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茶道的湖湘印記 | 特別報道

導讀：如今，陶澍的茶詩仍在山谷回響，左宗棠“茶馬治邊”的故事還在流傳，譚嗣同為湘茶現代化埋下的火種已然“燎原”，訴說往昔，那些與湘茶有關的故事和精神，正逐漸被喚醒，等待續寫新的篇章。

萬里茶道。 資料圖

7月的安化，資水潺潺，茶山疊翠。中國黑茶博物館前，一場名為“片葉度關山”的萬里茶路人文采風活動在此啟幕。

何為萬里茶道？萬里茶道始于17世紀，中國茶葉途經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內蒙古8個省自治區，經蒙古輸出俄羅斯，總長1.3萬多公里。它是繼“絲綢之路”衰落之后在歐亞大陸興起的又一條重要國際商道。

作為紅茶、黑茶主產地之一，湖南與萬里茶道淵源深厚。據考證，萬里茶道湖南段，起于資水的蘇溪關，沿安化、桃江、益陽老城、湘陰、岳陽老城，出城陵磯至長江以及黃蓋湖附近，長約420公里。

尤其是清朝后期，外國資本主義勢力進入，歐洲工業品侵入中國市場，中國茶葉大量出口，萬里茶道是當時中國茶葉出口的主要途徑之一，湘茶進入發展高峰期。

這一時期，以陶澍、左宗棠、譚嗣同為代表的湖湘名士，為湘茶的發展貢獻力量。

陶澍：安化茶山中走出的一代名臣

茶路遙遙，路途迢迢。如今，當采風隊伍重走在鷂子尖古道上，仿佛還能聽見歷史深處的馬蹄聲。

這條盤山而上的古道修建于乾隆年間，位于安化縣江南鎮黃花溪村與洞市老街之間，全長30公里，是安化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古茶道，也是萬里茶道（湖南段）申遺的重要起點。

茶道上現存的石板路、茶亭、碑刻等，見證了茶道貿易在古梅山地區發展的歷史痕跡。詩碑上還刻有清代名臣陶澍的詩句：“晨穿苦霧深，晚焙新火烈”“誰知盤中茶，多有戶上血”。

安化是全國著名的茶鄉，陶澍出生在安化產黑茶的名鎮小淹。他曾在記述茶馬古道時說：“小淹地當要沖，有市集，行旅往來與夫牽纜而上者賡續不絕，實為必問之途。自城墻崖上距淹市，計路四里有奇，險者夷，阻者通，其泥洼低陷之處，則甃之以石，俾堅固而平，所謂道如砥，直如矢者，洵足以當之。”而捐資修繕古道的人正是陶澍的伯父羨周公。

“茶馬古道、資江上洋溢著傳統禮樂精神，呈現了儒商的仁與義。”船山學社副社長、湖湘文化研究學者黃守愚介紹，安化古道上不少建筑是民間捐建的，尤其是不少女性也參與了慈善事業。

陶澍年少時家境貧寒，他一邊務農，一邊跟隨教館為業的父親讀書，“牧于斯，樵于斯，且耕且讀”。

由于天資聰穎又勤學苦讀，陶澍很快在安化小有名氣。嘉慶五年（1800），陶澍中舉，后又順利考中進士，進入官場。

陶澍出仕后，曾先后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部使和巡撫，后官至兩江總督，是道光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學者。作為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分水嶺上的關鍵人物，陶澍在漕運、鹽政、貨幣三大領域率先突破傳統治理框架。他知人善任，曾影響并舉薦了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晚清名臣。

陶澍愛茶，也非常關心家鄉的茶葉發展。毎次回鄉，他都不忘游覽茶園，考察茶場，造訪茶農，品味鄉茶，并應邀為家鄉的茶場、茶亭題聯題詩，為小淹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茶文化遺產。

陶澍一生在很多地方做過官，安化黑茶也伴隨他的腳步香飄大江南北。官場免不了應酬，陶澍的應酬之法十分簡便與文雅，即品茶與贈茶。從《董琴南編俢以事未與品茶之會，翼日詩先成，且索茶為贈，輒致頭綱一餅，次原韻奉酬》一詩中可看岀，陶澍贈予董琴南編修的茶是茶餅，而壓成餅狀正是清代安化黑茶的主要形態之一。

從政之余，陶澍最大的愛好就是“試泉”與“煮茶”，并多以詩記之，因而有很多茶詩流傳下來。嘉慶二十年（1815）元宵，他在北京寓所烹煮安化茶宴請文友，即席揮毫：“誰知盤中芽，多有肩上血”，詩句既贊茶香，更痛陳茶農血汗，這句詩與唐詩“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有異曲同工之妙。

“陶澍將茶事與民生疾苦緊密相連，將鄉情、經濟洞見、精神追求與詩意表達融于一葉茶中。”陶澍后裔、長沙市少年宮高級教師陶雙說，陶澍的茶詩認證了安化獨特風土，也將湘茶推上文化高位——他辦的詩茶雅集讓安化黑茶蜚聲士林。

道光元年（1821），已是兩江總督的陶澍將家鄉黑茶獻于道光帝。御案前，茶湯紅濃如琥珀，道光朱筆欽點“天尖”，安化黑茶從此譽滿天下。可以說，安化黑茶從邊銷茶發展到五湖四海普遍飲用的保健茶，陶澍功不可沒。

7月12日，“片葉度關山——萬里茶路中國行(2025)”大型人文采風活動在湖南益陽安化啟幕。圖 /宋小平

左宗棠：西北改引為票，力推茶務新政

“此間荒遠寒苦，物產薄乏，變亂以來，山澤俱空，尤非往日之比。望婿寄安化茶磚百塊，粗梗數百兩，果子貍數具，以療病下酒為盼。” 這是左宗棠出征西北期間，寫給女婿陶桄書信中的幾句話。在信中，左宗棠不忘囑咐女婿寄送安化茶。

陶桄是陶澍的兒子，左宗棠深受陶澍賞識，曾受其所托，替他理家教子8年，并結為兒女親家。在安化客居的8年，左宗棠與安化黑茶也結下了深厚的緣分。

陶澍對家鄉茶的一往情深，深深地感染著左宗棠。在后來《答潭文卿》的信中，左宗棠提到：“三十年前館小淹陶文毅里第，即山、陜茶商聚積之所，當時曾留心考究，知安化夙稱產茶，而小淹前后百余里所產為佳亦最多……每斤黑茶，至賤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這段描述不僅展示了左宗棠對安化黑茶的深入了解，還反映了他對茶葉貿易的關注。

左宗棠不僅愛喝黑茶，對種植加工黑茶興趣頗豐。他在湘陰東鄉柳家沖自己的莊園“柳莊”開辟了茶園，并從安化移植茶苗，種植了茶葉。茶樹長成后，他又在茶園旁邊建起了茶坊，用于制作黑茶。直至今日，百年老茶坊仍屹立在左公茶園旁。

左宗棠在柳莊茶樹上的探索也用在了此后擔任陜甘總督，改革西北茶務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左宗棠率軍西征數年，一舉收復了新疆，自同治六年（1867）至光緒七年（1881），他連續經營西北14年。

清代末期，運銷西北地區的茶葉，除了陜西漢中茶葉外，南方茶葉（主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四川的茶葉）尤其湖南黑茶，幾乎占領市場。

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和陜甘回民起義的爆發，使西北茶葉貿易通道受阻，生意蕭條，經營官茶的東、西二柜茶商逃散，無人承領茶引，茶商拖欠課稅。據《甘肅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記載，截至清同治十一年（1872），商人積欠的課稅銀超過40萬兩之多。

邊茶是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生命之茶，茶稅又是當時政府主要的稅種之一。為解決財政危機，恢復西北邊民的正常生活，左宗棠對西北茶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一是豁免歷年積欠課銀，停止應征雜捐，消除所有茶商的顧慮，充分調動了茶商的積極性。

二是改引為票，嚴格稅制。整頓茶務之前，西北地區的茶商一般靠“茶引”購買茶葉，不受數量限制，可隨意領取茶引，使得茶引制相當混亂，左宗棠改“引”為“票”之后，杜絕了偷漏稅收的現象。

三是增設南柜，恢復茶銷規模。在原有東西二柜的基礎上，組建新的茶葉組織——南柜。選派長沙人朱昌琳為南柜總管，南柜茶商的組成主要是湖南老鄉，在西北軍政府強有力的扶持下，南柜的經營業務和規模迅速發展。

此外，左宗棠督理陜甘政務時，俄國人曾訪蘭州向他請求西北地區通商，讓湖南、湖北茶銷往俄羅斯。左宗棠促成這一提議，1907年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了《俄商借道伊·塔運茶出口章程》，大量湖南黑茶由新疆進入俄國。

北京大學湖湘文化研究會特別文化顧問、作家徐志頻認為，左宗棠改引為票、增設南柜的創新之舉，不但活躍了大西北的茶馬市場，更直接帶動湖湘茶葉的升級換代。

西北茶務整頓以后，西北茶葉經銷迅速恢復了昔日的繁榮，據李萬祿《西北茶馬市與馬合盛茶號》記載，僅蘭州地區經營茶葉貿易的商號就增至40余家，所發茶票逐年增加，每年經銷的茶葉多達數百萬斤。這也大大刺激了黑茶產地的茶葉生產，安化大片荒蕪的茶園很快恢復了生機，茶坊進入了熱火朝天的生產景象，通往西北的茶路也很快變得繁忙起來。

因此，1942年《邊政公論·歷代茶葉邊貿史》評“左氏之制施行以來，以挽回咸同年間西北茶銷停滯全局，亦即奠定60年來西北邊銷之基地也”。

《文史博覽·人物》2025年第7期 《萬里茶道的湖湘印記》

譚嗣同：焙茶嗟未試，芳竹痛先除

“焙茶嗟未試，芳竹痛先除。”這是清代經學家皮錫瑞在譚嗣同殉難后，寫給他的挽詩中的兩句。字里行間高度評價了譚嗣同為湘茶發展所付出的心血。

世人皆知譚嗣同為維新變法流血犧牲，卻鮮少有人知他生前為湘茶事業籌措奔走。

譚嗣同對家鄉茶葉發展甚是關注，他曾在《瀏陽麻利述》中說：“茶船入漢口，收茶不計值，湘茶轉運近捷，茶者輒抵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在他的家鄉瀏陽有許多麻農，由于種茶收益更可觀，于是挖掉苧麻改種茶葉。

然而，19世紀末，印度、錫蘭機制茶崛起，華茶國際市場占比斷崖式下跌，湘茶年出口量從百萬擔驟降至40萬擔。湖南善化（今長沙南部）士人許崇勛在《湘報》疾呼衰落主因：“民智未開也，公司未設也，制茶無機器也，茶樹未培植也，采茶不及時也，厘稅未減輕也。”

維新浪潮中，譚嗣同展現出實業家的遠見。他與熊希齡創辦的《湘報》，連續刊發《論湖南茶務急宜整頓》《勸茶商歌》等雄文，呼吁建立現代茶業公司。1898年春，湖廣總督張之洞采納建議，決定創立“兩湖機器制茶總公司”，并在長沙設立分公司。

兩湖機器制茶總公司長沙分公司又名湖南焙茶公司，5月19日《湘報》發布消息：張之洞“札委本館譚復生觀察嗣同總辦湖南焙茶公司”，即由譚嗣同任總辦。

在譚嗣同的積極籌措下，湖南焙茶公司于6月開業。他推行股份制募集資本，引進西洋制茶機械，實踐《仁學》中“仁以通為第一義”的經濟思想。

諸多的文獻說明了湖南焙茶公司當時的籌措勁頭——譚繼洵致電譚嗣同，說起了機器制茶事；譚嗣同把父親的電文寄給熊希齡，與熊商量機器制茶事，同時回電父親稱將努力籌辦……

然而，這家湖南最早的股份制茶企卻因政變夭折。正當譚嗣同為湖南焙茶公司奔走籌措之時，他被保舉進京，參與維新變法。從當年五月初四他寫給同鄉鄒明沅的信中，無不道出茶事擱置的遺憾：“機器制茶事，方弄得有頭緒，而忽被保薦，即須入京引見。橫生事端，無過于此。只好暫將諸事擱起，一意收拾行李，日內起程……”

誰曾想，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曇花一現，9月28日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殉難。剛有起色的湖南焙茶公司也如“百日維新”一樣，僅僅存在三個月之久。

正如瀏陽市文聯副主席劉正初所言，湖南焙茶公司雖然不存在了，但遺澤深遠。茶商、茶農從機器制茶中得到了實惠，茶業的機械化生產和規模化經營勢不可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逐步在湖南茶鄉推廣，為湘茶現代化埋下火種。

古道悠悠，茶香裊裊。如今，陶澍的茶詩仍在山谷回響，左宗棠“茶馬治邊”的故事還在流傳，譚嗣同為湘茶現代化埋下的火種已然“燎原”，訴說往昔，那些與湘茶有關的故事和精神，正逐漸被喚醒，等待續寫新的篇章。

文 | 政協融媒記者 吳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