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大后方的“最強錢袋子”，來自黃浦江畔的金融天團

文│戴鞍鋼

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浴血奮戰的結果，也是大后方堅持抗戰的結果。其間，大后方的金融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活躍其中的來自上海的金融業人士和機構相當引人注目。

一江春水向西南

1938年初，滇緬公路的修建工程正式啟動。來自滇西二十八個縣的二十萬民眾，在抗日救國的信念鼓舞下，自帶口糧和工具，風餐露宿，劈石鑿巖，歷時十個月，在高山峽谷激流險灘上，沿滇西、緬北990千米的山野，用雙手和血汗修筑了這條生命線。

早在抗日戰爭爆發前，上海與云南就有著較為密切的商貿金融往來。1843年上海開埠后，很快發展成為中國內外貿易第一大港及工商業和金融中心城市。因其強大的港口吞吐和經濟輻射力，遠在西南邊陲的云南也被吸納為上海港的重要的內陸腹地。其間，漢口、重慶均是上海與云南經貿往來的主要中轉點。與滬漢渝滇之間商品流通擴大的同時，上述各地間的資金流轉空前活躍。1892-1901年重慶海關報告載：“上海每年多在夏初鴉片市場最旺時將款項以匯票兌到重慶，由重慶運進內地收購鴉片的生銀逐漸又返回重慶投資于購買洋貨”。與繁忙的貨物流通相輔而行，“銀兩從陸路和水路涌到四川的這個最重要市場和分配中心——重慶”，其中上海用匯票兌來的款項，數目之大竟使重慶票號感覺現銀太多而把匯費提高到12%，促使一部分商人采用對遠地交易貨物劃賬互相抵銷的辦法，否則從上海流入重慶的現銀“勢必更要大增”。經由重慶的中轉，“每年有大量1分銅元和銅錢運至農村，去購買個體農民的小批量鴉片”。

莫理循鏡頭下的中國云南

在此背景下滬漢渝滇之間的金融聯系，當時在華的莫里循曾有生動記載。1894年2月，莫里循乘輪船離開上海溯流而上，水陸兼程，歷時數月方才入滇。一路上，他目睹并親歷了沿途各地金融匯兌諸環節。“在中國西南，流通的錢幣是堅硬的銀錠和銅錢。銀子一般是每塊一兩或者多兩。兩者作為中國的錢幣單位盎司，大約相當于1400文到1500文的銅錢。總體上來說，我在旅途中發現，一兩值3先令，即是說40文相當于1便士。”他發現，跨省區的遠距離匯兌已經因借助剛發端不久的近代郵電業，而變得較為便捷和安全，“從漢口到重慶，我的錢是通過錢莊采取匯票的形式匯寄的。從重慶向西南而行，可以選擇匯票、電報或條銀的形式匯送。我隨身攜帶一些銀兩，其余的放在一個包裹里，交給重慶的一家郵局，由該郵局負責在指定的時間完整地匯到700英里遠的昆明，交到我的手中。在匯送時，我要申報銀兩數，并付給一些郵費，郵局則保證平安匯送到，否則就賠償損失。在中國西南，錢幣這樣就在充分信任和十分安全的情況下匯送的。我要補充的是，我的錢是在規定的時間里到達昆明的，但在我離開昆明前往大理府的情況就不是這樣的了。由于昆明和大理之間有電報線，因此錢幣由電報預先送到了。我到達大理時，錢幣已在那里等我多天了。”

運送郵件的云南郵差

滇渝間的這種交往途徑相當順暢，“重慶和水富（應譯敘府——引者）之間，至少有4家郵局。所有的郵局都寄送包裹，也寄送信和條銀，收取適當的費。230英里的路程，1斤重的包裹，收費50文。因此，寄一封信要付郵費50文，而重1斤的幾封信所付的郵費也不過是一封信的郵費。從重慶到昆明630英里遠的路程，每封信的郵費是200文。1斤或1斤以下的包裹，郵費是350文。如果要匯寄銀塊，那么每10兩的特別郵費是350文，這與9便士匯寄30先令或2.5%的匯費相當，其中包括郵費、掛號費、保價費和保險費。”

但總的說來，抗日戰爭爆發前，上海與云南的金融往來主要表現為服務于商貿往來的資金融通，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尚無上海的金融業來滇設立分支機構，就地拓展金融業務的。

金融格局起變化

位于昆明南屏街的中國僑民銀公司

鴉片戰爭后，中國傳統社會經濟逐漸發生明顯變化，但落后、混亂的貨幣制度，阻礙了國內商品市場的發展，內地城鄉更受其苦。1928年，銀行家陳光甫感嘆：“中國幣制頗為復雜，一省有一省之幣制，一縣有一縣之幣制，甚至一幫亦有一幫之幣制，加以各省所發鈔票有大洋，有小洋，有兌換者，有不兌換者，情形又各不同，此為世界各國所絕無而為中國所獨有。”在1935年幣制改革前，中國市場沒有統一的貨幣，有銀兩，又有銀元，還有各種銅幣和貶值紙幣。單就銀兩一項而言，“全國之銀兩因其重量及成色各不相同，遂有七十二種不同之標準，為七十二大商埠所通用，然此尚未盡行包括此七十二處所用之銀兩，蓋同一商埠因有各種不同交易，恒有各種不同銀兩，而較小之城市又有其自己通用之銀兩”。

1935年的幣制改革，無疑有利于省外的金融機構來滇拓展業務。云南省檔案館館藏資料載：“中央法幣，二十五年（即1936年——引者）中央軍入滇，中、中、交行之紙票始隨軍輸入，中農仍不多見。中央規定每元兌新滇幣二元。輸入之初，每元只值新幣一元六角至一元八角，尚須富行（指云南省省立銀行“富滇新銀行”——引者）代兌，方勉強行使。繼經奉令推行法幣，于各縣設立法幣兌換所，以事推行。其一元以下者，即已通用無阻，迨中央、中農各行來滇成立分行后，五元以上法幣，亦次第通行矣。”時至1938年，“除少數邊遠特殊區域外，法幣已通行無阻矣”。

民國昆明銀行大樓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云南作為大后方之一，在軍事、經濟等方面重要的戰略地位凸現，“商業之繁榮，有代替往日"上海"之趨勢”，金融方面的需求劇增，為省外的金融機構來滇拓展業務提供了契機。戰后，中央銀行昆明分行的業務報告對此曾有追述：“查昆明地居邊陲，經濟地位素非重要。自抗戰軍興，沿海各省相繼淪陷，中央各機關及戰區內工廠、學校、義民逐漸西遷，以西南、西北諸省為抗戰之根據地，昆明成為國際交通之樞紐。”隨著戰局的演變，云南的地位更顯重要：“殆至二十七年（即1938年——引者）春間，武漢告急，戰局西移，工廠、銀行內遷者日眾。其后武漢、廣州相繼淪陷，我國對外交通不絕如縷，昆明地位因時勢推移之故，益形重要。殆自滇緬路通車后，昆明成為中外交通之唯一門戶，國內外物資往來胥賴于此，一時市廛繁盛，工商輻輳，全國同業由戰前之七家，至二十七年增為十二家，勝利時增為四十二家。”

位于云南瑞麗畹町的民國中央銀行舊址

云南省檔案館館藏資料亦載：“法幣施行以后，中央銀行始來滇設立分行。抗戰軍興，各外埠銀行以滇為后方重鎮，相率來滇籌設分支行及辦事處。”《1931年以后云南金融概況》描述：抗戰爆發后，“沿江沿海之資金，陸續注入本省，資金集中，金融異常活躍，貨幣流通速率大增，利率亦隨之增漲。普通貸款息率，已由一分二厘增至二分五厘”。1938年5月2日，金城銀行昆明分行開業，“經理吳肖園，將在蒙自設辦事處”；另有“在籌備中之西南興業公司，資本定五百萬元，系滇省官紳與上海企業家合作，將來亦有銀行部設立”。《金城銀行沿革簡報》載：“戰前滇省因遠在西陲，交通條件、經濟開發諸多不便，該行原無分支機構和設置，自國府西遷，東南沿海口岸相繼陷落，云南地位對內一躍而為陪都屏障，對外成為國際交通樞紐。內遷工廠、學校、團體、機關紛紛以此為集中地，人口劇增，商業繁榮，一日千里，蔚為戰時商業、文化、經濟、金融、交通重心。該行為應事勢之需要，二十七年春，吳經理肖園銜命來昆籌備，五月正式成立昆明支行于金碧路。三十二年春遷南屏街今址。復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云南大學兩校為我國有數最高學府，莘莘學子負笈遠來，爰本服務教育之旨，同時于該兩校設立儲蓄分處。至業務方面，悉恪遵政府法令，專營存放匯兌儲蓄一切商業銀行業務。頻年以來，在本省當局指導維護之下，日有發皇。內部系統系依照該行支行組織規程，經副理之下，分會計、營業、出納、事務四課，各課置主任一人，辦事員若干人，分辦各部事務。助員、練習各若干人，助理各部事務云。”

由陳光甫創辦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舊影

1938年6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昆明“已租定馬市口寅生堂藥店房屋，從事修葺，經理一職尚未發表何人”。當時的昆明，“以各機關遷來，人口激增，房租騰貴，與港滬相近矣。普通房屋數間，需五六十元月租，再加五六百元押租”。同年10月10日，“上海銀行昆明分行開幕，經理程順之”。“時值抗戰開始，昆明為云南省會，距戰區遙遠，有滇越鐵路直達安南海防，由此海口，可轉往香港、上海，成為后方重鎮。戰區公私機關、學校及避難人士，紛紛遷來此地。開辦滇行（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昆明分行——引者），即所以為若輩服務，并與西南一帶聯行互相聯絡。”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昆明分行除金融業務外，還想方設法安排職工的各項業余活動，該行《海光》月刊曾以“滇行雙十節平劇公演概述”為題載：“滇行為謀同仁公余正當娛樂起見，在民國三十年曾組織智育、體育、旅行、平劇等各組。數年來，智育組訂購各種有益身心之書籍報紙，以供同仁閱覽。體育組，有足、籃、乒乓球類，曾參加各集團比賽，著有名望。旅行方面，利用假期游覽各名勝，如黑龍潭、西山、溫泉、石林等風景區。平劇組，計有行、社、公司約十余位參加，學習皮簧，頗有進步。三十年雙十節，適逢滇行三周年紀念，平劇組曾發起平劇彩排慶祝。”1941年6月，該分行“在下關設辦事處，營運資金國幣十萬元，主任陳克恭；1942年5月撤昆，1945年5月復業。并于滇西保山設辦事處，后因戰事影響，1942年5月撤銷”。

1941年，中國銀行總處運輸處周年紀念合影。為了保證鈔券運輸的安全，保障戰時金融穩定，中國銀行于1940年10月成立臨時運輸處，于滇緬公路自行辦理戰時鈔券的內運工作。

1938年11月，中國銀行昆明支行開業，經理朱季遠。1939年3月，交通銀行昆明分行開業，經理方鏡清。1939年10月，浙江興業銀行在昆明設分理處，營運資金國幣十六萬元，經理陳夷清”。1943年9月，交通銀行昆明分行城中辦事處開業，主任華亞雄。

助抗戰一臂之力

銀行家合影：前排宋漢章（左一）、張嘉璈（左二）、錢新之（右一）；后排陳光甫（右）、李銘（中）

抗戰時期在昆明開業的上海金融業的分支機構，因其源自中國近代金融業最先起步的上海，其業務經營的各個方面，較之近代金融業后發之地的云南及四川等地的同行，均要顯得更為規范和更有效率，也為當時人所矚目。戰后的《中央銀行昆明分行業務報告》，曾以“同業狀況”項下，專列“業務分析及比較”對此有較具體的論述：

“查昆明市商業銀行，按其彼此關系，可分為三大派：即云南幫、上海幫、四川幫。就資力而言，云南幫為最殷實，其余二幫次之；就業務而言，以上海幫為最穩健，其余二幫次之。茲就存款、放款及透支、組織及人事、資產、最近業務政策及會計處理各項比較如下：

（甲）關于吸收存款者——就各幫之存戶觀之，人事地理關系，最為重要。云南幫各行存戶，多限于本地行號及私人，外省行莊及私人存款較少；上海幫各行，往來戶多系較有地位及江浙一帶之私人或行號，與本地人士往來殊少，對于存戶亦不過分拉攏；四川幫各行，對于吸收存款，極為重視，其往來各戶大部為川省私人或川幫行號，然外省與本地人士，亦頗不少。

（乙）關于放款及透支者——云南幫各行，透支額甚大，放款次之，貼現更少，整個放款業務，似欠穩健；上海幫各行，透支較少，貼現放款等較多，手續規定嚴格，故亦較為健全；四川幫各行，放款業務較少，大部均以調往重慶總行為主。

（丙）組織及人事言——云南幫組織率均龐大，用人甚多，惟人員辦事能力，并不甚強；上海幫各行，則皆組織簡單，用人經濟，其人員工作效率較高；四川幫各行，組織與上海幫相仿，但所用人員之能力略同云南幫，其效率不及上海幫各行之高。

（丁）關于資產者——云南幫各行，資產均極殷實，其中尤以房地產為主；上海幫各行，以總行均在外省，故在本市并無房地產，其所用行務均系租賃，然資產穩實，信用良好；四川幫各行，則介乎本地幫與上海幫之間。

（戊）關于業務政策者——云南幫各行，自勝利以還，積極向口岸發展，故最近在外省成立或恢復之分支行甚多；上海幫則采取收縮或保守政策，故現在云南省內分支機構，均以昆明市為限；四川幫各行，大致與上海幫各行相近似。

（己）關于會計處理者——云南幫各行會計處理，與四川幫各行相似，均不若上海幫各行之健全。

基于于以上種種之原因，故各幫經常調頭寸，以四川幫（除聚興誠及和成外）各行最緊，云南幫（除富滇新及興文外）各行次之，上海幫各行頭寸頗寬，因此如遇昆明及重慶市場同時均發生波動，各行頭寸，最先感恐慌者，必為四川幫各行，因其頭寸平時均調往重慶，如兩地同時發生恐慌，應付自必極度困難也。至于云南幫各行中，雖有一部分行，其經常調頭寸，并不甚寬，但其資產充實，在本地信用較佳，且其存戶大部均為本地行號，及人事通融較易。再者，其負責人士，多系當地富紳，個人資力極為充沛，臨時調劑，可無困難也。"

抗戰時期上海金融業在滇機構，在當地金融業各項具體經營領域的示范和引領，以及在穩定大后方金融秩序、努力支撐艱苦抗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見一斑，也是不應遺忘的。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