一個“扶手椅經濟學”

奧地利學派誕生于19世紀70年代，其理論源頭可追溯至卡爾·門格爾1871年發表的《國民經濟學原理》。

該書奠定了主觀價值論的基礎，與邊際效用革命共同重塑了經濟學分析范式。

一戰后，第三代核心路德維希·米塞斯領導學派完成現代化轉型，通過《人的行為》構建了以"行動公理"為核心的先驗演繹體系，將奧地利學派推向經濟學"顯學"地位。

奧地利學派歷經了幾代人的傳承。

其第一代代表人物為卡爾·門格爾;

第二代代表人物為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和歐根·馮·龐巴維克(;

米塞斯為第三代代表人物;

哈耶克為第四代代表人物;

伊斯雷爾·柯茲納、羅斯巴德以及路德維希·拉赫曼為第五代代表人物。

奧地利學派的核心理論

奧地利學派與主流經濟學的分歧源于哲學基礎差異：米塞斯主張經濟學是先驗科學，其命題可通過邏輯演繹自證，而非依賴經驗驗證。

奧地利學派是不需要提出假設來進行推理的。
不像新古典經濟學，需要通過提出一個自利最大化的“經濟人”假設來推出整個經濟學理論體系，同時納入宏觀經濟學，在可疑的統計總量之間建立聯系，并在此基礎上做計量分析。

這種"人類行為學"方法論，始于一個不證自明的“行動公理”，即人處于清醒狀態時，其行為必具目的性（反駁該公理的行為本身即證其存在，類同笛卡爾“我思故我在”），進而演繹出整個經濟學體系，形成與實證主義、歷史學派截然不同的理論路徑。

基于行動公理，演繹出《利息與時間偏好定理》-《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等理論基石：

時間偏好定理：由行動公理出發，反證得出“人們總傾向于盡早滿足欲望”（延遲滿足與不行動均違背公理）。故當前商品價值恒高于未來同質商品，此即利息產生的本質——對時間延遲的補償。

稀缺性與邊際效用：行動公理蘊含手段稀缺性（若資源無限，則無需行動）。故個體必依據欲望重要性排序配置稀缺資源，形成“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優先滿足最重要欲望，次優者效用遞減。

主觀價值論：價值源于個體評價，否定客觀價值尺度。堅決反對將集體視為獨立決策單元，強調社會現象本質是無數個體行動的復雜結果，集體分析具誤導性。這種激進個人主義延伸出，主觀價值論：價值源于個體評價。市場過程理論：競爭是發現信息的動態過程。

基于理論基石延伸出，市場過程理論、資本與利息理論、商業周期理論

市場過程理論：市場是動態發現信息的過程，而非靜態資源配置機制。企業家警覺性：經濟進步的動力源于企業家對利潤機會的敏銳捕捉。知識分散性：市場通過價格信號協調分散的局部知識，政策干預易破壞自發秩序

資本與利息理論：時間價值論：利息是"買賣時間"的價格，反映資本的機會成本。資本結構理論：強調生產階段的迂回性，批判主流經濟學對資本同質化的假設。

價格協調理論：在一個相關知識掌握在許多分散的人手中的體系中，價格能協調不同個人的單獨行為。而且，價格體系是一種人類偶然發現的、未經理解而學會利用的體系。通過價格體系的作用，不但勞動分工成為可能，也有可能在平均化分布知識的基礎之上協調地利用資源。

競爭作為發現程序的理論：競爭是一個過程，是發現很多事實的程序。很多分散知識是在競爭過程中創造和產生的。競爭之所以有價值，部分原因在于競爭的結果不可預知。

米塞斯-哈耶克商業周期理論：政府信用擴張人為壓低利率，誤導企業家投資周期過長項目。最終引發資源錯配與經濟危機，主張通過市場自然出清恢復均衡

吉芬商品案例解釋的差異化邏輯-奧地利學派VS現代經濟學派

1845 年，愛爾蘭發生饑荒，英國人吉芬（Robert Giffen）觀察到：饑荒導致土豆價格上漲，但是人們對土豆的需求量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這似乎與經濟學中的需求定理（價格上漲，需求量減少，價格下降，需求量增加）相矛盾。

主張使用實證方法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通過觀察認為現實中沒有看到過真實的吉芬商品的例子，因此不承認吉芬商品的存在，弗里德曼用自己的觀察經驗保住了需求定理的正確性。

奧派則指出：愛爾蘭饑荒中“土豆價升量增”實為“其他條件不變”前提被破壞（饑荒重塑了欲望排序，生存需求壓倒一切），需求定律本身邏輯無損，經驗誤讀不構成反證。

此案例凸顯奧地利學派三大特征：強調理論前提的嚴格性；拒絕實證經驗證偽主義；注重微觀行為動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