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好奇,為什么伊斯蘭世界內部沖突屢屢不斷?
有人說是穆斯林天生好戰,也有人說是伊斯蘭國家窮得要死,還有人貼民族標簽,說阿拉伯人天生好斗。
仔細琢磨一下,這些觀點有點狹隘、太膚淺,經不起推敲。
要想真正理解這個現象,我們需要追根溯源,順著歷史的脈絡,來梳理一下伊斯蘭教的分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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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的博弈
公元632年,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歸真。
在隨后的三十年里,阿拉伯帝國被推舉出的“正統哈里發”治理,他們繼續著傳教與擴張的圣戰。
第二任哈里發歐馬爾率軍攻占了北非,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徹底終結了龐大的薩珊波斯帝國。
到了公元661年,從北非到中東,越來越多的民族皈依伊斯蘭教。
可能連穆罕默德自己也沒有想到,他在世時最擔心的宗教分裂還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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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哈里發
公元661年,第四任哈里發阿里遭刺殺身亡。
當時駐守大馬士革的總督穆阿維耶擁兵自立,建立倭馬亞王朝,并打破傳統,把兒子葉齊德直接立為儲君。
表面上這像是一場突發的政變,但實質上是以奧斯曼出身的倭馬亞家族和以阿里為代表的圣裔家族,這兩大阿拉伯帝國內部權力集團矛盾的公開化。
這場權力沖突最終演變為著名的“卡爾巴拉慘案”。
阿里的次子侯賽因被追隨者推舉為合法哈里發,并受邀前往庫法繼位。
葉齊德得知消息后派出四千騎兵攔截,雙方在卡爾巴拉爆發激戰。
最終侯賽因全家七十余人全部遇難,其中包括侯賽因年僅一歲半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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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巴拉戰役
自此,伊斯蘭世界正式一分為二。
效忠倭馬亞王朝的人被稱為遜尼派,而追隨阿里家族的人形成了什葉派。
這是伊斯蘭教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很多人把它看作是“正統敘事”的斷裂,但其實它更像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斗爭,是權力的博弈把伊斯蘭撕裂成了兩派。
值得注意的是,遜尼派和什葉派最初爭奪的焦點并不是教義,而是權力。
在政教合一的體制下,神權和王權之間的矛盾幾乎不可避免。
一旦權力主導了分裂,雙方必然會在此基礎上重新構建自己的教義體系,而這些新“炮制”的教條,最終又會反過來影響甚至制約掌權者。
這就是接下來伊斯蘭分裂的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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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尼派和什葉派
教義的反戈
伊斯蘭雖然分裂為什葉派和遜尼派,立場從此涇渭分明。
但有意思的是,他們在教義層面并沒有出現根本性的分裂。
關鍵原因在于伊斯蘭教獨特的核心信條——“封印先知”。
它包含兩層意思:其一,穆罕默德被視為真主派遣來“糾錯”的先知。
在伊斯蘭的解釋體系里,摩西得到的《律法書》和耶穌傳下的《新約》,都在歷史過程中被篡改和扭曲,只有《古蘭經》才是真主最終、最純粹的啟示。
有些朋友可能會納悶:既然伊斯蘭要自立門戶,為什么穆罕默德不否認摩西和耶穌的先知地位?反而還把他們納進了伊斯蘭的先知譜系?
這就是穆罕默德的聰明之處,把摩西和耶穌都納入伊斯蘭體系,等于順手把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話語權”也打包收入囊中,最終解釋權自然落在了伊斯蘭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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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
其二,穆罕默德不僅是先知,而且是最后一位先知,之后若有人自稱先知,那必然是冒充的。
“封印先知”這個概念,就像是神學領域的一枚“核武器”,它直接鎖死了《古蘭經》的最終形態。
自632年穆罕默德歸真以來,哪怕伊斯蘭世界戰火不斷,但《古蘭經》連一個字都沒有被篡改過。
不管是什葉派還是遜尼派,雙方手里翻看的始終都是同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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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蘭經
不過,穆罕默德本人也沒料到,他其實留下了一個后門——那就是圣訓。
所謂圣訓,就是先知生前的言行與訓誨,由弟子們口耳相傳,后來才逐漸被整理成冊。
正因為缺乏統一完整的成文記錄,圣訓就有了可以“加工”的空間。
于是,什葉派和遜尼派開始各自整理、甚至篡改圣訓,以符合自身的政治訴求。
久而久之,大量荒誕的說法被強行貼在先知的名號下。
比如“圣戰士在天堂可以享受七十二個處女”,很多人以為出自《古蘭經》,
但其實只是源于遜尼派的圣訓,這種說法顯然帶有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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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先知圣訓的莎草紙
從宗教學的角度看,《古蘭經》是一套超越現實的信仰體系,而圣訓則偏向倫理和規范,直接服務于現實政治。
倫理本質上就是權力的延伸和馴化。因此,圣訓的差異最終成了什葉派和遜尼派新的分歧點。
換句話說,第一階段的分裂是倭馬亞家族和圣裔家族的權力斗爭;
到了第二階段,分裂的內容又被“嫁接”到了宗教倫理上,成了政治斗爭與神學教條的雙重撕裂。
更棘手的是,“封印先知”的信條鎖死了《古蘭經》,這讓兩派都認為自己才是正統,對方是叛教者。
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對立,就不只是簡單的“政見不同”,而是帶上了“不容并存”的宗教烙印。
正如16世紀薩法維王朝的什葉派教士曾說過的一句話:基督徒只是異教徒,而遜尼派才是真正的叛教者,
這就讓矛盾徹底走向了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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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什葉派與遜尼派的恩怨并沒有止步于此。
到了16世紀的薩法維王朝,兩派之間的裂痕再次加深,
這也被看作是伊斯蘭教分裂的第三階段。
世俗主義的沖擊
公元637年,第二任哈里發歐馬爾在卡迪西亞戰役中擊敗薩珊波斯大軍,
并隨后圍攻其都城泰西封,泰西封最終失陷,薩珊王伊嗣俟三世被迫逃亡。
到了公元651年,他在逃亡途中被一名磨坊工人刺殺,延續四百余年的薩珊王朝宣告滅亡,波斯地區逐漸被伊斯蘭化。
阿拉伯統治者在傳播伊斯蘭的過程中,不斷打擊波斯地區原有的祆教傳統,波斯文字在官方地位上也逐漸式微。
雖然波斯人在軍事上敗于阿拉伯,但他們始終不服阿拉伯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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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紀的波斯帝國
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裂,某種意義上給了波斯人機會。
終結倭馬亞王朝的阿拔斯王朝,事實上就是在波斯文官與地方勢力的支持下建立的。
而到了16世紀,波斯的薩法維王朝更是將什葉派定為國教,使什葉派與波斯身份深度綁定。
從此,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矛盾,除了權力斗爭、宗教紛爭之外,又疊加了民族矛盾。
不過,民族主義并不是對伊斯蘭世界的唯一挑戰,主要的挑戰還來自世俗化的浪潮。
這里就不得不說回“圣戰”,也就是吉哈德。
這個詞往往被誤解為單純的戰爭,但在伊斯蘭教義中,吉哈德的本意是“竭盡全力”,最初強調的是人與自身欲望的斗爭,也就是內心的“大圣戰”。
叛教可以直接開戰,但異教如果沒有主動挑釁,則不應主動攻伐。
由此可見,在教義層面,叛教的罪過被認為比異教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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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法維遺跡
然而,隨著倭馬亞及其后的王朝不斷強化政教合一的體制,圣戰逐漸被權力馴化,狹隘化為穆斯林與外敵的戰爭。
例如十字軍東征,以及什葉派、遜尼派之間互相打著“吉哈德”旗號的內斗。
進入近現代后,吉哈德的含義再次發生變異。
隨著近代科學與世俗主義興起,伊斯蘭世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對手已不再是基督徒或猶太人,而是“不以神為中心”的世俗主義。
由此,伊斯蘭世界爆發了史上最大的撕裂——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對立。
這種撕裂滲透在近現代伊斯蘭歷史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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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主義
從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到埃及的納賽爾主義,再到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核心問題都是要世俗,還是要真主?
以巴勒斯坦的法塔赫與哈馬斯為例,
法塔赫代表世俗民族主義,目標是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并在現實利益上接受與以色列的“兩國方案”。
哈馬斯則代表教派主義,強調政教合一,以宗教教條為最高原則,對以色列零容忍。
換句話說,世俗主義務實但容易稀釋宗教純粹性,而教派主義恰好相反。
這兩種主義的張力,構成了近現代伊斯蘭歷史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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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人類總會因為極致的神圣,釀出極致的罪惡。
確實,從歷史角度看,伊斯蘭教在創立之初無疑是一種非常進步的力量。
穆罕默德不僅是宗教天才,也是政治和軍事上的杰出人物。
但“封印先知”的教義讓宗教失去了必要的彈性,而吉哈德的對抗性又加劇了內部裂痕,最終釀成了今日的困境。
說到最后,必須要強調的是,宗教本質上是由人推動的,
對我們而言,尊重每一種信仰,尊重每一個宗教,
才是個體保持獨立精神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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