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費率全球排名第一，福利為何還要向“第三世界”看齊呢？

“中國社保繳費率全球第一”。

這句流傳了十年的斷言，在2025年9月1日新政落地之際，再次成為全民焦慮的導火索。

當官方以雷霆手段堵住“自愿棄保”的漏洞，將外賣騎手、工廠學徒乃至早餐店幫工一并納入強制參保的鐵網時，一個尖銳的問題隨之浮出水面：

為何我們社保繳費比肩發達國家級別，而卻只能享受“第三世界”級別的福利呢？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2025年最新數據，我國社保總費率高達38.1%。

遠超越南（25%）、美國（15.3%），甚至逼近高福利的德國（37.2%），在全球173個國家中排名第13位。

2014年底，我國高層領導曾公開表示，“五險一金”已占到工資總額的40%至50%，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

這樣一來，不僅企業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企業雇員，也就是打工者的壓力也比較明顯。

深圳某電子廠工人月薪5000元，但企業需按7384元的基數繳費，導致實際用工成本高達6956元，而工人到手的錢僅有4224元。

這中間的差價讓人難以接受，由此就出現了“企業與雇員達成協議，不交社保”的現象，或者企業和靈活就業者出現斷繳的現象。

與之相對的是，我國的社會福利并沒有發達國家高，或者說只有極少數人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準。

醫療福利方面，2020年職工醫保住院政策內報銷率平均為85.2%，居民醫保為70%左右。

雖然住院報銷率已接近韓國、超過希臘，但我國醫保存在最高支付限額，超過部分需要自費，這也給部分家庭造成了一定的負擔。

老年福利方面，國際組織統計顯示，我國老年和遺屬福利與住戶收入的比約為10%，而中等發達國家平均為14.3%。

居民養老金就更低了，2020年平均約為176元/月，不夠一月的水電、煤氣、物業費。

還有，家庭福利方面差距也十分明顯。

我國家庭社會福利與住戶收入的比僅為0.2%，而中等發達國家為1.7%。

另外，我國的家庭福利覆蓋率只有3%，主要覆蓋兒童和參加生育保險并生育的婦女。

那么，我們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主要有三大歷史原因：

1、歷史債務因素

1997年社保制度建立時，國企改制遺留的“視同繳費”債務高達2.8萬億，相當于當年GDP的30%。

那筆本應由國有資產填補的“歷史欠賬”，最終通過逐年提高費率的方式，分攤到了當代企業和勞動者頭上。

2、人口老齡化的加劇

我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贍養比為3：1，即3個在職職工養1個退休人員。

隨著老齡化的加速，這一比率迅速在降低，形勢更加嚴峻。

人社部預測，到2035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4.6億，老年撫養比將超過50%。那時候估計1個在職員工就要養1.2個老年人了。

3、統籌層次偏低和基金缺乏保值增值手段

目前養老保險主要以省級統籌為主，不能在全國范圍內調劑使用基金，導致各地基金積累結余不均衡。

沿海發達城市，養老基金結余或許比較充分，能夠滿足養老需求，而對于一些落后的中西部城市，面臨著捉襟見肘的局面。

正是基于以上困境，才會出現了9月1日強制參保的新規。

它試圖通過數字化稽查堵住企業“拆分工資”逃費的漏洞，但卻意外地揭開了小微企業的生存真相：

上海一家7人餐館因新規年增22.4萬支出，相當于全年凈利潤的30%。

成都某紡織廠老板算過賬后，連夜將4名縫紉工換成了“免繳社保”的退休返聘人員。

如今，要破解高費率與低福利的死循環，我們就必須直面三個無法回避的結構性矛盾：

1、歷史債務如何償還？

2024年我國劃轉1.2萬億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但僅占當年缺口的21%。

更徹底的建議是將部分央企股權直接注入個人賬戶，讓13億參保人成為“全民股東”，分享壟斷紅利。

2、費率能否因地施策？

借鑒越南經驗，對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群體設置階梯費率，企業繳費比例可降至10%。

同時允許長三角等發達地區自主提高繳費基數，避免“窮省補貼富省”的逆向調節。

3、福利如何精準提升？

當務之急是建立“社保公積金”式的個人賬戶可攜轉機制，打破城鄉分割。

當安徽民工在深圳繳納的社保，能無障礙帶回老家接續時，“候鳥式參保”的荒誕劇才會落幕。

關于這一點，好像很多城市已經開始實施，但是具體結果還不太清楚。

如今站在2025年9月回望，社保新政就像一面照妖鏡，既照見了制度轉軌的代價，也映出了發展模式的困境。

或許真正的答案不在于爭論費率高低，而在于承認一個事實：

當經濟增長無法再掩蓋分配矛盾時，社保體系需要的不僅是技術修補，而是一場涉及財政、戶籍、勞資關系的全面改革。

直到那天來臨前，我們仍將在“全球最高費率”與“第三世界福利”的夾縫中，繼續這場未竟的現代化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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