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湘江血戰，張聞天對王稼祥說：這樣打不行，還是請毛澤東出來

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兩人都加入了當時的青年進步組織“少年中國學會”。由會友這一層關系，彼此知道對方了，但由于張聞天當時去了國外，兩人未曾會面。

他們的深度合作、初次見面是在13年后，1932年10月下旬，臨時中央在上海遭到嚴重破壞，經過請示共產國際后，整個中共中央首腦機關遷入江西中央蘇區的首府瑞金。 不久，張聞天離開匿居了兩個多月的上海。化裝成一個富商，在地下交通員的護送下，于1933年抵達瑞金。沒過幾天，陳云、博古等同志也先后到達。上海臨時中央總算安全地撤到了中央蘇區。

博古到瑞金后，隨即主持召開了一個臨時中央同“蘇區中央局”合并的會議。決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推選博古為書記、總負責人。張聞天擔任常委兼中央局宣傳部部長、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不久，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聞天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連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從此，張聞天的辦公地點和住處，從黨中央所在地觀音山搬到了沙洲壩，同毛澤東在一處辦公，住處也緊靠在一起。兩人關系日益密切起來。

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一道，從中央軍委所在地瑞金的梅坑出發，到贛南省省會于都集結，渡過于都河，踏上西征路。三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相區別，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中央隊三人團”并不是一個正式機構。

在這三人中，一病一傷。毛澤東惡性瘧疾剛止住，體虛血虧，走不動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時任中革軍委副主席的王稼祥被敵機炸傷，肚子里還有彈片。他們兩人都坐擔架。張聞天身體好些，基本上是騎馬行軍。三人隨軍委第二縱隊行動。

開始長征時，不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那么長的路，沒有“長征”這個名詞。最初的目標是到湘西同先行突圍轉移的紅二、六軍團會合。當時把這次軍事行動稱為“西征”。

“西征”就像是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據地所有“家產”全都搬走。不僅帶上了眾多非戰斗人員，而且將兵工廠、印刷廠、印鈔機、機床、醫院的“X”光機等各類笨重機器，乃至于桌椅板凳都進行了包裝，雇了幾千名挑夫，綁了3000多副挑子，抬著如此沉重的東西在山間羊腸小道上行走，隊伍的行軍速度可想而知？

通過敵人第一、二、三道封鎖線時，因為同陳濟棠的粵軍簽了停戰協議，還算順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敵人布置在湘江沿線的第四道封鎖線時，遇到了兇猛的阻擊。

這種螞蟻搬家式的行軍，弊端完全暴露出來。1934年11月25日，紅一軍團先頭部隊占領湘江渡口。白崇禧接到密報，蔣介石準備將紅軍壓縮到廣西，中央軍名正言順地進入廣西，隨后一石二鳥，一舉“剿滅”紅軍和桂系。白崇禧為了自保，故意讓出湘江防線，希望紅軍迅速過江。

當時，紅軍主力距離湘江只有80公里，如果加快行軍速度，只需一天，就可以渡過湘江。但當時行軍速度就是快不起來，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邊。就這樣，紅軍一路走走停停，直到11月29日紅軍第一軍團的主力才跨過了江上浮橋。等軍委第一、第二縱隊走到湘江邊時，花去了極其寶貴的四天時間。這時，桂系、湘軍、中央軍等30萬“追剿”大軍已經包圍上來，飛機、大炮對著湘江狂轟濫炸。一時間，所有野戰部隊都成了掩護隊，行動遲緩，被動挨打。為了掩護中央機關的轉移，紅軍戰士每時每刻都在流血犧牲著。

12月1日，紅軍主力渡過湘江，經此一役，兵力銳減到三萬多人，不到西征出發時的一半。幾天后，紅軍抵達湘西通道地區時，蔣介石已經識破了中央紅軍前往湘西的戰略意圖，在湖南洪江、貴州石阡等地集結了五六倍于紅軍的強大兵力，設了四道防線，形成一個大口袋，等著紅軍去鉆。

在這樣的情勢下，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12月9日，各軍團首長接到命令，重申“總的前進方向不得改變”，硬是要往這個口袋里鉆。

張聞天了解戰局的重要變化后，立即找到毛澤東，告訴他敵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對策。“中央隊三人團”一起向周恩來提出：在去湘西的路上蔣介石已經設置了重兵，原定中央紅軍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先機已經喪失，建議轉向敵人薄弱的貴州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地。

1934年12月11日，紅軍攻占湖南省通道縣縣城。次日，博古、朱德、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中央領導人在通道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戰略行動方針問題，這是紅軍長征后第一次召開的重要會議。會上，李德、博古還是機械地要求向紅二、六軍團所處地區推進。這實際上是自投羅網，把三萬多紅軍往虎口里送。

毛澤東首先堅決反對李德的方針，建議向貴州進軍。這個建議事先已經和張聞天、王稼祥溝通過，加上周恩來、朱德也表示支持。于是，中革軍委于當晚19時30分發布紅軍于13日轉兵進入貴州的命令。但第二天，這個命令又取消了。因為博古、李德仍然固執己見，否定多數人的決定，依舊堅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中革軍委不得不命令紅軍奪取貴州黎平、錦平，開辟前進道路。

1934年12月15日，紅軍攻占黎平。紅軍何去何從？這個戰略方針問題再一次十分緊迫地提上日程。前往湘西的道路上，蔣介石張網以待，決不能以卵擊石，如何避免類似湘江戰役的惡戰、硬仗迫在眉睫。三天后，周恩來在黎平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博古仍堅持中央紅軍進入湘西北，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意見；毛澤東則主張放棄原定計劃，改向黔北進軍，創建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

會上，“中央隊三人團”和博古（注：李德因病沒有參加）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關于此次會議的情況，事后，陳云向共產國際作了以下報告：在黎平終于糾正了錯誤，對此前“靠鉛筆指揮”的領導人表示不信任。 原來的領導人堅持直線前進的做法，認為此后也必須照此辦理。我們堅決加以反對，指出這一計劃只能有助于敵人，不會給紅軍和中國革命帶來任何好處。

通過激烈爭論，“中央隊三人團”的意見被黎平中央政治局會議接受。會議作出了兩項重要決議：第一，否定了中央紅軍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方針，通過了“中央隊三人團”在通道地區就已提出的“以遵義為中心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第二，到遵義地區后，中央政治局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黎平會議雖然已經為紅軍行動指明了方向，但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棄他們的錯誤戰略方針。張聞天對此非常擔心，他意識到，如果讓李德、博古繼續掌握軍事指揮大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他開始考慮變換軍事領導人的問題。

那時張聞天身體不太好，也不得不躺在擔架上。12月20日，部隊到達貴州黃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張聞天和王稼祥兩人示意擔架停一下，兩個人頭靠頭地躺著說話。王稼祥就問張聞天，我們這次轉移的最后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張聞天憂心忡忡地回答說：咳，也沒有個目標。又繼續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

當晚，王稼祥就把張聞天的這個想法告訴了彭德懷，然后悄悄地告訴了毛澤東。 這消息很快就在劉伯承等幾位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要毛澤東出來指揮。 十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開會。決定強渡烏江。在以后的行軍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中央隊三人團”為挽救黨、挽救紅軍進行了積極的斗爭，一步一步地向勝利邁進。

1935年1月7日紅軍先頭部隊襲占遵義后，軍委縱隊隨即于1月9日入城進駐。中央領導成員立即著手準備召開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云、周恩來、張聞天、博古；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楊尚昆、李卓然等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首先由博古作總結報告。他雖然講到了一些主觀上的指揮上的錯誤，但過分強調客觀的困難。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于反動力量過于強大、蘇區物質條件不好等方面。以此掩蓋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錯誤造成的惡果。

張聞天首先站起來反對博古的報告，他手里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著“提綱”講的。這個“提綱”實際上是“中央隊三人團”集體創作。以毛澤東的觀點為主，張聞天執筆寫成的。三人之所以讓張聞天在會上講出來，因為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當時，中央書記處書記共有五人：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陳云。與會者中，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僅次于博古，與周恩來相當。他旗幟鮮明而又系統地批評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途中的錯誤的軍事領導，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御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

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由于特殊的歷史環境，當時留存的文獻資料有限，很長一段時間，關于遵義會議醞釀過程、召開時間、組織變動情況等，都存在模糊不清的問題。

直到1957年1月，蘇聯向中國移交了一批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絕密檔案。在這批檔案里，有一份《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的手稿。這份珍貴的手稿記載了遵義會議前后的有關情況，對遵義會議召開的目的、醞釀過程、會議的主要內容，尤其是黨中央的組織變動情況等重要史實，都有明確的記載，全文4600余字。由于手稿沒有署名，經過多方調查核實，也一直無法確定手稿的作者，但手稿完整地保存在中央檔案館。

手稿原跡之一

在這份手稿中寫到：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注：張聞天）及毛澤東、王稼祥的提綱和意見。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講了大約一個多小時。他發言的主要內容是說當前首先要解決軍事問題。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尖銳地批評李德錯誤的軍事指揮，說他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還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畫，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造成了紅軍在西征中的重大損失。

緊接著發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幟鮮明地支持張聞天和毛澤東的發言，并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朱德素來謙和穩重，這次會上也聲色俱厲地批評李德，犧牲了幾萬人的生命。 ……周恩來是軍委負責人，全力推舉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遵義會議在1月17日結束時作出了下列決定：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注：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常委，從此毛澤東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這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的歷史上是一件大事。

會議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這意味著將解除博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由洛甫接替。但張聞天非常謙虛，再三推辭。他希望毛澤東能出任這一重要職務，但毛澤東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于是這個問題暫時擱置了起來。

遵義會議除了以張聞天取代博古之外，最為重要的就是軍事領導人的變換。張聞天信任和擁護毛澤東指揮軍事，從黃平橘林談話開始，為確立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作了不懈的努力。

遵義會議開完后的第二天，1月18日，又接著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常委進行分工，決定：“以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從此毛澤東又重新回到軍隊領導崗位，直接參與對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

1982年4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調查人員將手稿的復制件分送給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陳云、聶榮臻、楊尚昆和鄧小平等同志，請他們辨別鑒定。經過陳云證實，這份手稿是他親筆寫的。他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遵義會議。為了向部隊傳達會議精神，寫下了這份提綱。紅軍過瀘定橋后，他根據中央的指示：前往上海恢復黨組織，后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有關情況。這份手稿也被帶到了莫斯科。

遵義會議召開20多天后，項英三番五次向中共中央發電，要求中央趕快作出決策，對中央分局進行領導，真是到了十萬火急、刻不容緩的地步。這時，張聞天感到，項英接連來電，不能不回復；此時再不變換領導，要誤大事。本來，在遵義會議上政治局許多同志都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的職務。于是，常委再次開會討論分工，作出決定，由張聞天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為此，黨中央還發表了一個聲明，正式宣布博古、張聞天交接的完成。

張聞天受命于危難之際，他立即傾注全部精力和才智，在負總責的崗位上，同毛澤東配合合作，團結政治局和軍委的負責同志，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糾正“左”傾軍事路線錯誤，把領導全黨、全軍實現戰略轉變，粉碎敵人圍追堵截的歷史重任承擔起來。

毛澤東回到軍隊領導崗位后，首戰告捷，擊潰王家烈八個團，消滅吳奇偉兩個師，繳獲槍支兩千多支，俘虜約三千人，是長征以來打的第一個大勝仗。張聞天更加相信、佩服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和軍事指揮才能。他確信毛澤東在前方指揮戰斗更有把握。于是，在二占遵義以后，就提議成立一個前敵司令部，請毛澤東到前方擔任前敵總指揮。

1935年3月4日，中革軍委簽發命令：“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這一新的建制與任命，顯然是把前方機動靈活地指揮戰役的權力交給了毛澤東。

不久，毛澤東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一個新的“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成員為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認為自己對打仗是外行，軍事指揮必須臨機決斷，經常開中央會議來決定，對軍事指揮不利，于是非常贊成毛澤東的這個提議。3月12日，在茍壩附近，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至此，遵義會議變換領導的重要決策最終完成。

1956年，毛澤東叮囑秘書：有一個人，除我上廁所外，可以隨時來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