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劍指“基于怨恨的偏執”：說說“只盯著別人缺點”有多可怕

　　文丨將爺

　　寫這公號時，我會考慮流量，這多少是基于利益的思維。流量得講底層邏輯，這讓我植入的一些價值理論，很少被關注。

　　今天不要流量，把之前兩篇文章中私貨提煉出來再說說。驅動我這么做的原因，是孫立平教授剛寫的這篇文章。

　　我很欣賞孫立平老師對社會現象的理論提煉。比如，很多年前他提出“斷裂社會”，疫情后對國際局勢提出“大拆解”，都很有符號意義。

　　這一次，他提出“基于怨恨的偏執”，也擊中了我的內心。這篇文章在講俄國知識分子，講他們對專制之痛的怨恨，讓他們走向了偏執。

　　這是俄國知識分子的遺憾，這個群體沒能像英國知識分子那樣最終實現超越，也沒有像法國知識分子走出自卑與自尊，始終活在某種傲嬌中，覺得自己才是西方墮落世界的救世主。

　　不得不說，這些知識分子最在怨恨中，變得失去理性或者消極無為。這或許正是今天普京也沒法還世界一個強大俄羅斯的原因。

　　我之前剛發的兩篇文章中，其實正是在說我為什么一再反對過于偏激的怨恨，以及一直在提出極端批評容易害人害己。

　　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到拉克申的《俄羅斯與俄羅斯人在埋葬自己》。

　　僅從拉克申這題目也能看出，俄羅斯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了，他們在仇恨中想要索取無限自由，最終連基礎自由都沒有了。

　　這一點，這個國家五位獲得諾獎的作家命運，就是最好的鏡子。

　　在“”那篇文章中，我講了契訶夫，開頭就提到他的作品《帶閣樓的房子》。其實，這部小說中的主角，即作為傳統貴族的莉達和“我”這個畫家，就有巨大爭執——“改造沙皇統治”VS“建立新政府”。

　　莉達盡管也對現實有不滿，也有質疑，但她還是相信沙俄政府，她努力地盡著自己力量，來修補和改造社會，推動各項變革，來實現社會進步；

　　“我”這個畫家就不同了，除了怨恨，就是躺平。要么主張“無為而治”，要么追求推翻沙俄統治。

　　主要原因，就是“我”太自戀了，認為自己太牛逼了，對社會貢獻太多了，最后，面對建立新政府的機會渺茫，內心的仇怨也就更重了。

　　這兩人關系是沒辦法調和，在各種事情上都無法形成共識。

　　比如，“我”在教農民讀書識字上，在設立醫務所上，就認為這不能消除愚昧，這不能降低死亡率。

　　說白了，“我”對當時的教育和醫療的改革，是全盤否定，主張不作為，認為做了白做。

　　對此，莉達說了一句話，這些年，我記憶深刻，視為人生警示：

　　“有些人想為自己的冷漠辯解，總是發表這類妙論。”

　　“否定醫院和學校，比給人治病和教書容易得多。”

　　這些話，后來也成了我寫作時的價值對照。

　　上面我說的這些，很多普通讀者看不下去。抱歉，這其實這才我最想寫的文字。

　　公號不能寫純文學或者學術論文，但，太過流俗也是要自省的。

　　說回到孫立平新提出的“基于怨恨的偏執”，這文章中例舉了以賽亞·伯林《俄國思想家》中的觀點。

　　這本書，在這公號上我講過太多次。孫老師談到了書里的赫爾岑，這個俄國思想家，就覺能自己能拯救世界。

　　赫爾岑的自信和偏執，也曾令我既愛又恨。

　　不過，晚年的赫爾岑是有所自省的。以前，我寫過屠格涅夫與赫爾岑的和解，那次，屠格涅夫寫求和信說：“您已經過了55歲，我明年也滿50歲了。這年齡是和解的年齡。”

　　這個事，我在公號上這篇《》寫得很詳細。屠格涅夫這個猛男，狂批托爾斯泰、赫爾岑、岡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

　　但，40多歲以后，他發現自己就是活在“基于怨恨的偏執”之中。

　　赫爾岑與屠格涅夫成功和解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很倔強，直拒絕了屠格涅夫。

　　從某種意義講，陀氏這種俄羅斯文化旗幟堅決不愿諒，多少代表著俄羅斯精神對于仇恨的堅持態度。

　　說回到中國，我一直很喜歡魯迅，不過，在這方面，魯迅先生也有矛盾對立的地方。比如，他說過這么兩句：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 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 都不寬恕。”

　　后面這句是先生晚年寫的，這讓我一直在想，即便是魯迅這樣的文化旗幟，對待仇恨的方式，也與俄國知識分子有很大的相似性。

　　我最尊重魯迅，但，我也不會全部盲從魯迅。這個時代，我們得有勇氣為五四人物的精神再增加點自己的東西。

　　想到孫立平觀點，想到這些文化人物，我們今天是不是應該集體反思一下：我們還應該活在“基于怨恨的偏執”之中嗎？我們如何能像像英國、法國知識分子那樣在寬容中抵達更大的自由境界。

　　孫立平借此“對一個民族的矛盾與扭曲”進行反思，難得的是，他把這個宏大命題落在一個很普適且通俗的觀點“專門盯著對方的缺點，最終誤導的一定是自己”。

　　這是令我極為共情的。

　　作為批評者，我也在反思，那種“為了批評而批評”到底還有多少理性和正當性？

　　如果說“批評也是建設”的道理，我們能不能也接受“贊揚也有理性”的客觀性？

　　我的新書《不負經典》封面上有兩個名字，都是中國作協的副主席，一個是作序者，一個是推薦者。

　　之前，給大家推介這本書時，我從來都沒有提過他們。

　　倒是后臺偶爾有偏激者說，老將，要是沒有這樣“位高權重”的推薦者，我就會買你書了。

　　說實話，這樣的人，令我極為憎惡！

　　不用看他們信息，我敢絕對判斷，他們永遠不會打賞不會購買，只會挑刺只出惡語。

　　當一個人的公共身份標識不符合他的欣賞標準，就把怨恨發泄到人家身上，牽連到更多的相關人和事上，這類人，在我看來就是偏執狂，隨時失去理性，會成為公共敵人。

　　我新書封面上那兩個作家，為人為文，令我我極度敬重。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作品，是我無限仰望的。

　　我書里有大量批評，指向的人和作品，甚至都與他們工作有相關性。從某種意義講，他們愿意為我寫序和推薦，就是一種寬容和坦蕩。

　　說到底，這就是因為思想共鳴和價值共情。

　　我們在交流當下文學時，推薦的那位先生曾對當下那種“為了批評而批評”的現象提出了質疑。

　　這無疑是理性的。試想，我給大家推薦經典作品，聚焦在茅獎作品上，如果全是批評，給大家講的全都是爛作品，那大家花時間看這些爛作品還有意義嗎？看我評爛作品還有意義嗎？

　　如此浪費大家時間，是不是一種可恥的犯罪。大家不就只是等同于在看我的一家之言了嗎？

　　當下，有些所謂的批評家，對一切作品和作家，都是批評和攻擊。我甚至看到他們把《白鹿原》也批得一無是處。

　　有一些野生攻擊者對文壇現象的批評，已經失去基本理性，甚至造成作家群體性污名。我雖然從沒融入到那些圈層，但依然認為，這就是“基于怨恨的偏執”。

　　“基于怨恨的偏執”最后的結果，就是在挑別人缺點的狂歡中，誤導了自己。

　　事實上，這些批評者從來都沒有寫進入創作的沉靜狀態，最后拿出令人信服的作品。

　　對個體來說，文化競爭到最后拼的一定是作品本身。

　　謾罵和攻擊，離真正的好作品，肯定是有距離的。

　　所以，我還是堅持要寫些像今晚這樣的小眾文章，然而，溫和而堅定地追求能夠自己抵達的小自由。

　　我想，如果我們每個人的小自由都多了，這個社會不就有更大自由了嗎？

　　愿您，也在不斷積累自己的小自由。

　　全文完。共2580字。配合今天文章推薦書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